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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分成階級，不如說是分成某些等級。等級間的隔閡並不比中國人與外夷之間的隔閡更好克服。只有通過攻讀儒家著作並經過科舉考試的核實才能跨越它們。中國社會學家強調這制度的靈活性以及世襲在其中不起作用。但這種讀書做官的過程中也包括著分隔的規則：官員哪怕出身平民，通過皇帝的授權也變成了這些規則擔保人，而皇帝又要對上天負責保證規則的實施，因為他是受天命來保護這些規則的。任何人都擺脫不了這樣一個秩序。
當然，中國同從朝鮮到緬甸的屬國以及如印度、菲律賓、爪哇等傳統顧客一起組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給自足的整體。這個集團雖然在習慣上一成不變，但還是活躍熱鬧的；它禁止對外貿易，但內部的貿易卻很廣泛。它組成了布魯代爾所說的"經濟世界"。只是這個經濟世界不像英國經濟那樣發生爆炸，因為它缺少"足夠強大的、能使核心升壓的外圍地區"。中國控制的經濟力量因為沒有真正的競爭對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國意識形態的左右。巴拉茲指出，在中國只有當政治秩序被嚴重動搖時才會出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
無論從倫理上還是從政治上看，"隔離群"這個說法在這裡並不真正適用。乾隆時的中國實行漢、滿、藏、蒙等民族的共處。許多用這四種文字寫的18世紀時的碑文就可證明這點：這四種文字可占一面，常常還刻著乾隆的手跡。
但中國仍然是一個內部分成等級、四周用牆圍住的國家。馬戛爾尼使團把一個全球自由來往的社會同一個封閉隔離的社會對立起來了。開放的帝國對封閉的帝國。
雙方都斷言自己優越。中國認為自己的文化從本質上就高人一籌，並以損害屬國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廣。英國說自己的文化優秀，因為這是現代的，也就是說建立在科學、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貿易之道的基礎上的文化。兩種語言無法溝通。雙方都誤解，雙方都互相瞧不起。
我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原來領先於其他文明好幾個世紀，為什麼它會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失去這種優勢呢？馬戛爾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兩種解釋。正當西方各國投向廣闊的世界時，中國卻閉關自守起來。當歐洲的革新層出不窮時，中國卻在頑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現。
相對的靜止
孩子們在自動電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來，他們便下來了。要是往上走，他們就停在原處。只有幾級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類漫長的隊列中，各個國家也是這樣：靜止不動的國家向下退，不緊不慢地前進的國家停滯不前，只有那些緊跑的國家才會前進。
這種相對的運動與靜止，我們只有經過長期的比較才能發現。18世紀的中國發生過許多事情：一位畢生從事研究這段歷史的漢學家在把這個帝國看成停滯不前時可能會感到猶豫不決。相反，一位研究英國文化的學者可能會對同一世紀裡英國國力的發展無動於衷，因為他只看到這個國家裡的苦難與不足，看到被無情的圈地法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的農民，看到那裡的破屋、暴亂、咄咄逼人的寡頭勢力，看到它對美國起義軍與對法戰爭的失敗，看到總是低於百分之二的發展速度（這同我們"輝煌的百分之三十"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但比較結果卻發現英國的農業迅速地完成了現代化，而在同一時期，大多數法國農民像中世紀一樣地生活；通過大銀行家、大工業和大宗買賣的協同作用，英國不但對其他各洲，就是對歐洲其他各國的領先地位也越來越明顯了。
當兩條直線越離越遠時，開始時幾乎發現不了的差距最後也會變得十分巨大。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最顯示出一個正在上升的西方與一個自認為統治世界，實際上已經沉睡不醒的帝國之間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時刻。
異國趣味的販賣者
馬戛爾尼赴華及其使命的失敗孕育著以後兩個世紀裡的對抗：西方與遠東的文化衝突；工業國與第三世界的衝突。
然而馬戛爾尼出使時獅子與龍的相遇使過分簡單的比較不再適用。中國繼續閉關鎖國，這從它自己的觀點看是合乎邏輯的。而英國想迫使中國開放時卻有些前後不一致了。馬戛爾尼及其夥伴不承認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這時他們並不比中國人看西方時表現得更為豁達。他們知道要去見一個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們接近後者時就像那些低級的船長或商人對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樣。他們有著當時的人--啟蒙時期的人--的目光。他們是技術和市場方面的冒險家。他們對善良的野蠻人與異國情調的高雅人一視同仁：都是他們做買賣的對手，是一件商品，一個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也不會去讀亞當·斯密著作的人。他們對去時上船的四位中國人與返回時搭乘的巴布亞人不加任何區分。
英國人像用玻璃飾物引誘黑人那樣用機械來引誘這個大孩子，這次他們可能花費了不少金幣。誘惑的代價非常昂貴，但做法是一樣的。只有一個細節不同，即他們沒有能誘惑中國人。東印度公司的一份報告在馬戛爾尼動身前告訴他："中國人極端迷信，當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這一點在他們到達當地時完全得到了證實。中國人討厭新鮮事物，這本身就是一種落後的表現：這同時也說明他們拒絕承認各種文化有權表現出差異。
當然，中國同從朝鮮到緬甸的屬國以及如印度、菲律賓、爪哇等傳統顧客一起組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給自足的整體。這個集團雖然在習慣上一成不變，但還是活躍熱鬧的；它禁止對外貿易，但內部的貿易卻很廣泛。它組成了布魯代爾所說的"經濟世界"。只是這個經濟世界不像英國經濟那樣發生爆炸，因為它缺少"足夠強大的、能使核心升壓的外圍地區"。中國控制的經濟力量因為沒有真正的競爭對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國意識形態的左右。巴拉茲指出，在中國只有當政治秩序被嚴重動搖時才會出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
無論從倫理上還是從政治上看，"隔離群"這個說法在這裡並不真正適用。乾隆時的中國實行漢、滿、藏、蒙等民族的共處。許多用這四種文字寫的18世紀時的碑文就可證明這點：這四種文字可占一面，常常還刻著乾隆的手跡。
但中國仍然是一個內部分成等級、四周用牆圍住的國家。馬戛爾尼使團把一個全球自由來往的社會同一個封閉隔離的社會對立起來了。開放的帝國對封閉的帝國。
雙方都斷言自己優越。中國認為自己的文化從本質上就高人一籌，並以損害屬國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廣。英國說自己的文化優秀，因為這是現代的，也就是說建立在科學、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貿易之道的基礎上的文化。兩種語言無法溝通。雙方都誤解，雙方都互相瞧不起。
我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原來領先於其他文明好幾個世紀，為什麼它會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失去這種優勢呢？馬戛爾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兩種解釋。正當西方各國投向廣闊的世界時，中國卻閉關自守起來。當歐洲的革新層出不窮時，中國卻在頑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現。
相對的靜止
孩子們在自動電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來，他們便下來了。要是往上走，他們就停在原處。只有幾級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類漫長的隊列中，各個國家也是這樣：靜止不動的國家向下退，不緊不慢地前進的國家停滯不前，只有那些緊跑的國家才會前進。
這種相對的運動與靜止，我們只有經過長期的比較才能發現。18世紀的中國發生過許多事情：一位畢生從事研究這段歷史的漢學家在把這個帝國看成停滯不前時可能會感到猶豫不決。相反，一位研究英國文化的學者可能會對同一世紀裡英國國力的發展無動於衷，因為他只看到這個國家裡的苦難與不足，看到被無情的圈地法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的農民，看到那裡的破屋、暴亂、咄咄逼人的寡頭勢力，看到它對美國起義軍與對法戰爭的失敗，看到總是低於百分之二的發展速度（這同我們"輝煌的百分之三十"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但比較結果卻發現英國的農業迅速地完成了現代化，而在同一時期，大多數法國農民像中世紀一樣地生活；通過大銀行家、大工業和大宗買賣的協同作用，英國不但對其他各洲，就是對歐洲其他各國的領先地位也越來越明顯了。
當兩條直線越離越遠時，開始時幾乎發現不了的差距最後也會變得十分巨大。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最顯示出一個正在上升的西方與一個自認為統治世界，實際上已經沉睡不醒的帝國之間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時刻。
異國趣味的販賣者
馬戛爾尼赴華及其使命的失敗孕育著以後兩個世紀裡的對抗：西方與遠東的文化衝突；工業國與第三世界的衝突。
然而馬戛爾尼出使時獅子與龍的相遇使過分簡單的比較不再適用。中國繼續閉關鎖國，這從它自己的觀點看是合乎邏輯的。而英國想迫使中國開放時卻有些前後不一致了。馬戛爾尼及其夥伴不承認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這時他們並不比中國人看西方時表現得更為豁達。他們知道要去見一個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們接近後者時就像那些低級的船長或商人對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樣。他們有著當時的人--啟蒙時期的人--的目光。他們是技術和市場方面的冒險家。他們對善良的野蠻人與異國情調的高雅人一視同仁：都是他們做買賣的對手，是一件商品，一個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也不會去讀亞當·斯密著作的人。他們對去時上船的四位中國人與返回時搭乘的巴布亞人不加任何區分。
英國人像用玻璃飾物引誘黑人那樣用機械來引誘這個大孩子，這次他們可能花費了不少金幣。誘惑的代價非常昂貴，但做法是一樣的。只有一個細節不同，即他們沒有能誘惑中國人。東印度公司的一份報告在馬戛爾尼動身前告訴他："中國人極端迷信，當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這一點在他們到達當地時完全得到了證實。中國人討厭新鮮事物，這本身就是一種落後的表現：這同時也說明他們拒絕承認各種文化有權表現出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