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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使霍姆斯這位不會拐彎抹角的士兵感到震驚。會是這些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嗎？他們見到一門臼炮空放時也要嚇得魂不附體。他們對你表示尊重，但不讓你獨自在城裡走出一步：難以想像的多疑！他們又是多麼無知呀！"中國人無法相信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別的民族存在。"
安德遜、赫脫南、霍姆斯都是些無足輕重的見證人，但他們讓人意識到還有許多其他這樣的見證人，在他們之後耶穌會士與"哲學家"們建造起來的大廈就塌陷了，代之出現的是一個落後衰敗同高級文明的聲譽不相符的國家。
10年之後的巴羅
使團回國後10年，當巴羅發表他的野心勃勃的報告時，中英間的局勢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維持到乾隆死時的英中關係在嘉慶統冶時大為疏遠，當時中華帝國正遭到越來越強烈的震撼。巴羅並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為同拿破崙的法國在打仗，他需要吹噓英國的優越。給讀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書里批評中國的那部分內容。《愛丁堡評論》這份十分嚴肅的雜誌歡呼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們把婦女關閉起來，並給她們裹腳，他們殘殺嬰兒，並犯有其他違情悖理的罪行。他們無法接受精密科學和自然哲學，並對最必不可少的工藝技術一竅不通。他們的社會關係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的基礎之上。他們"膽怯、骯髒並殘酷"。最後，中國人"不從事體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沒命地賭博"。他們的語言呢？"幾千年以來，中國人像家禽那樣嘰嘰喳喳地叫著，而不會像人那樣說話"。總之，"巴羅先生的偉大功績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評論的直率"。
小斯當東長大了
應由使節的扈從來完成這種令人心碎的修正，並用他的無與倫比的漢語知識來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團的使命結束後，他繼續關心著中國問題。他在準備報復。從1798年至1816年，他長期住在廣州，先是作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後來是專員，最後當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歲時發現了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總抱怨中國官員斷案時隨心所欲，這本西方人以前從未讀到過的法典可能是中國官員斷案時的依據。他將用10年時間來翻譯它，並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冊。《評論季刊》的書評把此書的翻譯出版看成是一樁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語的著作。
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馬斯·斯當東成為一位熟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專家。遣使會教士里什內在1810年給他寫信說："您經驗豐富、又經過無數的鬥爭，所以肯定了解中國官員的種種權術；您對他們來說是個可怕的對手。"這位神父了解他：托馬斯同中國的關係是對立雙方的關係。這是文化領域裡的宣戰。
托馬斯勳爵在他譯著的前言中說得非常直截了當："馬戛爾尼勳爵和他的使團在中國的短暫逗留足以使他們發現：中國人所吹噓並得到許多歐洲歷史學家承認的中國對其他民族的優勢全然是騙人的。"
小斯當東的教訓沒有被人忽視。嚴肅的雜誌紛紛作出了它們的結論，《愛丁堡評論》當時寫道："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的明白無誤的見證。作者在他的精闢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傳教士在介紹中國的書中傳播的那些別致的觀點完全經不起現實的推敲。在歐洲人最近進展最快的那些領域裡中國人的知識十分缺乏。"
"不進則退"
這道鴻溝不但區分了烏托邦的中國和真實的中國，而且隔開了真實的中國和歐洲。大家越來越認識到："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馬戛爾尼在使團返英後幾乎一字不差地這樣說過。從中國回來15年之後，他的觀點儘管沒有公開，但已在報刊上到處可見。
那份著名的蘇格蘭雜誌的撰稿人提出："中國人的精神狀況可以成為最奇怪的研究課題，這將超過迄今為止最好的遊記而引起我們深入思考。這就是中國人，昔日他們還是人類無與倫比的精英，今天已降為人類學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細緻並不斷干涉個人的行為；這並不能只歸因於所有的極權政治都喜歡出來對制定規章的過分熱情之上；而只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印象："中國尚未達到社會普遍發展的某個階段"。在中國，"個人的榮譽感並不存在"。這是"這個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嚴重的譴責"。而"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於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在馬戛爾尼訪華後，大家了解的中國的情況反過來損及了這個國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爾泰曾經嚴肅地表示過："使中國人超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東西是：無論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風俗習慣，或是他們的文人所說的語言四千年以來都沒有變過。"在英國人的實用主義目光中看來這純屬開玩笑，讓它繼續下去則同他們正在宣傳的並且還要大聲地在全世界宣傳下去的對自由和進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應該毀掉迦太基"
安德遜、赫脫南、霍姆斯都是些無足輕重的見證人，但他們讓人意識到還有許多其他這樣的見證人，在他們之後耶穌會士與"哲學家"們建造起來的大廈就塌陷了，代之出現的是一個落後衰敗同高級文明的聲譽不相符的國家。
10年之後的巴羅
使團回國後10年，當巴羅發表他的野心勃勃的報告時，中英間的局勢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維持到乾隆死時的英中關係在嘉慶統冶時大為疏遠，當時中華帝國正遭到越來越強烈的震撼。巴羅並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為同拿破崙的法國在打仗，他需要吹噓英國的優越。給讀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書里批評中國的那部分內容。《愛丁堡評論》這份十分嚴肅的雜誌歡呼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們把婦女關閉起來，並給她們裹腳，他們殘殺嬰兒，並犯有其他違情悖理的罪行。他們無法接受精密科學和自然哲學，並對最必不可少的工藝技術一竅不通。他們的社會關係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的基礎之上。他們"膽怯、骯髒並殘酷"。最後，中國人"不從事體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沒命地賭博"。他們的語言呢？"幾千年以來，中國人像家禽那樣嘰嘰喳喳地叫著，而不會像人那樣說話"。總之，"巴羅先生的偉大功績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評論的直率"。
小斯當東長大了
應由使節的扈從來完成這種令人心碎的修正，並用他的無與倫比的漢語知識來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團的使命結束後，他繼續關心著中國問題。他在準備報復。從1798年至1816年，他長期住在廣州，先是作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後來是專員，最後當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歲時發現了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總抱怨中國官員斷案時隨心所欲，這本西方人以前從未讀到過的法典可能是中國官員斷案時的依據。他將用10年時間來翻譯它，並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冊。《評論季刊》的書評把此書的翻譯出版看成是一樁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語的著作。
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馬斯·斯當東成為一位熟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專家。遣使會教士里什內在1810年給他寫信說："您經驗豐富、又經過無數的鬥爭，所以肯定了解中國官員的種種權術；您對他們來說是個可怕的對手。"這位神父了解他：托馬斯同中國的關係是對立雙方的關係。這是文化領域裡的宣戰。
托馬斯勳爵在他譯著的前言中說得非常直截了當："馬戛爾尼勳爵和他的使團在中國的短暫逗留足以使他們發現：中國人所吹噓並得到許多歐洲歷史學家承認的中國對其他民族的優勢全然是騙人的。"
小斯當東的教訓沒有被人忽視。嚴肅的雜誌紛紛作出了它們的結論，《愛丁堡評論》當時寫道："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的明白無誤的見證。作者在他的精闢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傳教士在介紹中國的書中傳播的那些別致的觀點完全經不起現實的推敲。在歐洲人最近進展最快的那些領域裡中國人的知識十分缺乏。"
"不進則退"
這道鴻溝不但區分了烏托邦的中國和真實的中國，而且隔開了真實的中國和歐洲。大家越來越認識到："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馬戛爾尼在使團返英後幾乎一字不差地這樣說過。從中國回來15年之後，他的觀點儘管沒有公開，但已在報刊上到處可見。
那份著名的蘇格蘭雜誌的撰稿人提出："中國人的精神狀況可以成為最奇怪的研究課題，這將超過迄今為止最好的遊記而引起我們深入思考。這就是中國人，昔日他們還是人類無與倫比的精英，今天已降為人類學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細緻並不斷干涉個人的行為；這並不能只歸因於所有的極權政治都喜歡出來對制定規章的過分熱情之上；而只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印象："中國尚未達到社會普遍發展的某個階段"。在中國，"個人的榮譽感並不存在"。這是"這個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嚴重的譴責"。而"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於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在馬戛爾尼訪華後，大家了解的中國的情況反過來損及了這個國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爾泰曾經嚴肅地表示過："使中國人超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東西是：無論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風俗習慣，或是他們的文人所說的語言四千年以來都沒有變過。"在英國人的實用主義目光中看來這純屬開玩笑，讓它繼續下去則同他們正在宣傳的並且還要大聲地在全世界宣傳下去的對自由和進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應該毀掉迦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