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頁
隨著周恩來的體力逐漸衰弱，鄧接管了越來越多的事務。一些中國人對此感到擔心，他們說鄧步子邁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鄧希望中國走上正軌。他感到時間緊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國已發生的一切，他知道誰已被害、誰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幹的將軍和政府官員仍被關在監獄裡，他了解人們已付出的代價，正象他自己家裡所付出的代價一樣、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產這種荒唐的做法對經濟的破壞，他知道軍隊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潛伏在毛身邊的“四人幫”正在用他們的惡毒思想來影響這位老人的意識，鄧深知這一切的危害。
儘管鄧聰敏能幹，但他無法撥快時鐘。由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的去世，以及後來人們為悼念周而爆發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四人幫”再次把鄧拉下馬來。但時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倒台了。鄧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說服和激烈的爭論，他再次掌了權。
這就是掌握中國前途的人。他順乎天意、人心，為履行他的職責，他不僅花了精力和發揮了獨創精神，而且實踐了他在新建縣步兵學校院子裡一晚又一晚散步時所構築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這些思想說來也很簡單。首先，使國家重新走上軌道，把“四人幫”及其支持者壓制下去(因為他們畢竟曾獲得黨內多數人的支持)。整頓軍隊，使工廠‘恢復生產，讓年輕人正常上學，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來，為他們平反昭雪，讓他們在社會上發揮有益的作用。
然後，再爭取實現最中心的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中國之外的許多人，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都認識不到這項目標的艱巨。靠小竅門或“大躍進”一類的口號是不可能實現這項目標的。中國什麼都需要：技術、科學、教育、消費品、食品等等。它還必須制止人口增長，才不致淹沒在嬰兒的人海之中。它必須使農業增產，不管用什麼方法，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對於這些任務，鄧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網，使他看到了——他帶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個沒有舊框框的中國真相。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但是，此時他們開始公開說，共產黨宣言己發表一百多年了，馬克思研究的社會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而且馬克思也從未研究過中國，他怎麼可能對一個他所處的十九世紀無法想像的技術超級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寧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沙皇俄國，而那與一九八五年的中國又有什麼聯繫呢？ 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封建農民社會，那也過去很長時間了。
然而，現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進。中國也必須有超音速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尋求現實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號和空話過日子了。正如黨的理論刊物《紅旗》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必須隨著時代發展。”
這是令人興奮的想法。倉促得出錯誤的結論是很容易的。老一輩的黨員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新長征”。隨著鄧小平讓那些參加過長征的傑出老人退休運動的開展，軍方也越來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復一年，鄧小平的勁頭越來越大。他在位於中國渤海灣海濱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水中遊了一會兒，接著對他的朋友說，他感到精神抖擻。他說，“我的任務是設法活得長一些”，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中國。
鄧在他的新長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這就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象他家那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中國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人之間的關係，從未象現在這樣因共同的經歷而變得如此密切。不僅象鄧這樣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年輕一代引進了新思想、新見識，他們的許多新思想和新見識出乎意料地來源於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美國學習。如果現在中國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業、利潤刺激、個體化和企業家精神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回國後，向他們的父母親介紹了他們對西方的親身感受。
在進行新長征的同時，中國實行了鄧小平所說的“開放政策”，經濟、技術和貿易實行開放，學習外國文化，其他思想體系和學習外國的技術，使中國得以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創造洋為中用的方法。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開放政策”不象中國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事實並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當時中國的首都還在長安(今天的西安)，中國號稱有多達一萬名外國人，這個大帝國的繁華首都里能看到各國的男女專家、藝術家、商人、學者等等。隨著最後一個朝代清政府的衰敗，孤立主義、閉關自守、排外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來都不是內向的。它向中國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國、法國、德國和俄國汲取各種思想和啟示。
正如歷史學家李銳所指出的，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毛“對西方不感興趣”；他的社會比較封閉，更符合前清的傳統。鄧則相反，他如饑似渴地尋求新思想，對中國從西方獲得的新東西非常感興趣。
儘管鄧聰敏能幹，但他無法撥快時鐘。由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的去世，以及後來人們為悼念周而爆發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四人幫”再次把鄧拉下馬來。但時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倒台了。鄧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說服和激烈的爭論，他再次掌了權。
這就是掌握中國前途的人。他順乎天意、人心，為履行他的職責，他不僅花了精力和發揮了獨創精神，而且實踐了他在新建縣步兵學校院子裡一晚又一晚散步時所構築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這些思想說來也很簡單。首先，使國家重新走上軌道，把“四人幫”及其支持者壓制下去(因為他們畢竟曾獲得黨內多數人的支持)。整頓軍隊，使工廠‘恢復生產，讓年輕人正常上學，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來，為他們平反昭雪，讓他們在社會上發揮有益的作用。
然後，再爭取實現最中心的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中國之外的許多人，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都認識不到這項目標的艱巨。靠小竅門或“大躍進”一類的口號是不可能實現這項目標的。中國什麼都需要：技術、科學、教育、消費品、食品等等。它還必須制止人口增長，才不致淹沒在嬰兒的人海之中。它必須使農業增產，不管用什麼方法，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對於這些任務，鄧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網，使他看到了——他帶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個沒有舊框框的中國真相。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但是，此時他們開始公開說，共產黨宣言己發表一百多年了，馬克思研究的社會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而且馬克思也從未研究過中國，他怎麼可能對一個他所處的十九世紀無法想像的技術超級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寧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沙皇俄國，而那與一九八五年的中國又有什麼聯繫呢？ 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封建農民社會，那也過去很長時間了。
然而，現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進。中國也必須有超音速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尋求現實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號和空話過日子了。正如黨的理論刊物《紅旗》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必須隨著時代發展。”
這是令人興奮的想法。倉促得出錯誤的結論是很容易的。老一輩的黨員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新長征”。隨著鄧小平讓那些參加過長征的傑出老人退休運動的開展，軍方也越來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復一年，鄧小平的勁頭越來越大。他在位於中國渤海灣海濱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水中遊了一會兒，接著對他的朋友說，他感到精神抖擻。他說，“我的任務是設法活得長一些”，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中國。
鄧在他的新長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這就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象他家那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中國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人之間的關係，從未象現在這樣因共同的經歷而變得如此密切。不僅象鄧這樣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年輕一代引進了新思想、新見識，他們的許多新思想和新見識出乎意料地來源於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美國學習。如果現在中國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業、利潤刺激、個體化和企業家精神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回國後，向他們的父母親介紹了他們對西方的親身感受。
在進行新長征的同時，中國實行了鄧小平所說的“開放政策”，經濟、技術和貿易實行開放，學習外國文化，其他思想體系和學習外國的技術，使中國得以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創造洋為中用的方法。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開放政策”不象中國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事實並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當時中國的首都還在長安(今天的西安)，中國號稱有多達一萬名外國人，這個大帝國的繁華首都里能看到各國的男女專家、藝術家、商人、學者等等。隨著最後一個朝代清政府的衰敗，孤立主義、閉關自守、排外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來都不是內向的。它向中國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國、法國、德國和俄國汲取各種思想和啟示。
正如歷史學家李銳所指出的，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毛“對西方不感興趣”；他的社會比較封閉，更符合前清的傳統。鄧則相反，他如饑似渴地尋求新思想，對中國從西方獲得的新東西非常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