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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沒有變。他還是襟懷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實實。他察覺到了大躍進的災難，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來。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廬山來時口袋裡揣著兩份不同的發言稿——彭德懷得勢時用一份，毛取勝時則用另一份。
麻煩就在後來。毛後來說鄧(和劉少奇)“見了我就象如喪考妣那樣”板著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領導人陳伯達所形容的那樣：“要與鄧小平平等討論問題，比架梯登天還難。”
這就是鄧，他反擊了，他採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問題時所採用的辦法，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奏效。他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頭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後，鄧銷聲匿跡。他被軟禁在家中，不許與外界聯繫。他的孩子們都四分五散，挨批鬥，並被選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他的長子鄧朴方被紅衛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斷了，下肢癱瘓，還不許就醫，造成了終身殘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鄧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後扶養他成人的繼母都被送到長徵啟程的江西。在江西，鄧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著的步兵學校里的一幢兩層樓房裡，那裡曾是校長的住房。象中國當時的所有學校一樣．這所步兵學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關閉了。
象許多參加過長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鄧小平過了三年這樣的監禁生活。他當時六十五歲，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爐子取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曾在雷諾汽車廠里做過工。此刻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機工手藝。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機廠里勞動，他操作機器、她則擦洗電線線圈。在二十分鐘的來迴路上，每次都有武裝看守監護。這條路很滑，鄧有時滑倒。沒有得到許可，他們是不准講話的。
下午，他們在自己園子裡勞動，養雞、種萊。他們把錢省下來，希望能把孩子們接到身邊來。他們最小的女兒毛毛(鄧榕)和幼子鄧梓方(他因皮膚黑而得綽號“小黑人”)在陝西農村的生產隊勞動。
鄧小平沒有受過拷打，還獲准從北京帶些書來。晚上，他看書，有時看馬、列的書，有時看中國歷史書籍，有時看中國文學或外國文學。他的繼母做針線活。他們從收音機里收聽晚間新聞。
他們漸漸地與一起勞動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這段漫長的禁閉時期，鄧打過橋牌嗎？ 看來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與纏綿病榻的妻子和年邁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繼母一起打。象延安時期的許多人那樣，鄧逐漸喜歡上了橋牌。一些國際橋牌手認為鄧打橋牌具有世界水平。當權後，幾乎天天打橋牌。萬里是他的牌友，萬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鬥爭對象。據說，有時他還與楊尚昆將軍打脾。另一個牌友是人大副秘書長丁光祿。紐約的橋牌冠軍凱薩琳·魏與鄧打過橋牌，稱鄧是橋牌好手。他告訴她：“打橋牌使我思維保持敏捷。”他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總是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後，他就鑽了起來。由於他的身材矮小，鑽桌子對他來說比較容易。
打橋牌和玩撲克牌在延安時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有時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來就不願停手。根據斯諾的看法，他是個“大賭徒，但不善於下大注嚇倒對方”，他打牌喜歡下大的(但是假的)賭注。海倫·斯諾報導說，毛常常一個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時地玩蘭米牌戲。
在“文化革命”中，鄧首先考慮的是他殘廢的長子的身體狀況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獲准把受傷的朴方帶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條件很差，躺在床上，編織鐵絲籃子，掙一點錢。接到江西後，在沒有充足的醫療設備的情況下，鄧夫婦和鄧的繼母盡力照顧這個年輕人。卓琳儘管自己身體不好，還親自看護她的兒子。鄧給他按摩，並幫他洗澡。以後，鄧開始請求當局把兒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適當的治療。直到一九七三年，鄧朴方才獲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後，鄧終於通過中國當時在紐約聯合國的代表黃華的幫忙而得以將鄧朴方送到美國去診治。美國醫生說，鄧朴方的治療耽誤太久，下肢已無法康復了。他現在擔任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理事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鄧和夫人被召去參加會議，聽政治報告。自一九六六年他們被捕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時，鄧朴方和毛毛都已與父母在一起生活了。當鄧和夫人由武裝警衛押送回家時，他們什麼也沒有說。然後，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著母親來到廚房。在廚房裡，母親悄悄地在女兒手上寫了四個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鄧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長的毛時代行將告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它的破壞性甚於一場戰爭，工業頹於崩潰，教育被取消，黨被搞得四分五裂。劉少奇等許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況愈下，他的思維和情緒不穩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幫”同夥暫時受挫，但準備捲土重來。周恩來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諸這個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本來，毛完全可以象他對待劉少奇那樣把鄧打得稀巴爛，或者象賀龍那樣，最後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沒有這樣做。他把鄧找回來，說鄧“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說他從來不會不加思索就直接處理問題，而是設法解決問題。他處理難題負責任。毛還說，鄧是個好戰士，懂得如何與俄國人斗。象鄧這樣的人才十分難得。
麻煩就在後來。毛後來說鄧(和劉少奇)“見了我就象如喪考妣那樣”板著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領導人陳伯達所形容的那樣：“要與鄧小平平等討論問題，比架梯登天還難。”
這就是鄧，他反擊了，他採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問題時所採用的辦法，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奏效。他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頭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後，鄧銷聲匿跡。他被軟禁在家中，不許與外界聯繫。他的孩子們都四分五散，挨批鬥，並被選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他的長子鄧朴方被紅衛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斷了，下肢癱瘓，還不許就醫，造成了終身殘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鄧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後扶養他成人的繼母都被送到長徵啟程的江西。在江西，鄧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著的步兵學校里的一幢兩層樓房裡，那裡曾是校長的住房。象中國當時的所有學校一樣．這所步兵學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關閉了。
象許多參加過長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鄧小平過了三年這樣的監禁生活。他當時六十五歲，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爐子取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曾在雷諾汽車廠里做過工。此刻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機工手藝。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機廠里勞動，他操作機器、她則擦洗電線線圈。在二十分鐘的來迴路上，每次都有武裝看守監護。這條路很滑，鄧有時滑倒。沒有得到許可，他們是不准講話的。
下午，他們在自己園子裡勞動，養雞、種萊。他們把錢省下來，希望能把孩子們接到身邊來。他們最小的女兒毛毛(鄧榕)和幼子鄧梓方(他因皮膚黑而得綽號“小黑人”)在陝西農村的生產隊勞動。
鄧小平沒有受過拷打，還獲准從北京帶些書來。晚上，他看書，有時看馬、列的書，有時看中國歷史書籍，有時看中國文學或外國文學。他的繼母做針線活。他們從收音機里收聽晚間新聞。
他們漸漸地與一起勞動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這段漫長的禁閉時期，鄧打過橋牌嗎？ 看來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與纏綿病榻的妻子和年邁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繼母一起打。象延安時期的許多人那樣，鄧逐漸喜歡上了橋牌。一些國際橋牌手認為鄧打橋牌具有世界水平。當權後，幾乎天天打橋牌。萬里是他的牌友，萬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鬥爭對象。據說，有時他還與楊尚昆將軍打脾。另一個牌友是人大副秘書長丁光祿。紐約的橋牌冠軍凱薩琳·魏與鄧打過橋牌，稱鄧是橋牌好手。他告訴她：“打橋牌使我思維保持敏捷。”他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總是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後，他就鑽了起來。由於他的身材矮小，鑽桌子對他來說比較容易。
打橋牌和玩撲克牌在延安時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有時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來就不願停手。根據斯諾的看法，他是個“大賭徒，但不善於下大注嚇倒對方”，他打牌喜歡下大的(但是假的)賭注。海倫·斯諾報導說，毛常常一個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時地玩蘭米牌戲。
在“文化革命”中，鄧首先考慮的是他殘廢的長子的身體狀況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獲准把受傷的朴方帶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條件很差，躺在床上，編織鐵絲籃子，掙一點錢。接到江西後，在沒有充足的醫療設備的情況下，鄧夫婦和鄧的繼母盡力照顧這個年輕人。卓琳儘管自己身體不好，還親自看護她的兒子。鄧給他按摩，並幫他洗澡。以後，鄧開始請求當局把兒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適當的治療。直到一九七三年，鄧朴方才獲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後，鄧終於通過中國當時在紐約聯合國的代表黃華的幫忙而得以將鄧朴方送到美國去診治。美國醫生說，鄧朴方的治療耽誤太久，下肢已無法康復了。他現在擔任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理事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鄧和夫人被召去參加會議，聽政治報告。自一九六六年他們被捕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時，鄧朴方和毛毛都已與父母在一起生活了。當鄧和夫人由武裝警衛押送回家時，他們什麼也沒有說。然後，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著母親來到廚房。在廚房裡，母親悄悄地在女兒手上寫了四個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鄧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長的毛時代行將告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它的破壞性甚於一場戰爭，工業頹於崩潰，教育被取消，黨被搞得四分五裂。劉少奇等許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況愈下，他的思維和情緒不穩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幫”同夥暫時受挫，但準備捲土重來。周恩來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諸這個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本來，毛完全可以象他對待劉少奇那樣把鄧打得稀巴爛，或者象賀龍那樣，最後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沒有這樣做。他把鄧找回來，說鄧“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說他從來不會不加思索就直接處理問題，而是設法解決問題。他處理難題負責任。毛還說，鄧是個好戰士，懂得如何與俄國人斗。象鄧這樣的人才十分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