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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俘虜們被綁起來。博薩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繩子拴在一起，或者一個衛兵走在他們中間，手裡拿著繩子，像牽狗一樣牽著他們走。俘虜們被帶來審問，假如他們被當成探子，就要挨一頓打．然後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幾歲的年青人處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處死者的屍體躺在路邊。每個屍體上都別著一張紙，上面寫明死者的罪狀。
肖克滿懷熱情地懷念博薩哈持。他覺得欠了這位傳教士一筆人情債，因為博薩哈特曾幫助他識別地圖。五十年之後，肖克派人查尋博薩哈特，發現他還健在，住在英格蘭，已經八十八歲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報》頭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話說，他還清楚地記得他作為“第二個外國人”在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 第一個外國人是李德。)
博薩哈特頭一次見到賀龍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著。俘虜中聞有一個人稱“廖胖子”的年輕富翁。這時，一個被博薩哈特描寫為“相貌堂堂、留著黑鬍子”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這人就是賀龍。博薩哈特獲釋不久，被叫去給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博薩哈特是自學編織的，並因此而出名。他給紅軍戰士織過毛衣、圍巾和手套。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著德國的商標。博薩哈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搞來的。他得照著兩件童裝做——一件中式小內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畫了紙樣子，然後就用人們給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鏽鋼鉤針織起來了。
博薩哈持還沒完工，隊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後織好的小衣服交給了賀龍。
關於賀龍孩子衣服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到了延安，他們決定把那時已經一歲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賀捷生——意思是出生在勝利的時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舊柔軟的襯衣給捷生做了一些內衣褲。
博薩哈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著不放，大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為海曼伯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確榨出了不少所謂“罰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根據博薩哈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罰金為目的而俘虜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紅軍逼近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個上了年紀納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博薩哈待認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這麼長時間，都是由於一九三四年聖誕節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動。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他們壞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 貝蒂·斯塔姆這兩位美國人連同他們三個月的女兒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丟在——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報上把這孩子叫作“奇蹟嬰兒”。共產黨人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在博薩哈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內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二十八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他身體不結實，適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有時，博薩哈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穀倉里，睡在糧堆上。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板。
博薩哈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爭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最後，他喪失了生命。
二軍團正取道烏江附近的猴場由東向西穿過貴州。猴場的一個富裕房產主告訴博薩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軍隊”從那裡經過，隊伍里有兩個穿著講究的外國人，可能是俄國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個外國人，那麼，這人到底是誰，始終是個謎。
肖克很高興向西轉移。因為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貧窮落後了。鴉片是那裡的主要作物。無法在那個地方徵兵，除非部隊也要抽鴉片的人。那裡所有的人都抽鴉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鴉片煙吹到孩子的鼻子裡作為治療。紅軍有一條鐵的紀律：不准隊伍里有一個抽鴉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別的人，於是他們把這些人也招來，然後讓他們逐漸減少鴉片吸食量。醫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宣講，並且給他們注射硫磺液。一個月以後，大部分人的菸癮都戒了。
在長征途中喪失左臂的獨臂將軍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級軍事官員了，他長得矮胖而壯實，寬寬的臉膛上常帶著熱情的笑容，說話時聲音爽朗，舉止粗曠，喜歡揮動他那僅剩的一隻胳膊做誇張的手勢。他於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縣，家裡很窮，只有一畝一分地。八分地種水稻，三分地種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畝 )。靠這一點土地是養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紅軍。
肖克滿懷熱情地懷念博薩哈持。他覺得欠了這位傳教士一筆人情債，因為博薩哈特曾幫助他識別地圖。五十年之後，肖克派人查尋博薩哈特，發現他還健在，住在英格蘭，已經八十八歲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報》頭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話說，他還清楚地記得他作為“第二個外國人”在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 第一個外國人是李德。)
博薩哈特頭一次見到賀龍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著。俘虜中聞有一個人稱“廖胖子”的年輕富翁。這時，一個被博薩哈特描寫為“相貌堂堂、留著黑鬍子”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這人就是賀龍。博薩哈特獲釋不久，被叫去給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博薩哈特是自學編織的，並因此而出名。他給紅軍戰士織過毛衣、圍巾和手套。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著德國的商標。博薩哈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搞來的。他得照著兩件童裝做——一件中式小內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畫了紙樣子，然後就用人們給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鏽鋼鉤針織起來了。
博薩哈持還沒完工，隊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後織好的小衣服交給了賀龍。
關於賀龍孩子衣服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到了延安，他們決定把那時已經一歲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賀捷生——意思是出生在勝利的時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舊柔軟的襯衣給捷生做了一些內衣褲。
博薩哈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著不放，大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為海曼伯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確榨出了不少所謂“罰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根據博薩哈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罰金為目的而俘虜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紅軍逼近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個上了年紀納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博薩哈待認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這麼長時間，都是由於一九三四年聖誕節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動。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他們壞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 貝蒂·斯塔姆這兩位美國人連同他們三個月的女兒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丟在——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報上把這孩子叫作“奇蹟嬰兒”。共產黨人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在博薩哈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內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二十八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他身體不結實，適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有時，博薩哈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穀倉里，睡在糧堆上。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板。
博薩哈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爭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最後，他喪失了生命。
二軍團正取道烏江附近的猴場由東向西穿過貴州。猴場的一個富裕房產主告訴博薩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軍隊”從那裡經過，隊伍里有兩個穿著講究的外國人，可能是俄國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個外國人，那麼，這人到底是誰，始終是個謎。
肖克很高興向西轉移。因為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貧窮落後了。鴉片是那裡的主要作物。無法在那個地方徵兵，除非部隊也要抽鴉片的人。那裡所有的人都抽鴉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鴉片煙吹到孩子的鼻子裡作為治療。紅軍有一條鐵的紀律：不准隊伍里有一個抽鴉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別的人，於是他們把這些人也招來，然後讓他們逐漸減少鴉片吸食量。醫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宣講，並且給他們注射硫磺液。一個月以後，大部分人的菸癮都戒了。
在長征途中喪失左臂的獨臂將軍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級軍事官員了，他長得矮胖而壯實，寬寬的臉膛上常帶著熱情的笑容，說話時聲音爽朗，舉止粗曠，喜歡揮動他那僅剩的一隻胳膊做誇張的手勢。他於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縣，家裡很窮，只有一畝一分地。八分地種水稻，三分地種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畝 )。靠這一點土地是養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