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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葛羅米柯在擔任蘇聯外交部長的創紀錄的28年期間，一直被西方稱作“不先生”。1985年，他擔任了國家元首，而戈巴契夫則成為總書記。1986年，美國海軍發表了它新的“海上戰略”——一個大膽的綱要，它要求在同蘇聯發生戰爭時，應對敵人的海岸和艦隊採取迅速的、積極的行動，以便使衝突儘可能遠離美國的海岸。有些人稱讚這是一項強有力的、大膽的作戰原則。其他人則斥責它極不負責任。接著，在1987年，出現了通向不熟悉的世界的第一個跡象：突然之間，歐洲和美洲的每個人至少又知道了兩個俄文詞——透明度和改革，意即政治上的開放和經濟上的重建。戈巴契夫總書記承認，蘇聯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這部分是由於同美國進行海上和陸上競爭所造成的。在1987年底，他和里根總統簽署了一項裁減核武庫(裁減的比例很小)的條約。幾乎剛剛過了一年，在布希當選總統一個月後，已經取代葛羅米柯擔任國家元首的戈巴契夫宣布紅軍裁減10%。由於這股潮流來勢兇猛，人們所熟悉的世界邊界的標誌——“海克力斯之柱”——正在迅速靠近。在1989年，它們發生了猛烈的碰撞。
這是一個充滿奇蹟和驚異的年頭。世界上的幾乎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制度都受到了它統治的人民的強大的挑戰。由於公眾一致要求民主，共產主義似乎崩潰了。特殊變成了正常。7月，蘇聯軍艦作為尊敬的客人，停靠在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當年晚些時候，作為回訪，美國軍艦接受邀請訪問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而，當年的最高潮出現在11月。那時發生了一起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但又幾乎是難以置信的事件，即政治上的開放和柏林圍牆的實際上的拆毀。隨著這些在世界歷史上對一代人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件的發生，所有講英語的人的嘴上又增加了兩個新詞：“和平紅利”。
從美國海軍的觀點來看，這是“柱子”以外的危險。儘管和平紅利聽來很漂亮，但它只是削減防務經費別出心裁的術語；而海上戰略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建立在東西方之間40年的冷戰將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一論斷之上的。在這一年的4月19日，還發生了一起值得重視的神秘的悲劇，即“衣阿華”號戰列艦的2號炮塔發生了爆炸，有47名美國海軍官兵身亡。海軍的調查組把爆炸起因歸諸一名水兵的自殺行動。但這項調查很快遭到了責難。許多團體，包括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都提出了批評。由於通過這起悲劇事件可以對海軍的可信性提出挑戰，一些較為寬宏的批評家都發現自己左右逢源。冷戰已經成了“冷解凍”。再也沒有敵人，因而也就不再需要耗資巨大的武裝部隊。於是，軍界以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空談家已開始辯論哪些項目應優先使用裁軍省下來的錢了。
但是，這種情況以前也曾經發生過。在傑斐遜時代，艾伯特·加勒廷擔任海軍部長時，由於認為和平時期海軍沒有用處，曾把海軍預算削減了一半。為了打消“海克力斯”隱喻，美國海軍在1990年迅速提出，儘管前面有著一個陌生的新海洋，它的危險並不是完全陌生的。削減海軍預算的暗礁以前也經常構成威脅。顯然不能再走回頭路。所有軍種的預算肯定都會有削減，或許還會有大量的削減。破壞和損失肯定是會有的。然而，只要像水兵在航行中那樣採取預防措施，最大的危險是有可能避免的。
因此又回到了海軍的老問題，即在美國歷史上由約翰·亞當斯在1775年第一次提出來的問題：“你對一支美國艦隊怎麼看？”換言之，就是需要海軍嗎？我們能夠負擔得起嗎？它應當如何組成？對每一個海軍國家來說，這些是海軍對外和對內政策中永遠不會改變的問題，是關於它的必要性、職責和結構的問題。論據一直是很多的，爭論一直是漫長的，而答案永遠不是簡單明了的。在1986年，美國海軍規定了它存在的目的，但到1990年，這些目的看來已經過時。儘管海軍完全了解它不可能在一夜間解體，它也完全了解它在20世紀90年代及以後的任務必須重新界定。如不重新界定，它的預算將比它的姊妹軍種(也是競爭對手)遭到更多的削減。
建議是大膽的，甚至包括或許不再需要美國陸軍的意見。無論在世界上的哪一個地區，實施大規模常規裝甲進攻的可能性都極小，因此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就競相要求擔負局部性的任務。既然如此，為什麼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兩者都要呢？如果說這一建議並不是很嚴肅，它也不是完全不著邊際；因為，不僅美國的海軍政策，而且國防政策(以及北約的政策)的每一組成部分都需要重新思考。
對於美國海軍，這意味著又回到了最初的一些原則。海軍作戰部長卡萊爾·特羅斯特海軍上將在反擊對海上戰略的批評時，明確宣稱：海上戰略是“作戰方針，而不是戰爭計劃”。他列舉了威懾、前沿防禦和聯盟3項原則。威懾系指要使任何潛在的敵人確信，對美國發動進攻是划不來的；前沿防禦系指威懾失效時，能夠非常迅速地向危機地區部署部隊。特羅斯特指出，建國初期美國人像躲避瘟疫一樣避免與外國結盟，與此完全不同的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經和世界上40多個國家建立了共同防禦的安排。他簡單明確地說：“保衛我們的盟國，就是保衛我們自己。”
這是一個充滿奇蹟和驚異的年頭。世界上的幾乎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制度都受到了它統治的人民的強大的挑戰。由於公眾一致要求民主，共產主義似乎崩潰了。特殊變成了正常。7月，蘇聯軍艦作為尊敬的客人，停靠在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當年晚些時候，作為回訪，美國軍艦接受邀請訪問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而，當年的最高潮出現在11月。那時發生了一起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但又幾乎是難以置信的事件，即政治上的開放和柏林圍牆的實際上的拆毀。隨著這些在世界歷史上對一代人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件的發生，所有講英語的人的嘴上又增加了兩個新詞：“和平紅利”。
從美國海軍的觀點來看，這是“柱子”以外的危險。儘管和平紅利聽來很漂亮，但它只是削減防務經費別出心裁的術語；而海上戰略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建立在東西方之間40年的冷戰將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一論斷之上的。在這一年的4月19日，還發生了一起值得重視的神秘的悲劇，即“衣阿華”號戰列艦的2號炮塔發生了爆炸，有47名美國海軍官兵身亡。海軍的調查組把爆炸起因歸諸一名水兵的自殺行動。但這項調查很快遭到了責難。許多團體，包括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都提出了批評。由於通過這起悲劇事件可以對海軍的可信性提出挑戰，一些較為寬宏的批評家都發現自己左右逢源。冷戰已經成了“冷解凍”。再也沒有敵人，因而也就不再需要耗資巨大的武裝部隊。於是，軍界以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空談家已開始辯論哪些項目應優先使用裁軍省下來的錢了。
但是，這種情況以前也曾經發生過。在傑斐遜時代，艾伯特·加勒廷擔任海軍部長時，由於認為和平時期海軍沒有用處，曾把海軍預算削減了一半。為了打消“海克力斯”隱喻，美國海軍在1990年迅速提出，儘管前面有著一個陌生的新海洋，它的危險並不是完全陌生的。削減海軍預算的暗礁以前也經常構成威脅。顯然不能再走回頭路。所有軍種的預算肯定都會有削減，或許還會有大量的削減。破壞和損失肯定是會有的。然而，只要像水兵在航行中那樣採取預防措施，最大的危險是有可能避免的。
因此又回到了海軍的老問題，即在美國歷史上由約翰·亞當斯在1775年第一次提出來的問題：“你對一支美國艦隊怎麼看？”換言之，就是需要海軍嗎？我們能夠負擔得起嗎？它應當如何組成？對每一個海軍國家來說，這些是海軍對外和對內政策中永遠不會改變的問題，是關於它的必要性、職責和結構的問題。論據一直是很多的，爭論一直是漫長的，而答案永遠不是簡單明了的。在1986年，美國海軍規定了它存在的目的，但到1990年，這些目的看來已經過時。儘管海軍完全了解它不可能在一夜間解體，它也完全了解它在20世紀90年代及以後的任務必須重新界定。如不重新界定，它的預算將比它的姊妹軍種(也是競爭對手)遭到更多的削減。
建議是大膽的，甚至包括或許不再需要美國陸軍的意見。無論在世界上的哪一個地區，實施大規模常規裝甲進攻的可能性都極小，因此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就競相要求擔負局部性的任務。既然如此，為什麼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兩者都要呢？如果說這一建議並不是很嚴肅，它也不是完全不著邊際；因為，不僅美國的海軍政策，而且國防政策(以及北約的政策)的每一組成部分都需要重新思考。
對於美國海軍，這意味著又回到了最初的一些原則。海軍作戰部長卡萊爾·特羅斯特海軍上將在反擊對海上戰略的批評時，明確宣稱：海上戰略是“作戰方針，而不是戰爭計劃”。他列舉了威懾、前沿防禦和聯盟3項原則。威懾系指要使任何潛在的敵人確信，對美國發動進攻是划不來的；前沿防禦系指威懾失效時，能夠非常迅速地向危機地區部署部隊。特羅斯特指出，建國初期美國人像躲避瘟疫一樣避免與外國結盟，與此完全不同的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經和世界上40多個國家建立了共同防禦的安排。他簡單明確地說：“保衛我們的盟國，就是保衛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