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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多不多，”埃利斯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大腦受傷的情況多不多，但我們最樂觀的估計是有一千萬美國人有明顯的腦損傷，還有五百萬有不明顯的腦損傷。”
“一千五百萬?”一個記者說，“就是說每十三個人中有一個。”
真夠快的，埃利斯想。他後來算出來是每十四個中有一個。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大腦性麻痹，有二百萬人患有驚厥性紊亂，包括ADL患者。有六百萬人精神發育不全，可能還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運動過度行為錯亂症。”
“所有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當然不是。大多數是絕對安靜的。但如果你檢查一下暴力者，你會發現其中患有腦損傷的人占有極高的比例。肌體腦損傷，我們認為肌體腦損傷通常是暴力的動因，這一看法與許多關於貧窮、歧視及社會不公正的理論是相對立的。當然，那些社會因素可能會助成暴力，但肌體腦損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你無法用治療社會病的方法來治療肌體腦損傷。”
記者們的提問暫停了下來。埃利斯記得這段沉默，也記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贏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說暴力的時候——”
“我是說，”埃利斯說，“個人挑起的無故的暴力襲擊。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也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大問題。
1969年，在這個國家遭受襲擊或殺害的美國人比整個越戰期間傷亡的美國人還要多。具體他說——”
記者們飛速地記錄著。
“——發生了一萬四千五百起謀殺案，三萬六千五百起強姦案，以及三十萬六千五百起惡性襲擊案件。總共有三十多萬起暴力案件，這還不包括汽車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車進行的。有五萬六千人死於車禍，三百多萬人受傷。”
“你一向很擅長數字，”格哈得邊看邊說。
“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說。
“不錯。可你眯斜著眼睛，樣子令人無法相信。”
“我本來就是這副樣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個記者在說：“你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肌體性腦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埃利斯說，“確認個人有肌體性腦病的線索之一是多次重複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爾斯·惠特曼，他在德克薩斯殺了十七個人，他患有惡性腦瘤，幾周前他就告訴他的心理醫生說他一直想著要爬上塔樓朝人開槍射擊。里查德·斯拜克在殺害八個護士前已參與過幾次殘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維·奧斯瓦德不斷地襲擊他人，其中好幾次還包括他的妻子。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幾萬起案子則不是那麼有名。我們正在設法用手術來制止這種暴力行為，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崇高的目標，舉足輕重的目標。”
“可這難道不是大腦控制嗎?”
埃利斯說：“你把中學義務教育叫做什麼?”
“教育，”那個記者說。
採訪就此結束。
埃利斯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個傻瓜。”他說。
“不，一點都不。”安德斯警官說。
——————
第五部 結局
星期六
1971年3月13日
她正在挨毒打，一陣殘暴的猛擊使她失去了知覺，她一面呻吟，一面打著滾。
“快!”格哈得邊喊邊搖著她。“醒醒，簡。”
她睜開雙眼。房間裡黑乎乎的，有人俯身望著她。
“決，快，醒醒。”
她打了個呵欠，一陣陣酸痛由脖子上往下跑。“什麼事?”
“你的電話，是本森。”
這話猛地把她驚醒，連她自己都沒想到會清醒得那麼快。格哈得扶她坐起身，她搖搖腦袋清醒清醒。她的脖子像一根酸痛的柱子，身體的其它部位也僵硬作痛，可她早已顧不上這些。
“在哪裡?”
“遠程信息處理房。”
她走出房間來到走廊里，明亮的燈光刺得她直眨眼睛。警察還沒有走，可他們已經疲憊不堪，雙目無神，嘴巴張開著發呆。她跟著格哈得走進遠程信息處理房。
里查茲把電話遞給她，說：“她來了。”
她接過話筒：“餵?哈里?”
安德斯在房間對面的分機上偷聽。
“我感覺不好，”哈里·本森說，“我想要它停下來，羅斯醫生。”
“怎麼啦，哈里?”她能聽出他說話有氣無力，慢得有點像是孩子在講話。經過二十四小時刺激後的老鼠又會說什麼呢?
“事情進展得並不好，我累了。”
“我們能幫助你，”她說。
“是那種感覺，”本森說，“現在使我感到疲乏，別的沒什麼，只是疲乏不堪。我要停止這種感覺。”
“你得讓我們來幫助你，哈里。”
“我不相信你們會幫助我。”
“一千五百萬?”一個記者說，“就是說每十三個人中有一個。”
真夠快的，埃利斯想。他後來算出來是每十四個中有一個。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大腦性麻痹，有二百萬人患有驚厥性紊亂，包括ADL患者。有六百萬人精神發育不全，可能還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運動過度行為錯亂症。”
“所有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當然不是。大多數是絕對安靜的。但如果你檢查一下暴力者，你會發現其中患有腦損傷的人占有極高的比例。肌體腦損傷，我們認為肌體腦損傷通常是暴力的動因，這一看法與許多關於貧窮、歧視及社會不公正的理論是相對立的。當然，那些社會因素可能會助成暴力，但肌體腦損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你無法用治療社會病的方法來治療肌體腦損傷。”
記者們的提問暫停了下來。埃利斯記得這段沉默，也記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贏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說暴力的時候——”
“我是說，”埃利斯說，“個人挑起的無故的暴力襲擊。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也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大問題。
1969年，在這個國家遭受襲擊或殺害的美國人比整個越戰期間傷亡的美國人還要多。具體他說——”
記者們飛速地記錄著。
“——發生了一萬四千五百起謀殺案，三萬六千五百起強姦案，以及三十萬六千五百起惡性襲擊案件。總共有三十多萬起暴力案件，這還不包括汽車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車進行的。有五萬六千人死於車禍，三百多萬人受傷。”
“你一向很擅長數字，”格哈得邊看邊說。
“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說。
“不錯。可你眯斜著眼睛，樣子令人無法相信。”
“我本來就是這副樣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個記者在說：“你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肌體性腦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埃利斯說，“確認個人有肌體性腦病的線索之一是多次重複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爾斯·惠特曼，他在德克薩斯殺了十七個人，他患有惡性腦瘤，幾周前他就告訴他的心理醫生說他一直想著要爬上塔樓朝人開槍射擊。里查德·斯拜克在殺害八個護士前已參與過幾次殘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維·奧斯瓦德不斷地襲擊他人，其中好幾次還包括他的妻子。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幾萬起案子則不是那麼有名。我們正在設法用手術來制止這種暴力行為，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崇高的目標，舉足輕重的目標。”
“可這難道不是大腦控制嗎?”
埃利斯說：“你把中學義務教育叫做什麼?”
“教育，”那個記者說。
採訪就此結束。
埃利斯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個傻瓜。”他說。
“不，一點都不。”安德斯警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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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結局
星期六
1971年3月13日
她正在挨毒打，一陣殘暴的猛擊使她失去了知覺，她一面呻吟，一面打著滾。
“快!”格哈得邊喊邊搖著她。“醒醒，簡。”
她睜開雙眼。房間裡黑乎乎的，有人俯身望著她。
“決，快，醒醒。”
她打了個呵欠，一陣陣酸痛由脖子上往下跑。“什麼事?”
“你的電話，是本森。”
這話猛地把她驚醒，連她自己都沒想到會清醒得那麼快。格哈得扶她坐起身，她搖搖腦袋清醒清醒。她的脖子像一根酸痛的柱子，身體的其它部位也僵硬作痛，可她早已顧不上這些。
“在哪裡?”
“遠程信息處理房。”
她走出房間來到走廊里，明亮的燈光刺得她直眨眼睛。警察還沒有走，可他們已經疲憊不堪，雙目無神，嘴巴張開著發呆。她跟著格哈得走進遠程信息處理房。
里查茲把電話遞給她，說：“她來了。”
她接過話筒：“餵?哈里?”
安德斯在房間對面的分機上偷聽。
“我感覺不好，”哈里·本森說，“我想要它停下來，羅斯醫生。”
“怎麼啦，哈里?”她能聽出他說話有氣無力，慢得有點像是孩子在講話。經過二十四小時刺激後的老鼠又會說什麼呢?
“事情進展得並不好，我累了。”
“我們能幫助你，”她說。
“是那種感覺，”本森說，“現在使我感到疲乏，別的沒什麼，只是疲乏不堪。我要停止這種感覺。”
“你得讓我們來幫助你，哈里。”
“我不相信你們會幫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