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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在做檢查工作:一個在辨認物件,一個在做記錄,還有一個在貼標籤。莫里斯一聲不吭地看著。大多數東西都是很普通的:口紅、連鏡小粉盒、汽車鑰匙、皮夾、衛生紙、口香糖、避孕藥、通訊錄、原子筆、眼影水、髮夾,還有兩包火柴。

  “兩包火柴,”一位警察拉長聲音說,“上面都有機場瑪麗娜飯店的標記。”

  莫里斯嘆了口氣。他們這麼慢悠悠地耐心檢查著,這不會比解剖屍體的工作好受多少。他們真以為他們這樣能找到什麼嗎?他覺得這慢條斯理的例行公事簡直無法忍受。珍妮特·羅斯把這種不能耐心等待、急於要採取決定性行動的行為稱為“外科醫生病”。有一次,在研究室考慮第三階段候選人——一個名叫沃莉的女人——的一次會議上,莫里斯強烈爭辯要把她做為手術候選人,儘管她有一些其它的問題。羅斯曾放聲大笑,說這是“衝動失控”的表現。當時,他真想殺了她解解心頭之恨,他的這種要殺人解恨的心情在埃利斯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並沒有平靜下來。埃利斯以一種不偏不倚的冷靜語氣說,他也認為沃莉大大不適合做手術候選人。莫里斯感到被人當面潑了一盆冷水,儘管麥克弗森說他認為這個候選人有一定的價值,並且應該能夠列入“可能候選人”名單並保留一段時間。

  衝動失控,他想,去她媽的。

  “機場瑪麗娜飯店,嗯?”一個警察說,“那不正是空姐們呆的地方嗎?”

  “我不清楚。”另一個警察說。

  莫里斯幾乎什麼也沒聽見。他揉揉眼睛,決定再喝點咖啡,他已連續三十六小時沒合眼了,也撐不了多久了。

  他離開房間,上樓去找煮咖啡器。這樓里肯定有咖啡。即便警察也要喝咖啡,每個人都喝咖啡。接著,他停下腳步,打了個寒戰。

  他對機場瑪麗娜飯店有所了解。到了一個滑稽的小個子英國人,這個人曾在醫院作了一次講座,他告訴外科醫生說手術很快就將由另一個世界的外科醫生來做了——他將用機器人的手和衛星發送的信號來工作。這個看法雖顯得不可思議,但他的外科同行都對此感到不安起來。

  “哈斯凱爾西面的弗恩特拉高速公路上,兩車相撞,交通受阻。計算機顯示時速為十八英里。”

  他發覺自己正專心聽著交通信息報告。計算機或不是計算機,這都無所謂,但交通信息報告對住在洛杉磯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你自然會學著注意交通報告,就像這個國家其它地方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注意天氣預報一樣。

  莫里斯是從密西根搬到加利福尼亞的。剛到這裡的頭幾個星期,他曾問過人家某天晚些時候的氣候會怎樣或第二天的天氣怎樣。對他來說,這是初來乍到者能問的最自然的問題,也是打破尷尬的自然話題。但他得到的是人們驚奇不解的眼色。之後,他認識到自己到了世界上寥寥可數的幾個對天氣不感興趣的地方之一——這裡的天氣變化不大,人們很少談論它。

  但是汽車就截然不同了!這可是一個你不得不著迷的話題。對於你開什麼樣的車,你如何喜歡它,車是否可靠,你的車有些什麼問題等等,人們總是興趣盎然。同樣,開車的經驗,糟糕的交通,你發現的捷徑,你經歷的事故等等,也總是受歡迎的話題。在洛杉磯,任何與汽車相關的事都是嚴肅的,你花多少時間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他想起一位天文學家曾經說過的話,這句話是對洛杉磯人的這種極度愚蠢的最好證明。天文學家說假如火星人來看洛杉磯,他們很有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汽車是這個地區的主要生命形式。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

  他把車停在機場瑪麗娜飯店的停車場,隨後走進飯店的大廳。這房子就像它的名稱一樣不協調,帶有加利福尼亞那種古怪的混合特徵——這裡有點像塑料加霓虹燈的日本酒店。他徑直走進酒吧,裡邊黑乎乎的,下午五點就差不多沒什麼人了。遠處角落裡有兩位空姐,她們邊喝邊交談著;一兩個生意人坐在酒櫃旁,酒吧招待自己則呆呆地望著空中。

  莫里斯在酒櫃旁坐下。招待走過來時,他把本森的照片推過櫃檯。“你見過這人嗎?”

  “想喝點什麼?”

  莫里斯敲敲照片。

  “這是酒吧,我們只賣酒。”

  莫里斯開始感到奇怪。這是他開始動手術時偶爾會有的一種感覺,感到自己像是電影裡的一個外科醫生,是某種很有戲劇性的東西。此刻他成了一個私家偵探。

  “他叫本森,”莫里斯說,“我是他的醫生,他病得很厲害。”

  “他得了什麼病?”

  莫里斯嘆了口氣。“你以前見過他嗎?”

  “當然,見過好多次。哈里,是嗎?”

  “是的,哈里·本森。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一小時以前。”招待聳了聳肩,“他得了什麼病。”

  “一種嚴重的腦病。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你知道他去哪兒了嗎?”

  “腦病?別胡說。”招待拿起照片,借著酒櫃後面燈箱裡閃出的燈光仔細看了看。“是他,不會錯,但他把頭髮染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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