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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期從拘押期起算，一日抵一日。
在瀋陽審判期間，王子平將軍來到撫順市偽滿時期日本女子中學的禮堂，代表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宣布對第一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現較好的戰犯寬大處理，免予起訴，立即釋放，交由我國紅十字會遣送回國。
名字念完了，被點到名的人感動得哭成一片。有一個心聲終於脫口而出：“中國萬歲！”
他們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給了他們新的生命。這生命不再是一柄刺刀、一隻凶獸，而是在瘋狂潑灑後留住的寶貴的一滴水。它是脆弱的，但它能反射陽光，能吸收和感受真實的人的生活。他們要小心地捧著它走上新生的道路。他們捧著它的姿勢，就是“悔罪”。
此後又有兩批戰犯獲釋。三批共計1017人。
溥儀於1959年獲特赦。特赦令還沒宣讀完，他已經痛哭失聲。祖國呵，我的祖國呵，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其他偽滿戰犯亦在此前後獲釋。
審判圓滿貫徹了“懲辦極少數，寬釋大多數”的方針以及一個不殺的原則。既有懲罰，也有感化，又有告誡。
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從本質上認識戰爭。
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高揚中國的國格。
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結束就是開始。
獲釋的戰犯們來到天津抗日烈士紀念館，向死難烈士獻上花圈。他們再一次跪下，再一次宣誓，不少人再一次放聲大哭。
汽笛長鳴，“興安丸”號客輪駛離了天津塘沽新港。前戰犯離開了“再生之地”，離開了“第二個故鄉”，他們和前來迎接的親屬全都站在甲板上，與岸上送行的人們渾淚告別。船長高木武三郎站在駕駛艙的窗前，久久地凝視這一幕。他的眼圈熱了，嘴裡嘟噥了一句：“這種惜別的場面真少見。”
夏季的海面上起伏跳蕩著無邊的陽光。高木武三郎接過舵盤，把航速控制在5節以內。
補記(1)
前戰犯田村貞直回到家中，年逾7旬的白髮老母一把拉住兒子，昏花的老眼在兒子的臉上停留了很久。她用一雙布滿褐斑的手，顫顫巍巍地摸著兒子的臉、上肢、兩腿，最後跪在地上，抱住兒子的雙腳哽咽起來。兒子雙手倒背，兩腿叉開，挺高胸脯，展示著健康的體格。母子的眼淚無聲地打濕了一塊地面。
當晚，田村貞直向全家人講述起獄中生活和悔罪的心情。全家人靜靜地聽著，徹夜未眠。
“中國在哪個方向?”母親問。
兒子指給了她。
從此以後，這位母親睡覺的時候就面朝中國的方向。
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是幸福的。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是幸福的。經歷過兩種心路歷程、經歷過戰爭與和平的前戰犯們對此有著深入骨髓的體驗。歸國後，他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總部設在東京，54個支部分布在各都、道、府、縣。該會的宗旨是“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日中友好”。他們通過演講座談、文藝演出、撰稿出書等形式，反省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本質，反對復活軍國主義。他們為發展中日友誼而熱情奔走，為推進世界和平而四處呼籲。
從50年代起，“中歸聯”發起了查找中國烈士遺骨的活動，組織查詢、募捐、簽名、護送遺骨回國。烈士是指被劫虜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國勞工。劉連仁是孤獨的倖存者，被發現後，“中歸聯”的會員們自動地保護在他的周圍，以防不測，直到把他送回祖國。藤田茂獲特赦回國後，擔任了該會的會長，致力於該會的事業，曾6次護送遺骨及率團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親切地接見了他，高度讚揚他為中日友好做出的貢獻。周恩來贈給他一套中山裝。
島村三郎寫了《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詳細描述自己在獄中思想感情的轉化過程，控訴了日軍的獸行。鈴木啟久在《無人區》一文中，以懺悔的筆調追憶了日軍製造的地獄般的情景：
“過去美麗茂密的大森林，現在變成了頭上長了一塊塊禿瘡一樣醜陋的山嶺。什麼景致也沒有了，只剩下燒得焦黑的枯樹雜亂無章地站在那裡，鳥雀不知飛往何方了，悅耳的鳥鳴聲已經絕跡。農家的房屋一間也不剩，昔日的和平村莊變成一片片黑褐色的焦土。那一株株焦黑的枯樹，仿佛在那裡低著頭哭泣；那一堵堵斷垣殘壁，仿佛心裡埋藏著千仇萬恨。過去林間、村旁的河流，河水被燒焦的枯枝敗葉、破衣爛裳堵塞了，從河床里溢出來，流向四面八方。原來那種仿佛情侶私語般潺潺的流水聲，現在已經變成了日本鬼子的哭訴聲……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村莊變成了人聲絕、禽聲斷、冷冰冰毫無表情的曠野了。”
這篇文章收入《三光》一書，該書初版時10天之內印刷6次，銷售之快居戰後第二位。此類書籍，還有《戰犯》、《天皇的軍隊》、《虜囚記》、《壁中自由》、《誕生》等15種。
“中歸聯”的舉動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失業，譏笑，謾罵，恫嚇。“中歸聯”不屈服，他們“一定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活下去，就是破釜沉舟也要干到底！”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誌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彙，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我們決心寫作，把在中國關押反省的真相告訴關心我們的廣大日本國民。在戰爭中，作為軍隊、警察和官署等國家機構中的一名成員，對於奉上級命令所犯的戰爭罪行要不要負責任，中國用道理來啟發說服，使我們獲得了正確的認識。這不是什麼‘洗腦’，而是使我們在良心上受到自我譴責。”
在瀋陽審判期間，王子平將軍來到撫順市偽滿時期日本女子中學的禮堂，代表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宣布對第一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現較好的戰犯寬大處理，免予起訴，立即釋放，交由我國紅十字會遣送回國。
名字念完了，被點到名的人感動得哭成一片。有一個心聲終於脫口而出：“中國萬歲！”
他們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給了他們新的生命。這生命不再是一柄刺刀、一隻凶獸，而是在瘋狂潑灑後留住的寶貴的一滴水。它是脆弱的，但它能反射陽光，能吸收和感受真實的人的生活。他們要小心地捧著它走上新生的道路。他們捧著它的姿勢，就是“悔罪”。
此後又有兩批戰犯獲釋。三批共計1017人。
溥儀於1959年獲特赦。特赦令還沒宣讀完，他已經痛哭失聲。祖國呵，我的祖國呵，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其他偽滿戰犯亦在此前後獲釋。
審判圓滿貫徹了“懲辦極少數，寬釋大多數”的方針以及一個不殺的原則。既有懲罰，也有感化，又有告誡。
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從本質上認識戰爭。
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高揚中國的國格。
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結束就是開始。
獲釋的戰犯們來到天津抗日烈士紀念館，向死難烈士獻上花圈。他們再一次跪下，再一次宣誓，不少人再一次放聲大哭。
汽笛長鳴，“興安丸”號客輪駛離了天津塘沽新港。前戰犯離開了“再生之地”，離開了“第二個故鄉”，他們和前來迎接的親屬全都站在甲板上，與岸上送行的人們渾淚告別。船長高木武三郎站在駕駛艙的窗前，久久地凝視這一幕。他的眼圈熱了，嘴裡嘟噥了一句：“這種惜別的場面真少見。”
夏季的海面上起伏跳蕩著無邊的陽光。高木武三郎接過舵盤，把航速控制在5節以內。
補記(1)
前戰犯田村貞直回到家中，年逾7旬的白髮老母一把拉住兒子，昏花的老眼在兒子的臉上停留了很久。她用一雙布滿褐斑的手，顫顫巍巍地摸著兒子的臉、上肢、兩腿，最後跪在地上，抱住兒子的雙腳哽咽起來。兒子雙手倒背，兩腿叉開，挺高胸脯，展示著健康的體格。母子的眼淚無聲地打濕了一塊地面。
當晚，田村貞直向全家人講述起獄中生活和悔罪的心情。全家人靜靜地聽著，徹夜未眠。
“中國在哪個方向?”母親問。
兒子指給了她。
從此以後，這位母親睡覺的時候就面朝中國的方向。
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是幸福的。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是幸福的。經歷過兩種心路歷程、經歷過戰爭與和平的前戰犯們對此有著深入骨髓的體驗。歸國後，他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總部設在東京，54個支部分布在各都、道、府、縣。該會的宗旨是“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日中友好”。他們通過演講座談、文藝演出、撰稿出書等形式，反省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本質，反對復活軍國主義。他們為發展中日友誼而熱情奔走，為推進世界和平而四處呼籲。
從50年代起，“中歸聯”發起了查找中國烈士遺骨的活動，組織查詢、募捐、簽名、護送遺骨回國。烈士是指被劫虜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國勞工。劉連仁是孤獨的倖存者，被發現後，“中歸聯”的會員們自動地保護在他的周圍，以防不測，直到把他送回祖國。藤田茂獲特赦回國後，擔任了該會的會長，致力於該會的事業，曾6次護送遺骨及率團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親切地接見了他，高度讚揚他為中日友好做出的貢獻。周恩來贈給他一套中山裝。
島村三郎寫了《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詳細描述自己在獄中思想感情的轉化過程，控訴了日軍的獸行。鈴木啟久在《無人區》一文中，以懺悔的筆調追憶了日軍製造的地獄般的情景：
“過去美麗茂密的大森林，現在變成了頭上長了一塊塊禿瘡一樣醜陋的山嶺。什麼景致也沒有了，只剩下燒得焦黑的枯樹雜亂無章地站在那裡，鳥雀不知飛往何方了，悅耳的鳥鳴聲已經絕跡。農家的房屋一間也不剩，昔日的和平村莊變成一片片黑褐色的焦土。那一株株焦黑的枯樹，仿佛在那裡低著頭哭泣；那一堵堵斷垣殘壁，仿佛心裡埋藏著千仇萬恨。過去林間、村旁的河流，河水被燒焦的枯枝敗葉、破衣爛裳堵塞了，從河床里溢出來，流向四面八方。原來那種仿佛情侶私語般潺潺的流水聲，現在已經變成了日本鬼子的哭訴聲……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村莊變成了人聲絕、禽聲斷、冷冰冰毫無表情的曠野了。”
這篇文章收入《三光》一書，該書初版時10天之內印刷6次，銷售之快居戰後第二位。此類書籍，還有《戰犯》、《天皇的軍隊》、《虜囚記》、《壁中自由》、《誕生》等15種。
“中歸聯”的舉動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失業，譏笑，謾罵，恫嚇。“中歸聯”不屈服，他們“一定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活下去，就是破釜沉舟也要干到底！”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誌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彙，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我們決心寫作，把在中國關押反省的真相告訴關心我們的廣大日本國民。在戰爭中，作為軍隊、警察和官署等國家機構中的一名成員，對於奉上級命令所犯的戰爭罪行要不要負責任，中國用道理來啟發說服，使我們獲得了正確的認識。這不是什麼‘洗腦’，而是使我們在良心上受到自我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