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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王敦會合了王應，有樓船二十餘艘，蒙沖、鬥艦數百，其餘走舸、小艇千餘之數，這甚至有可能在整個世界上，都屬於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論江河之軍，則必居首位。
但這並非空前——想當初東吳御晉之時，據說在長江上有大小舟船約五千艘，乃是自漢末荊、揚相爭以來，將近一個世紀，陸陸續續積攢起來的。而等晉滅吳後，南北統一，不必要再在長江上維持那麼強大的水面力量了，戰船遂逐漸毀棄，要等王敦南渡後，才重新收拾、整頓，前後不過十來年，加上物資相對匱乏，乃不能恢復東吳極盛時之貌。
然而，以之對敵華人的巢湖水師，已是綽綽有餘。
王敦原本對王應、沈充聯手，且前後夾擊，摧破巢湖水師，便有一定信心，但錢鳳規勸他，且不說王應、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對手，即便獅子搏兔，也當用盡全力啊。唯有合兵東向，才有必勝之算，否則萬一前軍遭受挫折，導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來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師主力，東行則可左右戰局，西進卻作用不大。要知道荊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雖有漢水縱貫，終究淺窄，不便樓船馳騁。荊襄之地用兵，必須水陸相配合，而咱們雖在水面上占據絕對優勢，陸軍素質卻遠不及華人，難求必勝之策。還不如全師押上，先破陶侃，再挾勝利之勢往救荊襄，才有希望收復失地，將華軍逐退至荊州之外。
於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樓船並排為先導，以小舟夾雜其間，作為警護，大軍浩浩蕩蕩沿江而下。從柴桑到濡須口，千里之遙，無須停留宿營，數日便至，而蕪湖方面燃起的狼煙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煙所通報的訊息是：華人舟師主力已至，正與我軍激戰，我軍尚且未露敗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軍正中，端坐樓船之頂，聞報不禁笑道：「陶士行不過爾爾，竟連沈士居都不能遽破，況乎我百櫓千帆，蔽日而下啊？」
錢鳳在旁邊提醒他：「明公慎勿輕敵，臣料陶士行為此不智之舉，必有謀算——或將於濡須、春谷之間設伏，以待我來。」
王敦不以為意，仍然笑著說：「江面之上，一望無際，如何設伏啊？且眾寡懸殊，即便他及時掉頭，以全師來逆，吾亦不懼。」頓了一頓，又道：「陶士行雖為南人，其於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況且指揮水軍作戰和個人水性之間，也無必然聯繫。王敦自居柴桑，後徙武昌，控扼長江中游以來，一直把水軍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當年陶侃、周訪西進以討杜曾等流寇，他們也沒有水上艦艇的直接指揮權。或許因為如此，陶侃才錯估了自己的實力吧。
正在商議之際，忽然前面船隻以旗幟傳訊，說江面上有無數小舟劃來，舟上人數不多，貌似盛滿了柴草。
錢鳳當即反應過來：「敵欲縱火！」
用火船來焚燒敵軍艦艇，這也是水面作戰的慣技了，武昌舟師自然不會毫無應對之策。王敦乃道：「士儀莫慌，前軍必能拒之——且今我處上游，而敵在下游，縱火豈是容易之事啊？」
中國人用帆的歷史，最晚不超過春秋戰國時代，到了三國時期，因為南北分隔，水上作戰的規模和頻度都大大增強，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但不管怎麼說，江上航行，水流是最主要的動力，其次才是風向，你自下游逆襲，哪怕船小行速，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練，總比不上順流而下的對手吧。
倘若易地而處，武昌軍在下游，而華人從上流放下火船來，順風順水，恐怕不易防禦，這從下流過來的火船，又能濟得何事啊？
真若是順水而下，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划槳手和穩舵手，有一兩個人準備著點火就足夠了。但因為逆水而來，華船中上述人手無不齊備，一舟竟載六七人之多，能夠堆積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數量，自然也就減少了——換言之，威力根本就不夠瞧的。
晉軍早有防備，當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各執兩丈長竹梢，以便抵拒火船。就理論上來說，完全可以硬頂著直至敵船自己燒沉，而不能損及己軍分毫。再者說了，你船上那些，難道都是敢死隊嗎？一等火起，總會棄船投水的吧？到那時無人搖櫓，即便固定了帆、舵，也不可能跟偌大的晉舟，以及大批晉軍水手頂牛啊？
故而晉兵毫不慌亂，各安其位，各司其職。果然對面的小舟距離己方約五六十步，晉船上弓箭已可射中華兵時，便即先是騰起濃煙，繼而熊熊燃燒起來。隨即「撲騰騰」的，華兵陸續縱入水中。
無人駕馭之下，風力終究抵不過水流，那些小船的速度立刻就慢了下來，且部分或者橫向，或者乾脆跟水裡打起了轉。就目前的狀態看，反倒象是晉船主動向火焰靠攏過去一般。
將領揚起旗幟，水兵乃齊聲吶喊，各自挺起長梢，奮力抵住敵船。敵船果不能動——啊不，應該說，是被晉舟頂著，徐徐倒退回去。
「呼」的一聲，一隻火船終於燒漏，緩緩沉入水中，火光漸熄，煙霧反倒更為濃重——船上晉兵莫不歡呼。隨即又是第二條、第三條，火船陸續被毀，每次都會引發晉兵的喊叫聲——雖在意料之中，對於提振士氣，終究也是很有好處的嘛。
再說王敦會合了王應，有樓船二十餘艘，蒙沖、鬥艦數百，其餘走舸、小艇千餘之數，這甚至有可能在整個世界上，都屬於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論江河之軍，則必居首位。
但這並非空前——想當初東吳御晉之時，據說在長江上有大小舟船約五千艘，乃是自漢末荊、揚相爭以來，將近一個世紀，陸陸續續積攢起來的。而等晉滅吳後，南北統一，不必要再在長江上維持那麼強大的水面力量了，戰船遂逐漸毀棄，要等王敦南渡後，才重新收拾、整頓，前後不過十來年，加上物資相對匱乏，乃不能恢復東吳極盛時之貌。
然而，以之對敵華人的巢湖水師，已是綽綽有餘。
王敦原本對王應、沈充聯手，且前後夾擊，摧破巢湖水師，便有一定信心，但錢鳳規勸他，且不說王應、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對手，即便獅子搏兔，也當用盡全力啊。唯有合兵東向，才有必勝之算，否則萬一前軍遭受挫折，導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來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師主力，東行則可左右戰局，西進卻作用不大。要知道荊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雖有漢水縱貫，終究淺窄，不便樓船馳騁。荊襄之地用兵，必須水陸相配合，而咱們雖在水面上占據絕對優勢，陸軍素質卻遠不及華人，難求必勝之策。還不如全師押上，先破陶侃，再挾勝利之勢往救荊襄，才有希望收復失地，將華軍逐退至荊州之外。
於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樓船並排為先導，以小舟夾雜其間，作為警護，大軍浩浩蕩蕩沿江而下。從柴桑到濡須口，千里之遙，無須停留宿營，數日便至，而蕪湖方面燃起的狼煙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煙所通報的訊息是：華人舟師主力已至，正與我軍激戰，我軍尚且未露敗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軍正中，端坐樓船之頂，聞報不禁笑道：「陶士行不過爾爾，竟連沈士居都不能遽破，況乎我百櫓千帆，蔽日而下啊？」
錢鳳在旁邊提醒他：「明公慎勿輕敵，臣料陶士行為此不智之舉，必有謀算——或將於濡須、春谷之間設伏，以待我來。」
王敦不以為意，仍然笑著說：「江面之上，一望無際，如何設伏啊？且眾寡懸殊，即便他及時掉頭，以全師來逆，吾亦不懼。」頓了一頓，又道：「陶士行雖為南人，其於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況且指揮水軍作戰和個人水性之間，也無必然聯繫。王敦自居柴桑，後徙武昌，控扼長江中游以來，一直把水軍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當年陶侃、周訪西進以討杜曾等流寇，他們也沒有水上艦艇的直接指揮權。或許因為如此，陶侃才錯估了自己的實力吧。
正在商議之際，忽然前面船隻以旗幟傳訊，說江面上有無數小舟劃來，舟上人數不多，貌似盛滿了柴草。
錢鳳當即反應過來：「敵欲縱火！」
用火船來焚燒敵軍艦艇，這也是水面作戰的慣技了，武昌舟師自然不會毫無應對之策。王敦乃道：「士儀莫慌，前軍必能拒之——且今我處上游，而敵在下游，縱火豈是容易之事啊？」
中國人用帆的歷史，最晚不超過春秋戰國時代，到了三國時期，因為南北分隔，水上作戰的規模和頻度都大大增強，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但不管怎麼說，江上航行，水流是最主要的動力，其次才是風向，你自下游逆襲，哪怕船小行速，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練，總比不上順流而下的對手吧。
倘若易地而處，武昌軍在下游，而華人從上流放下火船來，順風順水，恐怕不易防禦，這從下流過來的火船，又能濟得何事啊？
真若是順水而下，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划槳手和穩舵手，有一兩個人準備著點火就足夠了。但因為逆水而來，華船中上述人手無不齊備，一舟竟載六七人之多，能夠堆積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數量，自然也就減少了——換言之，威力根本就不夠瞧的。
晉軍早有防備，當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各執兩丈長竹梢，以便抵拒火船。就理論上來說，完全可以硬頂著直至敵船自己燒沉，而不能損及己軍分毫。再者說了，你船上那些，難道都是敢死隊嗎？一等火起，總會棄船投水的吧？到那時無人搖櫓，即便固定了帆、舵，也不可能跟偌大的晉舟，以及大批晉軍水手頂牛啊？
故而晉兵毫不慌亂，各安其位，各司其職。果然對面的小舟距離己方約五六十步，晉船上弓箭已可射中華兵時，便即先是騰起濃煙，繼而熊熊燃燒起來。隨即「撲騰騰」的，華兵陸續縱入水中。
無人駕馭之下，風力終究抵不過水流，那些小船的速度立刻就慢了下來，且部分或者橫向，或者乾脆跟水裡打起了轉。就目前的狀態看，反倒象是晉船主動向火焰靠攏過去一般。
將領揚起旗幟，水兵乃齊聲吶喊，各自挺起長梢，奮力抵住敵船。敵船果不能動——啊不，應該說，是被晉舟頂著，徐徐倒退回去。
「呼」的一聲，一隻火船終於燒漏，緩緩沉入水中，火光漸熄，煙霧反倒更為濃重——船上晉兵莫不歡呼。隨即又是第二條、第三條，火船陸續被毀，每次都會引發晉兵的喊叫聲——雖在意料之中，對於提振士氣，終究也是很有好處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