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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代價：《洛杉磯時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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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越好，代價越高
如果在這個國家的某個地方巴里戈德華特確實擁有真正的感染力的話，那這個地方就是南加州，尤其在錢德勒家族的部分成員中間。不過，奧蒂斯錢德勒喜歡納爾遜洛克菲勒，這和他母親一樣。諾曼錢德勒和洛克菲勒在一起時比同戈德華特在一起更舒坦（對戈德華特，他又不像對一些使他不安的支持者們那樣厭煩）。所以由奧蒂斯提議，經諾曼同意，《時報》決定支持洛克菲勒。這是重要的決定，總統候選人的決定繫於加州走哪一條道路，黨分裂為自由中立派和右翼。對《時報》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它正在千方百計逐步擺脫舊的章法，現在卻表現出強烈的親戈德華特的傾向。奧蒂斯錢德勒在預選中寫了一篇支持洛克菲勒的社論，父親和兒子之間第一次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諾曼錢德勒讀了社論的稿子，堅持要奧蒂斯加進共和黨傳統的忠誠誓言，即誰贏得了初選，《時報》就支持誰。這篇社論將諾曼錢德勒攪得十分不安，過去兒子從未看見父親這副模樣，很清楚，陷在報紙和家族之間不是好受的事情。
“我們必須寫進去，”他說，“我們是共和黨，我們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不，現在不了。”奧蒂斯錢德勒說。
“要的，現在也要，我們從來就是這樣。”諾曼說。
“那麼就讓我們來改一改，”奧蒂斯說，“我們不能支持戈德華特，我們不能走那條路。”
“如果你不寫進去，我怎麼向加利福尼亞俱樂部的朋友們交代。人人都知道我們是一家共和黨的報紙，這是我們的歷史。我向他們說什麼？”諾曼錢德勒說。
這已接近於命令他的兒子了。奧蒂斯覺察到無法推動他父親再進一步了，這裡是堅石，是深植於血液和報紙歷史中的東西，他勉強加進了一點小小的誓言：是的，《時報》將支持黨的選擇，這對奧蒂斯是重要的一課。他還沒有進入錢德勒董事會，家族成員信任控制股份的公司，他在加利福尼亞俱樂部花的時間不多，不明白他的父親為他承擔了多大的壓力和煎烤，諾曼進行了多麼艱苦的工作防止家族和公司的反叛。這些壓力沒有真正壓在奧蒂斯錢德勒身上，壓力沒有落在他身上的部分原因是他父親每天都在用他的身體，用他在社團內的廣泛的影響和善意做他的擋箭牌，即使他自己與兒子意見不和也是如此。每當諾曼的朋友向他抱怨，而抱怨又是經常的事，他總是乾脆回答，奧蒂斯是對的，而各種批評是不對的，《時報》仍與過去一樣，仍是共和黨的報紙。在他的思想中，這樣做可以使他本人在兒子的作為與他對他的父親的義務之間保持平衡，在現在與過去之間保持平衡。如果人們進一步加壓，他們常常這樣做，那他就會顯示出一點稜角，僅僅一點點：“奧蒂斯是當代的人。他生活在和你們不同的世界裡，他必須和時代一起變化。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和奧蒂斯爭論，而是出去打打高爾夫球。”
奧蒂斯是過後才了解到他的父親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他，但是1964年他對此了解甚微，充斥他內心的，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正直的情感。他的讓步十分勉強，《時報》宣布它將支持共和黨提名人。他的母親對此並不特別高興，她不喜歡戈德華特和他的那個圈子，她相信如果《時報》給洛克菲勒更多的支持，稍稍加緊推動一下，他可能贏得初選，並獲得提名。當戈德華特贏得初選時，她不高興，她將他獲勝的部分原因歸咎於報紙。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狂熱和憤怒的陣陣發作中通過了戈德華特的提名，這在很大程度上像是衝著新聞界來的，她感到這是一種凶兆因而變得更加不悅。
巴芙錢德勒對大會的憎惡，並非僅僅因為洛克菲勒，她將此事看做是野蠻人的勝利，這些人是她一生厭惡，並與之鬥爭的人。加利福尼亞州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正確。孤立主義者和所有的人不僅朝著納爾遜洛克菲勒，而且朝著她和她的兒子喧叫。當時的社論版編輯吉姆巴西特在大會那天到諾曼錢德勒旅館房間，送來一篇溫和的、在形式上對大會選擇表示贊同的社論時，只有諾曼和奧蒂斯錢德勒同意了，而她則怒氣沖沖。部分原因是她仍然對初選中《時報》的那篇社論惱怒。此時，她對巴西特說這篇社論過於軟弱。“吉姆，這篇東西完全不行。你必須指出那些人的表演多麼粗俗，那些人多麼危險。我們不能接受這類事情，完全不能。”她不斷地爭辯，慢慢諾曼和奧蒂斯改變了主意，巴西特覺察出了將要發生的事情，感到高興，所以他下樓後寫了一篇更加強硬的社論，攻擊對戈德華特的選舉。對此諾曼和奧蒂斯十分冷淡；可能他們同樣對戈德華特懷著疑慮，但是他們已經使報紙對大會的選擇承擔了義務，他們和他連在一起了。巴芙對第二篇社論十分高興，諾曼和奧蒂斯也同意了。這樣，巴西特立刻打電話給洛杉磯，告訴他們拒絕頭一篇社論。回到洛杉磯的尼克威廉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義，打電話給巴西特說：“你明白將會發生什麼。他們會仇視這篇社論的。”巴西特笑了，說他知道，他明白他在做什麼，不過他是——威廉斯可以感到他在電話那邊的笑意——奉命行事。不久《時報》的業務經理，一位對報紙一些微妙或者明朗的方針都十分有力量的人物，羅伯特納爾遜（Robert Nelson）讀了這篇社論。納爾遜是一股十分保守的勢力，對社論中自由主義的味道非常吃驚。他在威廉斯面前炸開了，“你不能登這東西，該死的，你不能登。這東西反對我們的全部朋友。該死的，不要登。”尼克威廉斯對鮑勃納爾遜的若干勝利都來之不易，必須珍惜。眼前的局面沒有引起他的不快。他像不知情似的對納爾遜說，是的，這是一篇強烈的，不同一般的社論，但是它是從最高層來的。納爾遜，給舊金山的諾曼錢德勒打個電話好不好？之後，威廉斯給巴西特回了個電話，這時他笑了，說，“你這個雜種，你知不知道你都給我幹了些什麼？我是說，業務那一邊快要瘋了！”
改革的代價：《洛杉磯時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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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越好，代價越高
如果在這個國家的某個地方巴里戈德華特確實擁有真正的感染力的話，那這個地方就是南加州，尤其在錢德勒家族的部分成員中間。不過，奧蒂斯錢德勒喜歡納爾遜洛克菲勒，這和他母親一樣。諾曼錢德勒和洛克菲勒在一起時比同戈德華特在一起更舒坦（對戈德華特，他又不像對一些使他不安的支持者們那樣厭煩）。所以由奧蒂斯提議，經諾曼同意，《時報》決定支持洛克菲勒。這是重要的決定，總統候選人的決定繫於加州走哪一條道路，黨分裂為自由中立派和右翼。對《時報》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它正在千方百計逐步擺脫舊的章法，現在卻表現出強烈的親戈德華特的傾向。奧蒂斯錢德勒在預選中寫了一篇支持洛克菲勒的社論，父親和兒子之間第一次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諾曼錢德勒讀了社論的稿子，堅持要奧蒂斯加進共和黨傳統的忠誠誓言，即誰贏得了初選，《時報》就支持誰。這篇社論將諾曼錢德勒攪得十分不安，過去兒子從未看見父親這副模樣，很清楚，陷在報紙和家族之間不是好受的事情。
“我們必須寫進去，”他說，“我們是共和黨，我們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不，現在不了。”奧蒂斯錢德勒說。
“要的，現在也要，我們從來就是這樣。”諾曼說。
“那麼就讓我們來改一改，”奧蒂斯說，“我們不能支持戈德華特，我們不能走那條路。”
“如果你不寫進去，我怎麼向加利福尼亞俱樂部的朋友們交代。人人都知道我們是一家共和黨的報紙，這是我們的歷史。我向他們說什麼？”諾曼錢德勒說。
這已接近於命令他的兒子了。奧蒂斯覺察到無法推動他父親再進一步了，這裡是堅石，是深植於血液和報紙歷史中的東西，他勉強加進了一點小小的誓言：是的，《時報》將支持黨的選擇，這對奧蒂斯是重要的一課。他還沒有進入錢德勒董事會，家族成員信任控制股份的公司，他在加利福尼亞俱樂部花的時間不多，不明白他的父親為他承擔了多大的壓力和煎烤，諾曼進行了多麼艱苦的工作防止家族和公司的反叛。這些壓力沒有真正壓在奧蒂斯錢德勒身上，壓力沒有落在他身上的部分原因是他父親每天都在用他的身體，用他在社團內的廣泛的影響和善意做他的擋箭牌，即使他自己與兒子意見不和也是如此。每當諾曼的朋友向他抱怨，而抱怨又是經常的事，他總是乾脆回答，奧蒂斯是對的，而各種批評是不對的，《時報》仍與過去一樣，仍是共和黨的報紙。在他的思想中，這樣做可以使他本人在兒子的作為與他對他的父親的義務之間保持平衡，在現在與過去之間保持平衡。如果人們進一步加壓，他們常常這樣做，那他就會顯示出一點稜角，僅僅一點點：“奧蒂斯是當代的人。他生活在和你們不同的世界裡，他必須和時代一起變化。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和奧蒂斯爭論，而是出去打打高爾夫球。”
奧蒂斯是過後才了解到他的父親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他，但是1964年他對此了解甚微，充斥他內心的，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正直的情感。他的讓步十分勉強，《時報》宣布它將支持共和黨提名人。他的母親對此並不特別高興，她不喜歡戈德華特和他的那個圈子，她相信如果《時報》給洛克菲勒更多的支持，稍稍加緊推動一下，他可能贏得初選，並獲得提名。當戈德華特贏得初選時，她不高興，她將他獲勝的部分原因歸咎於報紙。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狂熱和憤怒的陣陣發作中通過了戈德華特的提名，這在很大程度上像是衝著新聞界來的，她感到這是一種凶兆因而變得更加不悅。
巴芙錢德勒對大會的憎惡，並非僅僅因為洛克菲勒，她將此事看做是野蠻人的勝利，這些人是她一生厭惡，並與之鬥爭的人。加利福尼亞州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正確。孤立主義者和所有的人不僅朝著納爾遜洛克菲勒，而且朝著她和她的兒子喧叫。當時的社論版編輯吉姆巴西特在大會那天到諾曼錢德勒旅館房間，送來一篇溫和的、在形式上對大會選擇表示贊同的社論時，只有諾曼和奧蒂斯錢德勒同意了，而她則怒氣沖沖。部分原因是她仍然對初選中《時報》的那篇社論惱怒。此時，她對巴西特說這篇社論過於軟弱。“吉姆，這篇東西完全不行。你必須指出那些人的表演多麼粗俗，那些人多麼危險。我們不能接受這類事情，完全不能。”她不斷地爭辯，慢慢諾曼和奧蒂斯改變了主意，巴西特覺察出了將要發生的事情，感到高興，所以他下樓後寫了一篇更加強硬的社論，攻擊對戈德華特的選舉。對此諾曼和奧蒂斯十分冷淡；可能他們同樣對戈德華特懷著疑慮，但是他們已經使報紙對大會的選擇承擔了義務，他們和他連在一起了。巴芙對第二篇社論十分高興，諾曼和奧蒂斯也同意了。這樣，巴西特立刻打電話給洛杉磯，告訴他們拒絕頭一篇社論。回到洛杉磯的尼克威廉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義，打電話給巴西特說：“你明白將會發生什麼。他們會仇視這篇社論的。”巴西特笑了，說他知道，他明白他在做什麼，不過他是——威廉斯可以感到他在電話那邊的笑意——奉命行事。不久《時報》的業務經理，一位對報紙一些微妙或者明朗的方針都十分有力量的人物，羅伯特納爾遜（Robert Nelson）讀了這篇社論。納爾遜是一股十分保守的勢力，對社論中自由主義的味道非常吃驚。他在威廉斯面前炸開了，“你不能登這東西，該死的，你不能登。這東西反對我們的全部朋友。該死的，不要登。”尼克威廉斯對鮑勃納爾遜的若干勝利都來之不易，必須珍惜。眼前的局面沒有引起他的不快。他像不知情似的對納爾遜說，是的，這是一篇強烈的，不同一般的社論，但是它是從最高層來的。納爾遜，給舊金山的諾曼錢德勒打個電話好不好？之後，威廉斯給巴西特回了個電話，這時他笑了，說，“你這個雜種，你知不知道你都給我幹了些什麼？我是說，業務那一邊快要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