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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北大西洋
從1778年的戰爭中列舉不出任何類似的例子來，雖然英國這個古老的君主國沒有掩蓋艦隊活動暗中是由這個帝國嚴格的軍事專制驅使的。在兩次值得紀念的事件中，英國都處於防禦地位。但是，戰爭初，它放棄了敵對港口附近的第一道防線，而是把艦隊分派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帝國領地，以盡力保護那些地方。我們在試圖說明一項政策的不足之處時，同時也要承認另一項政策的困難和危險。另一項政策是承認海軍是形勢的關鍵，當海洋既將戰區分割成各個不同部分，同時又將它們聯結在一起的情況下，該政策的目的就是通過把敵海軍封鎖在港內，或迫使其交戰來縮短戰爭時間並決定戰爭結局。這就要求有一支數量相等和效能占優勢的海軍，分配給這支海軍一個有限的作戰海區，其範圍應縮小到能使占領此海區的幾個分艦隊進行互相支援。兵力被這樣分配之後，憑著技術和監視來攔截或襲擊出海的敵人分隊。它通過對敵方艦隊的進攻來保衛遙遠的領地和貿易，由此可以看出誰是真正的敵人，自己的主要軍事攻擊目標是什麼。因為靠近本國港口，那些需要修理的艦船的接替和輪換可以不失時機地完成，同時也減少了對缺乏物資的海外基地的要求。為使另一項政策有成效，要求海軍在數量上占優勢，其原因是不同的分隊相距太遠，不能相互支援。因此，每個分隊一定要同任何可能聯合對付它的力量相等。這就是說，每個分隊在每個地方對它實際上所要對付的敵人的力量都要占優勢，其原因是敵人可能會得到意外的增援。儘管英國人在每個地方都努力爭取使自己的兵力與敵軍的兵力相等，但是他們在國外和歐洲經常處於劣勢，這個事實說明，在兵力上不占優勢時，這樣一種防禦戰略是多麼不可行和多麼危險呀！1778年豪在紐約、1779年拜倫在格瑞那達、1781年格雷夫斯在切薩皮克灣附近海面，1781年胡德在馬提尼克島和1782年他在聖基茨島，他們都處於劣勢，而在歐洲同盟國的艦隊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了英國。一些經不起海上風浪的艦船，與其冒船員和艦船本身日益增加損傷之危險，倒不如把它們派回國而減少力量，因為殖民地的修船廠能力有限，不橫渡大西洋不能進行大修，結果是一些不適於航行的艦船都被留下來了。關於這兩種戰略的代價比較，問題不僅是在相同的時間內哪一個代價更大，而是通過其有效的作戰活動哪一種最可能縮短戰爭的問題。
同盟國的軍事政策與英國的軍事政策相比易受到更嚴厲的譴責，這是因為眾所周知同盟國是攻方，事實上攻方要比守方有利。當同盟國克服了最初進行力量聯合的困難時——並且已經目睹了大不列顛任何時候都不曾嚴重地妨礙它們聯合——同盟國可以自由選擇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間和如何用其數量上的優勢進行攻擊。然而它們是怎樣利用這個公認的非常有利的條件呢？它們用蠶食的方法進攻英帝國的外圍，並且用它們的腦袋去碰直布羅陀這塊堅硬的岩石。法國作出了最認真的軍事努力，把一個分艦隊和一個師的部隊派到了美國，想使實際上已經在那裡的兵力數量增加一倍。因此，在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裡，使英國看到同殖民地對抗是沒有希望的，便結束了對其力量的牽制，這種牽制對它的對手一直是最有利的。在西印度群島，小島一個接一個地被攻陷，一般來說，都是在英國艦隊不在的時候，輕而易舉地被占領的。這就說明了如能對英國艦隊取得決定性勝利，則整個問題便可獲得最徹底的解決；但是，儘管法國曾經有過許多次機會，可它從未尋求通過進攻英國這支決定一切的部隊和簡單方法來解決這個難題。西班牙在佛羅里達按其自己的方法行事，用一支絕對優勢的兵力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這種勝利沒有什麼軍事價值。在歐洲，英國政府所採取的計劃使其海軍力量在數量上年復一年地處於毫無希望的劣勢；但同盟國所計劃的作戰活動似乎沒有打算消滅英國的海軍。在德比分艦隊的30艘帆船戰列艦被同盟國的49艘艦船圍困在托貝敞開錨地的關鍵時刻，戰爭委員會作出了不對其進行攻擊的結論，集中體現了聯合海軍作戰行動的特點。為了進一步阻撓英國人在歐洲起作用，西班牙長時間頑固地堅持把它的艦隊束縛在直布羅陀附近海區內；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這個事實，即在直布羅陀海峽或英吉利海峽或在公海上，對英國海軍進行一次嚴重打擊是攻克直布羅陀這座要塞最可靠的方法。這個要塞曾不只一次處於飢餓的邊緣。
在實施進攻戰的過程中，同盟國宮廷內部產生了分歧和猜疑，嚴重妨礙了絕大部分海軍的聯合行動。看起來，西班牙的行為顯得比較自私幾乎是不講信義的；法國的行為還是忠實於同盟的，並且從軍事上來看，也是比較正確的，主張兩國真誠合作，步調一致地對付精心挑選的主要共同軍事攻擊目標，進而推進實現兩國的目的。還必須承認，眾多跡象表明，同盟國方面，特別是西班牙在行政管理和戰備方面效能極差；人員素質無法與英國相比。 [ 原作者註：這種說法並沒有忽視許多法國軍官們的職業造詣高，由於優秀人員的數量不足，攙雜了低劣成分削弱了人員素質。“由於1779年戰役的若干事件，我們的船員素質已經受到了嚴重影響。1780年初由於人員缺額較大，因此毋需裁減一些艦船或在船員的編制中增加陸軍士兵的比例。部長採用了後者。從陸軍抽調的幾個新組建的團交海軍安排支配。在戰爭初期，軍官人數本來就與編制相距甚遠，隨著戰爭的進展，更越來越顯得嚴重不足。海軍少將戴吉尚在配備其分艦隊的人員時，在軍官和船員方面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2月3日他率領人員配備極差的艦船出海，就象他在寫給部長的信中談到的那樣，”（舍瓦利埃《法國海軍史》184頁。）“在上次戰爭（1778年戰爭）期間，在向艦船提供軍官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難。即便當時任命艦隊司令、分艦隊司令和艦長都較容易，但無法補充因死亡、生病或因少尉至上尉等下級軍官的提升而引起的空缺。”（舍瓦利埃：《法蘭西共和國的海軍》20頁。） ] 不過，雖然行政管理和戰備問題具有極其深遠的軍事意義和重要性，但是，這些問題和同盟國宮廷在選擇和攻擊其目標以及為了達成其戰爭目的所採用的戰略計劃及作戰方案是根本不同的。對它們進行仔細調查不但會不必要地拖長討論，而且由於糾纏一些不必要的與本討論題無關的細節，會混淆戰略問題。
從1778年的戰爭中列舉不出任何類似的例子來，雖然英國這個古老的君主國沒有掩蓋艦隊活動暗中是由這個帝國嚴格的軍事專制驅使的。在兩次值得紀念的事件中，英國都處於防禦地位。但是，戰爭初，它放棄了敵對港口附近的第一道防線，而是把艦隊分派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帝國領地，以盡力保護那些地方。我們在試圖說明一項政策的不足之處時，同時也要承認另一項政策的困難和危險。另一項政策是承認海軍是形勢的關鍵，當海洋既將戰區分割成各個不同部分，同時又將它們聯結在一起的情況下，該政策的目的就是通過把敵海軍封鎖在港內，或迫使其交戰來縮短戰爭時間並決定戰爭結局。這就要求有一支數量相等和效能占優勢的海軍，分配給這支海軍一個有限的作戰海區，其範圍應縮小到能使占領此海區的幾個分艦隊進行互相支援。兵力被這樣分配之後，憑著技術和監視來攔截或襲擊出海的敵人分隊。它通過對敵方艦隊的進攻來保衛遙遠的領地和貿易，由此可以看出誰是真正的敵人，自己的主要軍事攻擊目標是什麼。因為靠近本國港口，那些需要修理的艦船的接替和輪換可以不失時機地完成，同時也減少了對缺乏物資的海外基地的要求。為使另一項政策有成效，要求海軍在數量上占優勢，其原因是不同的分隊相距太遠，不能相互支援。因此，每個分隊一定要同任何可能聯合對付它的力量相等。這就是說，每個分隊在每個地方對它實際上所要對付的敵人的力量都要占優勢，其原因是敵人可能會得到意外的增援。儘管英國人在每個地方都努力爭取使自己的兵力與敵軍的兵力相等，但是他們在國外和歐洲經常處於劣勢，這個事實說明，在兵力上不占優勢時，這樣一種防禦戰略是多麼不可行和多麼危險呀！1778年豪在紐約、1779年拜倫在格瑞那達、1781年格雷夫斯在切薩皮克灣附近海面，1781年胡德在馬提尼克島和1782年他在聖基茨島，他們都處於劣勢，而在歐洲同盟國的艦隊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了英國。一些經不起海上風浪的艦船，與其冒船員和艦船本身日益增加損傷之危險，倒不如把它們派回國而減少力量，因為殖民地的修船廠能力有限，不橫渡大西洋不能進行大修，結果是一些不適於航行的艦船都被留下來了。關於這兩種戰略的代價比較，問題不僅是在相同的時間內哪一個代價更大，而是通過其有效的作戰活動哪一種最可能縮短戰爭的問題。
同盟國的軍事政策與英國的軍事政策相比易受到更嚴厲的譴責，這是因為眾所周知同盟國是攻方，事實上攻方要比守方有利。當同盟國克服了最初進行力量聯合的困難時——並且已經目睹了大不列顛任何時候都不曾嚴重地妨礙它們聯合——同盟國可以自由選擇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間和如何用其數量上的優勢進行攻擊。然而它們是怎樣利用這個公認的非常有利的條件呢？它們用蠶食的方法進攻英帝國的外圍，並且用它們的腦袋去碰直布羅陀這塊堅硬的岩石。法國作出了最認真的軍事努力，把一個分艦隊和一個師的部隊派到了美國，想使實際上已經在那裡的兵力數量增加一倍。因此，在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裡，使英國看到同殖民地對抗是沒有希望的，便結束了對其力量的牽制，這種牽制對它的對手一直是最有利的。在西印度群島，小島一個接一個地被攻陷，一般來說，都是在英國艦隊不在的時候，輕而易舉地被占領的。這就說明了如能對英國艦隊取得決定性勝利，則整個問題便可獲得最徹底的解決；但是，儘管法國曾經有過許多次機會，可它從未尋求通過進攻英國這支決定一切的部隊和簡單方法來解決這個難題。西班牙在佛羅里達按其自己的方法行事，用一支絕對優勢的兵力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這種勝利沒有什麼軍事價值。在歐洲，英國政府所採取的計劃使其海軍力量在數量上年復一年地處於毫無希望的劣勢；但同盟國所計劃的作戰活動似乎沒有打算消滅英國的海軍。在德比分艦隊的30艘帆船戰列艦被同盟國的49艘艦船圍困在托貝敞開錨地的關鍵時刻，戰爭委員會作出了不對其進行攻擊的結論，集中體現了聯合海軍作戰行動的特點。為了進一步阻撓英國人在歐洲起作用，西班牙長時間頑固地堅持把它的艦隊束縛在直布羅陀附近海區內；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這個事實，即在直布羅陀海峽或英吉利海峽或在公海上，對英國海軍進行一次嚴重打擊是攻克直布羅陀這座要塞最可靠的方法。這個要塞曾不只一次處於飢餓的邊緣。
在實施進攻戰的過程中，同盟國宮廷內部產生了分歧和猜疑，嚴重妨礙了絕大部分海軍的聯合行動。看起來，西班牙的行為顯得比較自私幾乎是不講信義的；法國的行為還是忠實於同盟的，並且從軍事上來看，也是比較正確的，主張兩國真誠合作，步調一致地對付精心挑選的主要共同軍事攻擊目標，進而推進實現兩國的目的。還必須承認，眾多跡象表明，同盟國方面，特別是西班牙在行政管理和戰備方面效能極差；人員素質無法與英國相比。 [ 原作者註：這種說法並沒有忽視許多法國軍官們的職業造詣高，由於優秀人員的數量不足，攙雜了低劣成分削弱了人員素質。“由於1779年戰役的若干事件，我們的船員素質已經受到了嚴重影響。1780年初由於人員缺額較大，因此毋需裁減一些艦船或在船員的編制中增加陸軍士兵的比例。部長採用了後者。從陸軍抽調的幾個新組建的團交海軍安排支配。在戰爭初期，軍官人數本來就與編制相距甚遠，隨著戰爭的進展，更越來越顯得嚴重不足。海軍少將戴吉尚在配備其分艦隊的人員時，在軍官和船員方面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2月3日他率領人員配備極差的艦船出海，就象他在寫給部長的信中談到的那樣，”（舍瓦利埃《法國海軍史》184頁。）“在上次戰爭（1778年戰爭）期間，在向艦船提供軍官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難。即便當時任命艦隊司令、分艦隊司令和艦長都較容易，但無法補充因死亡、生病或因少尉至上尉等下級軍官的提升而引起的空缺。”（舍瓦利埃：《法蘭西共和國的海軍》20頁。） ] 不過，雖然行政管理和戰備問題具有極其深遠的軍事意義和重要性，但是，這些問題和同盟國宮廷在選擇和攻擊其目標以及為了達成其戰爭目的所採用的戰略計劃及作戰方案是根本不同的。對它們進行仔細調查不但會不必要地拖長討論，而且由於糾纏一些不必要的與本討論題無關的細節，會混淆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