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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楚大族」一傢伙遷徙到長安，土地不能帶走，除了土地，他們還有什麼能持續發展的資源？親戚朋友一大幫，全來了，從原來的生產型家族，到了長安變成了消費型的。原來的土地等固定資產很難變現，本地的富人移民了，窮人根本買不起大量吐出的土地，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些豪族的土地房產等被官家無償或低價占有。而移民到長安，大家只能帶浮財來，只能把長安的生活指數和物價折騰高，除此之外，有什麼好處呢？
這種移民，結果就是把有錢人折騰窮了，把地方有勢力的豪紳變成城市的弱勢群體，核心的東西，還是要把皇權建立在一堆細小的沙子上面，民間力量成長為鵝卵石都不允許，大家只配做沙子。
現代社會，移民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從主體性來分析，移民一種是民要移，比如到美國混綠卡，到城市打工，都屬此類；還有一種是官要民移，比如公共工程造成的移民；還有就是戰爭與災難造成的移民。
人民的遷徙，會直接影響到政治版圖的變化，會給社會、經濟、文化帶來深刻的變化。現在中國有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有的是季節性外出，有的已經在城市生根，有的則是漂在城市，大多不願也不會再返回農村，最多只是春節回老家看看。這樣大規模的遷徙，帶給中國的歷史性影響，恐怕要過很多年才能看得深切和全面。
防範山頭主義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並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jiàn）車膠致，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搒笞數千，刺剟（duō），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biān）輿前。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歡，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
漢高祖七年，劉邦臨趙，當時的趙王是張耳的兒子張敖，劉邦的女婿。
劉邦又擺臭架子，皇帝的架子加上老丈人的架子，肯定是牛氣萬分。《史記》報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gōu）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lì），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貫高趙午等是張耳的舊臣，看不慣劉邦的頤指氣使，所以安排了一次刺殺行動。他們安排刺客在一個叫柏人的地方等待劉邦經過，劉邦一聽柏人是「迫人」，於是沒有停留，刺殺行動失敗，但是，一場內部的政治鬥爭和迫害行動立馬開始了。
後來雖然證實了趙王張敖沒有指使和參與刺殺行動，但負有領導責任，按照常規，腦袋肯定不保，但好在張敖有駙馬之貴，特別是有呂后緩頰，萬幸沒有身首異處，只是丟了王位。一場血雨腥風被控制在了相當小的範圍內。
司馬光評論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應該說比較恰當。
這件事，反映出了中國政治生活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山頭主義下忠誠的遞延問題。貫高等是張耳的舊臣，只知有張，不知有劉，儘管張氏父子向劉氏輸誠，但其部下不會將這種政治效忠遞延下去，這樣「兩張皮」的現象，在皇帝看來，是一種深刻的隱患。雍正皇帝之所以要殺年羹堯，據說就是因為其部下只聽年的軍令而對皇上「脫掉盔甲」的口諭沒有反應。培植個人親信，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為皇家所忌。袁世凱是有意培植，讓北洋軍成了袁家軍；年羹堯則未必有反意，只是過于欣賞自己的控制力，惹怒了本來就喜歡猜忌的皇帝。所以，岳家軍，楊家將，民間老百姓的讚譽稱頌，在皇家心理上埋下的卻是擔憂和忌恨。
所以，為人君者，深忌權臣樹立山頭，拉幫結夥。漢初諸王，本來就是以團伙形態加盟的，各有各的子弟兵，劉邦必欲剪除之而能後安，彭越、英布之流，終究不能容於劉家一統天下，勢已明矣。張良也是帶著隊伍到劉邦革命軍中的，但進來之後，主動放棄了控制權，使之融入劉家革命隊伍之中。孑然一身，無門無派，才是自安之道。張敖是魯元公主的夫婿，按常情是不會反老丈人的，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類似「黃袍加身」的故事經常會激情上演，「使張敖據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為了天下，殺老子都可以，何況老丈人乎？
這種移民，結果就是把有錢人折騰窮了，把地方有勢力的豪紳變成城市的弱勢群體，核心的東西，還是要把皇權建立在一堆細小的沙子上面，民間力量成長為鵝卵石都不允許，大家只配做沙子。
現代社會，移民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從主體性來分析，移民一種是民要移，比如到美國混綠卡，到城市打工，都屬此類；還有一種是官要民移，比如公共工程造成的移民；還有就是戰爭與災難造成的移民。
人民的遷徙，會直接影響到政治版圖的變化，會給社會、經濟、文化帶來深刻的變化。現在中國有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有的是季節性外出，有的已經在城市生根，有的則是漂在城市，大多不願也不會再返回農村，最多只是春節回老家看看。這樣大規模的遷徙，帶給中國的歷史性影響，恐怕要過很多年才能看得深切和全面。
防範山頭主義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並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jiàn）車膠致，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搒笞數千，刺剟（duō），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biān）輿前。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歡，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
漢高祖七年，劉邦臨趙，當時的趙王是張耳的兒子張敖，劉邦的女婿。
劉邦又擺臭架子，皇帝的架子加上老丈人的架子，肯定是牛氣萬分。《史記》報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gōu）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lì），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貫高趙午等是張耳的舊臣，看不慣劉邦的頤指氣使，所以安排了一次刺殺行動。他們安排刺客在一個叫柏人的地方等待劉邦經過，劉邦一聽柏人是「迫人」，於是沒有停留，刺殺行動失敗，但是，一場內部的政治鬥爭和迫害行動立馬開始了。
後來雖然證實了趙王張敖沒有指使和參與刺殺行動，但負有領導責任，按照常規，腦袋肯定不保，但好在張敖有駙馬之貴，特別是有呂后緩頰，萬幸沒有身首異處，只是丟了王位。一場血雨腥風被控制在了相當小的範圍內。
司馬光評論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應該說比較恰當。
這件事，反映出了中國政治生活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山頭主義下忠誠的遞延問題。貫高等是張耳的舊臣，只知有張，不知有劉，儘管張氏父子向劉氏輸誠，但其部下不會將這種政治效忠遞延下去，這樣「兩張皮」的現象，在皇帝看來，是一種深刻的隱患。雍正皇帝之所以要殺年羹堯，據說就是因為其部下只聽年的軍令而對皇上「脫掉盔甲」的口諭沒有反應。培植個人親信，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為皇家所忌。袁世凱是有意培植，讓北洋軍成了袁家軍；年羹堯則未必有反意，只是過于欣賞自己的控制力，惹怒了本來就喜歡猜忌的皇帝。所以，岳家軍，楊家將，民間老百姓的讚譽稱頌，在皇家心理上埋下的卻是擔憂和忌恨。
所以，為人君者，深忌權臣樹立山頭，拉幫結夥。漢初諸王，本來就是以團伙形態加盟的，各有各的子弟兵，劉邦必欲剪除之而能後安，彭越、英布之流，終究不能容於劉家一統天下，勢已明矣。張良也是帶著隊伍到劉邦革命軍中的，但進來之後，主動放棄了控制權，使之融入劉家革命隊伍之中。孑然一身，無門無派，才是自安之道。張敖是魯元公主的夫婿，按常情是不會反老丈人的，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類似「黃袍加身」的故事經常會激情上演，「使張敖據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為了天下，殺老子都可以，何況老丈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