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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小說中，繩梯、血染的小箱子和種種雷同之處，全都表現了追求離奇的趣味。是愛情，也可以說是女人，為我們點明了生存的真正目的：美、幸福、新鮮的感覺和一個新世界。愛情奪去了男人的靈魂，它讓他把它占有，被愛的男人與他的情婦一樣感到緊張和冒險，他比在他的職業中更加真實地證明了他自己。當於連在瑪特兒放置的梯子下動搖之時，他對自己的整個命運產生了疑問：在那一刻，他失去了真正的標準。正是通過女人，受到女人的影響，並對女人的行為做出反應，於連、法布里斯和呂西安才學會了立身和人世。在司湯達的作品中，檢驗、獎勵、審判者和女友——這一切其實就是黑格爾企圖在女人身上同時得到的東西：在相互的認可中，女方的意識給予男方的與她從男方那兒得到的一樣真實。兩個在戀愛中互相了解的男女結成一對兒，他們否定了時間和宇宙；這樣的一對兒完全自足，他們實現了絕對精神。
但是，這一切預先假定女人並不是純粹的變化：她本身就是主體。司湯達從不局限於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寫成男主人公的功能：他賦予她們以自己的命運。他嘗試了一種更為罕見的事業，一種以前的小說家從未嘗試過的事業：把他自己投射到女性人物的身上。
他並沒有像馬里弗凌駕於瑪麗安娜或里查生凌駕於克拉麗莎·哈羅那樣凌駕於拉米爾；他承擔了她的命運，正如他承擔了於連的命運。因此，拉米爾的輪廓依然有點沉思的味道，而且特別富有意味。司湯達在這個年輕姑娘的周圍布下了一切可以想像的障礙：她是個貧窮的農家女，無知，是在一些滿腦子偏見的人們粗俗的養育下長大的，一旦她懂得了“那真愚蠢”這句話的充分含義，她便在她的道路上清除了一切道德障礙。她那新生的精神自由使她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憑著她的好奇心、野心和歡樂的衝動行事。在這顆如此堅毅的心面前，物質上的障礙只能被撇到一邊，她唯一的問題便是在一個平凡的世界上造就她配享有的命運。她必須在罪和死中完成它。這也是於連的命運。在現存的社會上根本沒有偉大人物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在同一條船上。
值得注意的是，司湯達竟然既是十足地浪漫主義的，又是決斷地女權主義的；女權主義者通常都很有理性，對所有的問題都持統一的觀點；司湯達卻要求婦女解放不只泛泛地打起自由的旗號，而且還要憑著個人幸福的名義。他相信，愛情決不會喪失什麼東西，相反，當女人與男人平等之時，她越是能完全理解他，愛情便越是真誠。女人身上被讚賞的某些特徵無疑將會消失；但它們的價值來自它們所表現的自由。這將會用其他形式顯示出來，浪漫主義精神絕不會從人間消失。兩人彼此分離，處於不同環境中的存在，在自由中面面相對，他們互相通過對方，尋求他們生存的證明，他們總會生活在充滿危險和希望的歷險中。司湯達信賴真實。失去真實，就意味著雖生猶死；真在哪裡閃光，美、幸福、愛情和一種自有其理由的歡樂就在哪裡閃光。正因為如此，他反對把嚴肅的問題神秘化，正如他反對偽神話詩一樣。富有人情味兒的真實滿足了他的需要。他認為，女人只是凡人而已：任何形式的夢想都不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狂喜。
六、小結
由以上種種事例可以看出，每一個作家都獨特地反映了很多集體的神話：我們一直把女人視為純粹的肉體；男人的肉體生自母親的體內，又在戀愛中的女人懷裡得到再造。
因此，女人與自然相關，她體現了自然：血之谷、開放的玫瑰、海妖、山曲，她在男人的眼中象徵著沃土、精氣、物質的美和世界的靈魂。她掌管著詩歌；她成為人間與彼岸世界的中介：為貴婦或為傳神諭的女祭司，做明星或做女巫，她開啟了通往超自然和超現實的大門。她註定要處於被限定的存在中；她通過她的被動性布施了和平與和諧，只要她拒絕扮演這個角色，就會被視為“祈禱的螳螂”，吃人的女妖。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以特權的地者（the priV－ilied Other）出現，通過她，主體實現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歷險和幸福。
不過，上述各位作家編造這些神話的方式各不相同。他者是按照此者為樹立他自己而選擇的獨特方式而被獨特地界定的。每一個作家都肯定了自己的自由和超越，但他們對這兩個字眼賦予的含義卻不相同。對蒙特朗來說，自由是一種境遇：他就是超越者，他翱翔於眾英雄的天空中；女人匍匐在地上，在他的腳下；度量他與女性之間的距離使他感到有趣；他時時把她拉向他，提起她來，然後把她向後摔去，從不讓自己下降到她的陰暗世界中。勞倫斯把超越置於陽具之上；只有通過女人的恩賜，陽具才是生氣與力量，因而內在性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這位裝模作樣高居於大地之上的他英雄其實遠非半神半人，他還沒有長大成人。女人不應受到蔑視，她是財富的源泉，但她必須放棄個人的超越，使自己只限於促進她的男子漢超越。克洛代爾就要求女人拿出這樣的熱忱：他要求，當男人通過他的活動擴展了生活的領域，女人卻得維持原有的生活；天主教認為，塵世的一切俗務都陷於徒勞的有限存在中：唯一的超越者是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行動著的男人和為男人服務的女人其實都是平等的；每一方都應從各自的塵世狀況中超渡出去：拯救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件自主的大事。布勒樂則顛倒了性別的等級，在他看來，男人得以超越的行動和自覺的思想似乎構成了愚蠢的神秘化，它引起戰爭，帶來愚昧，造成官僚體制和對人情味兒的否定；於是，被限定性、純潔、暗中出現的現實反而成了真實；真正的超越往往由一種被限定的存在來完成。他的態度正好與蒙特朗相反：蒙特朗喜歡戰爭，因為在戰爭中可以把女人排除在外；布勒東崇拜女人，因為她帶來了和平。
蒙特朗混同了精神與主觀性——他拒絕接受給定的宇宙；布勒東認為精神客觀地存在於世界的中心；女人危及了蒙特朗，因為她打破了他的孤寂；對於布勒東，她就是令人吃驚的顯示，因為她把他拉出了他的主觀性。至於司湯達，我們已經看到，女人在他眼中很難有一種神秘的價值：他視她為存在，也像男人一樣，是個超越者；對於這位人文主義者來說，兩性的自由存在在其相互的關係中實現了他們自身；他認為，如果他者只是另一個人，以至生活有了他稱之為“刺激味兒特濃”的東西，那就很夠味了。他從不尋覓“完美的均衡”，也不靠那厭惡的麵包過活；他不尋找奇蹟；也不想關注宇宙或詩，他只關注自由的人。
司湯達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清醒而自由的存在。其他人（這是最主要的一點）除了覺得自己是暗中出現在心中的囚徒以外，只不過裝出超越者的姿態而已：他們把這個“堅不可破的黑暗核心’投射到女人的身上。蒙特朗有一種阿德勒所謂的情結，這使他形成了愚蠢的不老實的態度：他在女性身上所體現的便是這種偽裝與恐懼的混合；他對女人的厭惡正是他在自己身上所不敢正視的東西。他把凡能證明他自己無能的一切全都踩到女人身上；他利用蔑視的態度拯救自己；女人成了藏污納垢之坑，他把困擾他的怪物全都拋入其中。勞倫斯的生活向我們表明，他遭受了與蒙特朗相似的情結，雖然那情緒中性的成分更為純粹：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是一種補償的神話，它誇耀了作家一點也不確信的陽剛之氣；當他描寫唐·席普里諾腳旁的凱特時，他感到他在他的妻子——佛利達身上贏得了男性的勝利；他不許他的伴侶提任何問題：倘若她反對他的目標，他便會對這些目標失去信心；她的作用就是使他感到心安理得。他要求她平靜、安詳、忠實，正如蒙特朗要求她確信他的優越地位一樣：他們都要求他們沒有獲得的東西。克洛代爾的缺乏並非自信心的缺乏，如果說他膽怯，那也只是在與上帝同在的神秘中。他的作品中毫無男女兩性爭鬥的痕跡。男人勇敢地承擔起女人的重壓；她也可能產生誘惑，也可能給予拯救。布勒東似乎認為，男人只有經歷了他內在的神秘才是真實的；使他愉快的是，娜佳看見了他所走向的星，那像“一朵無心花之心”的星。在他的夢想、陳述和同時湧現的意識流中——在這樣一些不受意志和理性控制的活動中，他認出了真正的自我；女人是被遮蓋的存在的可見形象，那存在比他的自覺的人格更加重要。
但是，這一切預先假定女人並不是純粹的變化：她本身就是主體。司湯達從不局限於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寫成男主人公的功能：他賦予她們以自己的命運。他嘗試了一種更為罕見的事業，一種以前的小說家從未嘗試過的事業：把他自己投射到女性人物的身上。
他並沒有像馬里弗凌駕於瑪麗安娜或里查生凌駕於克拉麗莎·哈羅那樣凌駕於拉米爾；他承擔了她的命運，正如他承擔了於連的命運。因此，拉米爾的輪廓依然有點沉思的味道，而且特別富有意味。司湯達在這個年輕姑娘的周圍布下了一切可以想像的障礙：她是個貧窮的農家女，無知，是在一些滿腦子偏見的人們粗俗的養育下長大的，一旦她懂得了“那真愚蠢”這句話的充分含義，她便在她的道路上清除了一切道德障礙。她那新生的精神自由使她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憑著她的好奇心、野心和歡樂的衝動行事。在這顆如此堅毅的心面前，物質上的障礙只能被撇到一邊，她唯一的問題便是在一個平凡的世界上造就她配享有的命運。她必須在罪和死中完成它。這也是於連的命運。在現存的社會上根本沒有偉大人物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在同一條船上。
值得注意的是，司湯達竟然既是十足地浪漫主義的，又是決斷地女權主義的；女權主義者通常都很有理性，對所有的問題都持統一的觀點；司湯達卻要求婦女解放不只泛泛地打起自由的旗號，而且還要憑著個人幸福的名義。他相信，愛情決不會喪失什麼東西，相反，當女人與男人平等之時，她越是能完全理解他，愛情便越是真誠。女人身上被讚賞的某些特徵無疑將會消失；但它們的價值來自它們所表現的自由。這將會用其他形式顯示出來，浪漫主義精神絕不會從人間消失。兩人彼此分離，處於不同環境中的存在，在自由中面面相對，他們互相通過對方，尋求他們生存的證明，他們總會生活在充滿危險和希望的歷險中。司湯達信賴真實。失去真實，就意味著雖生猶死；真在哪裡閃光，美、幸福、愛情和一種自有其理由的歡樂就在哪裡閃光。正因為如此，他反對把嚴肅的問題神秘化，正如他反對偽神話詩一樣。富有人情味兒的真實滿足了他的需要。他認為，女人只是凡人而已：任何形式的夢想都不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狂喜。
六、小結
由以上種種事例可以看出，每一個作家都獨特地反映了很多集體的神話：我們一直把女人視為純粹的肉體；男人的肉體生自母親的體內，又在戀愛中的女人懷裡得到再造。
因此，女人與自然相關，她體現了自然：血之谷、開放的玫瑰、海妖、山曲，她在男人的眼中象徵著沃土、精氣、物質的美和世界的靈魂。她掌管著詩歌；她成為人間與彼岸世界的中介：為貴婦或為傳神諭的女祭司，做明星或做女巫，她開啟了通往超自然和超現實的大門。她註定要處於被限定的存在中；她通過她的被動性布施了和平與和諧，只要她拒絕扮演這個角色，就會被視為“祈禱的螳螂”，吃人的女妖。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以特權的地者（the priV－ilied Other）出現，通過她，主體實現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歷險和幸福。
不過，上述各位作家編造這些神話的方式各不相同。他者是按照此者為樹立他自己而選擇的獨特方式而被獨特地界定的。每一個作家都肯定了自己的自由和超越，但他們對這兩個字眼賦予的含義卻不相同。對蒙特朗來說，自由是一種境遇：他就是超越者，他翱翔於眾英雄的天空中；女人匍匐在地上，在他的腳下；度量他與女性之間的距離使他感到有趣；他時時把她拉向他，提起她來，然後把她向後摔去，從不讓自己下降到她的陰暗世界中。勞倫斯把超越置於陽具之上；只有通過女人的恩賜，陽具才是生氣與力量，因而內在性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這位裝模作樣高居於大地之上的他英雄其實遠非半神半人，他還沒有長大成人。女人不應受到蔑視，她是財富的源泉，但她必須放棄個人的超越，使自己只限於促進她的男子漢超越。克洛代爾就要求女人拿出這樣的熱忱：他要求，當男人通過他的活動擴展了生活的領域，女人卻得維持原有的生活；天主教認為，塵世的一切俗務都陷於徒勞的有限存在中：唯一的超越者是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行動著的男人和為男人服務的女人其實都是平等的；每一方都應從各自的塵世狀況中超渡出去：拯救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件自主的大事。布勒樂則顛倒了性別的等級，在他看來，男人得以超越的行動和自覺的思想似乎構成了愚蠢的神秘化，它引起戰爭，帶來愚昧，造成官僚體制和對人情味兒的否定；於是，被限定性、純潔、暗中出現的現實反而成了真實；真正的超越往往由一種被限定的存在來完成。他的態度正好與蒙特朗相反：蒙特朗喜歡戰爭，因為在戰爭中可以把女人排除在外；布勒東崇拜女人，因為她帶來了和平。
蒙特朗混同了精神與主觀性——他拒絕接受給定的宇宙；布勒東認為精神客觀地存在於世界的中心；女人危及了蒙特朗，因為她打破了他的孤寂；對於布勒東，她就是令人吃驚的顯示，因為她把他拉出了他的主觀性。至於司湯達，我們已經看到，女人在他眼中很難有一種神秘的價值：他視她為存在，也像男人一樣，是個超越者；對於這位人文主義者來說，兩性的自由存在在其相互的關係中實現了他們自身；他認為，如果他者只是另一個人，以至生活有了他稱之為“刺激味兒特濃”的東西，那就很夠味了。他從不尋覓“完美的均衡”，也不靠那厭惡的麵包過活；他不尋找奇蹟；也不想關注宇宙或詩，他只關注自由的人。
司湯達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清醒而自由的存在。其他人（這是最主要的一點）除了覺得自己是暗中出現在心中的囚徒以外，只不過裝出超越者的姿態而已：他們把這個“堅不可破的黑暗核心’投射到女人的身上。蒙特朗有一種阿德勒所謂的情結，這使他形成了愚蠢的不老實的態度：他在女性身上所體現的便是這種偽裝與恐懼的混合；他對女人的厭惡正是他在自己身上所不敢正視的東西。他把凡能證明他自己無能的一切全都踩到女人身上；他利用蔑視的態度拯救自己；女人成了藏污納垢之坑，他把困擾他的怪物全都拋入其中。勞倫斯的生活向我們表明，他遭受了與蒙特朗相似的情結，雖然那情緒中性的成分更為純粹：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是一種補償的神話，它誇耀了作家一點也不確信的陽剛之氣；當他描寫唐·席普里諾腳旁的凱特時，他感到他在他的妻子——佛利達身上贏得了男性的勝利；他不許他的伴侶提任何問題：倘若她反對他的目標，他便會對這些目標失去信心；她的作用就是使他感到心安理得。他要求她平靜、安詳、忠實，正如蒙特朗要求她確信他的優越地位一樣：他們都要求他們沒有獲得的東西。克洛代爾的缺乏並非自信心的缺乏，如果說他膽怯，那也只是在與上帝同在的神秘中。他的作品中毫無男女兩性爭鬥的痕跡。男人勇敢地承擔起女人的重壓；她也可能產生誘惑，也可能給予拯救。布勒東似乎認為，男人只有經歷了他內在的神秘才是真實的；使他愉快的是，娜佳看見了他所走向的星，那像“一朵無心花之心”的星。在他的夢想、陳述和同時湧現的意識流中——在這樣一些不受意志和理性控制的活動中，他認出了真正的自我；女人是被遮蓋的存在的可見形象，那存在比他的自覺的人格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