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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記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記的。
我從小喜歡到處走，東看看，西看看(這一點和我的老師沈從文有點像)。放學回來，一路上有很多東西可看。路過銀匠店，我走進去看老銀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個用來釘在小孩的虎頭帽上的小羅漢。路過畫匠店，我歪著腦袋看他們畫“家神菩薩”或玻璃油畫福祿壽三星。路過竹廠，看竹匠把竹子一頭劈成幾岔，在火上烤彎，做成一張一張草筢子……多少年來，我還記得從我的家到小學的一路每家店鋪、人家的樣子。去年回鄉，一個親戚請我喝酒，我還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來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繪出來，背得出白色的屏門上用藍漆寫的一副對子。這使他大為驚奇，連說：“是的是的。”也許是這種東看看西看看的習慣，使我後來成了一個“作家”。
我經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體就是像我所寫的那樣。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說，都說“寫得很像”。當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點。比如大淖的東邊有許多糞缸(巧雲家的門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糞缸)，我寫它幹什麼呢?我這樣美化一下，我的家鄉人是同意的。我並沒有有聞必錄，是有所選擇的。大淖岸上有一塊比通常的碾盤還要大得多的扁圓石頭，人們說是“星”——隕石，因與故事無關，我也割愛了(去年回鄉，這個“星”已經不知搬到哪裡去了)。如果寫這個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為它目標很大，引人注目，結果又與人事毫不相干，豈非“冤”了讀者一下?
小錫匠那回事是有的。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都還記得。我那時還在上小學，聽說一個小錫匠因為和一個保安隊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隊打死了，後來用尿鹼救過來了。我跑到出事地點去看，只看見幾隻尿桶。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總有幾隻尿桶放在那裡的，為了集尿，也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個“巧雲”(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麼)，門半掩著，裡面很黑，床上坐著一個年輕女人，我沒有看清她的模樣，只是無端地覺得她很美。過了兩天，就看見錫匠們在大街上遊行。這些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嚮往。我當時還很小，但我的嚮往是真實的。我當時還不懂“高尚的品質、優美的情操”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點嚮往。這點嚮往是朦朧的，但也是強烈的。這點嚮往在我的心裡存留了四十多年，終於促使我寫了這篇小說。
大淖的東頭不大像我所寫的一樣。真實生活里的巧雲的父親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盡頭。我上小學、初中時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經過那裡。星期天，去釣魚。暑假時，夾了一個畫夾子去寫生。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像我所寫的那樣。街里的人對挑夫是看不起的，稱之為“挑籮把擔的”。便是現在，也還有這個說法。但是我真的從小沒有對他們輕視過。
越塘邊有一個姓戴的轎夫，得了血絲蟲病——象腿病。抬轎子的得了這種最不該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後的日子還怎麼過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見，原來是個有點邋遢的女人，頭髮黃黃的，很少梳得整齊的時候，她大概身體不太好，總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這種病，她怎麼辦呢?有一天我看見她，真是煥然一新!她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頭髮梳得光光的，衣服很整齊，顯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驚奇的，是她原來還挺好看。她當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擔子挑起來嚓嚓地走，和別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誰也不弱。
這個女人使我很驚奇。經過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終於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來所知甚少的巧雲身上(挑夫們因此也就搬了家)。這樣，原來比較模糊的巧雲的形象就比較充實，比較豐滿了。
這樣，一篇小說就醞釀成熟了。我的嚮往和驚奇也就有了著落。至於這篇小說是怎樣寫出來的，那真是說不清，只能說是神差鬼使，像魯迅所說“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發里東想想，西想想，想了幾天，一切就比較明確起來了，所需用的語言、節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說已經有在那裡，我只要把它抄出來就行了。但是寫出來的契因，還是那點嚮往和那點驚奇。我以為沒有那麼一點東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寫作習慣不一樣。有人是一邊寫一邊想，幾經改刪，然後成篇。我是想得相當成熟了，一氣寫成。當然在寫的過程中對原來所想的還會有所取捨，如劉彥和所說：“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還會寫到那裡，湧出一些原來沒有想到的細節，所謂“神來之筆”，比如我寫到“十一子微微聽見一點聲音，他睜了睜眼。巧雲把一碗尿鹼湯灌進了十一子的喉嚨”之後忽然寫了一句：不知道為什麼，她自己也嘗了一口。
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只是寫到那裡，出於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寫出這一句(寫這一句時，我流了眼淚)。我的老師教我們寫作，常說“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人不懂他這句話。我的這一個細節也許可以給沈先生的話作一註腳。在寫作過程中要隨時緊緊貼著人物，用自已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麼時候自己的感情貼不住人物了，大慨人物也就會“走”了，飄了，不具體了。
幾個評論家都說我是一個風俗畫作家。我自己原來沒有想過。我是很愛看風俗畫的。十六七世紀的荷蘭派的畫，日本的浮世繪，中國的《貨郎圖》、《踏歌圖》……我都愛看。講風俗的書，《荊夢歲時記》、《東京夢華錄》、《一歲貨聲》……我都愛看。我也愛讀竹枝詞。我以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我的小說里有些風俗畫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為寫風俗而寫風俗。作為小說，寫風俗是為了寫人。有些風俗，與人的關係不大，儘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寫。比如大淖這地方放過荷燈，那是很美的。紙制的荷花，當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紙捻，點著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裡，慢慢地漂著，經久不熄，又淒涼又熱鬧，看的人疑似離開真實生活而進入一種飄渺的夢境。但是我沒有把它寫入《記事》，——除非我換一個寫法，把巧雲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燈結合起來，成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邊城》里所寫的划龍船一樣。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寫風俗的小說，往往與人物關係不大，所以在這裡說一句。
對這篇小說的結構，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前面(不是直接寫人物的部分)寫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種意見，以為這篇小說的特點正在其結構，前面寫了三節，都是記風土人情，第四節才出現人物。我於此有說焉。我這樣寫，自己是意識到的。所以一開頭著重寫環境，是因為“這裡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樣”，“這裡的人也不一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日’的人完全不同”。只有在這樣的環境裡，才有可能出現這樣的人和事。有個青年作家說：“題目是《大淖記事》，不是《巧雲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這樣寫。”我傾向同意她的意見。
我從小喜歡到處走，東看看，西看看(這一點和我的老師沈從文有點像)。放學回來，一路上有很多東西可看。路過銀匠店，我走進去看老銀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個用來釘在小孩的虎頭帽上的小羅漢。路過畫匠店，我歪著腦袋看他們畫“家神菩薩”或玻璃油畫福祿壽三星。路過竹廠，看竹匠把竹子一頭劈成幾岔，在火上烤彎，做成一張一張草筢子……多少年來，我還記得從我的家到小學的一路每家店鋪、人家的樣子。去年回鄉，一個親戚請我喝酒，我還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來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繪出來，背得出白色的屏門上用藍漆寫的一副對子。這使他大為驚奇，連說：“是的是的。”也許是這種東看看西看看的習慣，使我後來成了一個“作家”。
我經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體就是像我所寫的那樣。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說，都說“寫得很像”。當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點。比如大淖的東邊有許多糞缸(巧雲家的門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糞缸)，我寫它幹什麼呢?我這樣美化一下，我的家鄉人是同意的。我並沒有有聞必錄，是有所選擇的。大淖岸上有一塊比通常的碾盤還要大得多的扁圓石頭，人們說是“星”——隕石，因與故事無關，我也割愛了(去年回鄉，這個“星”已經不知搬到哪裡去了)。如果寫這個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為它目標很大，引人注目，結果又與人事毫不相干，豈非“冤”了讀者一下?
小錫匠那回事是有的。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都還記得。我那時還在上小學，聽說一個小錫匠因為和一個保安隊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隊打死了，後來用尿鹼救過來了。我跑到出事地點去看，只看見幾隻尿桶。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總有幾隻尿桶放在那裡的，為了集尿，也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個“巧雲”(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麼)，門半掩著，裡面很黑，床上坐著一個年輕女人，我沒有看清她的模樣，只是無端地覺得她很美。過了兩天，就看見錫匠們在大街上遊行。這些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嚮往。我當時還很小，但我的嚮往是真實的。我當時還不懂“高尚的品質、優美的情操”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點嚮往。這點嚮往是朦朧的，但也是強烈的。這點嚮往在我的心裡存留了四十多年，終於促使我寫了這篇小說。
大淖的東頭不大像我所寫的一樣。真實生活里的巧雲的父親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盡頭。我上小學、初中時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經過那裡。星期天，去釣魚。暑假時，夾了一個畫夾子去寫生。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像我所寫的那樣。街里的人對挑夫是看不起的，稱之為“挑籮把擔的”。便是現在，也還有這個說法。但是我真的從小沒有對他們輕視過。
越塘邊有一個姓戴的轎夫，得了血絲蟲病——象腿病。抬轎子的得了這種最不該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後的日子還怎麼過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見，原來是個有點邋遢的女人，頭髮黃黃的，很少梳得整齊的時候，她大概身體不太好，總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這種病，她怎麼辦呢?有一天我看見她，真是煥然一新!她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頭髮梳得光光的，衣服很整齊，顯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驚奇的，是她原來還挺好看。她當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擔子挑起來嚓嚓地走，和別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誰也不弱。
這個女人使我很驚奇。經過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終於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來所知甚少的巧雲身上(挑夫們因此也就搬了家)。這樣，原來比較模糊的巧雲的形象就比較充實，比較豐滿了。
這樣，一篇小說就醞釀成熟了。我的嚮往和驚奇也就有了著落。至於這篇小說是怎樣寫出來的，那真是說不清，只能說是神差鬼使，像魯迅所說“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發里東想想，西想想，想了幾天，一切就比較明確起來了，所需用的語言、節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說已經有在那裡，我只要把它抄出來就行了。但是寫出來的契因，還是那點嚮往和那點驚奇。我以為沒有那麼一點東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寫作習慣不一樣。有人是一邊寫一邊想，幾經改刪，然後成篇。我是想得相當成熟了，一氣寫成。當然在寫的過程中對原來所想的還會有所取捨，如劉彥和所說：“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還會寫到那裡，湧出一些原來沒有想到的細節，所謂“神來之筆”，比如我寫到“十一子微微聽見一點聲音，他睜了睜眼。巧雲把一碗尿鹼湯灌進了十一子的喉嚨”之後忽然寫了一句：不知道為什麼，她自己也嘗了一口。
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只是寫到那裡，出於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寫出這一句(寫這一句時，我流了眼淚)。我的老師教我們寫作，常說“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人不懂他這句話。我的這一個細節也許可以給沈先生的話作一註腳。在寫作過程中要隨時緊緊貼著人物，用自已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麼時候自己的感情貼不住人物了，大慨人物也就會“走”了，飄了，不具體了。
幾個評論家都說我是一個風俗畫作家。我自己原來沒有想過。我是很愛看風俗畫的。十六七世紀的荷蘭派的畫，日本的浮世繪，中國的《貨郎圖》、《踏歌圖》……我都愛看。講風俗的書，《荊夢歲時記》、《東京夢華錄》、《一歲貨聲》……我都愛看。我也愛讀竹枝詞。我以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我的小說里有些風俗畫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為寫風俗而寫風俗。作為小說，寫風俗是為了寫人。有些風俗，與人的關係不大，儘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寫。比如大淖這地方放過荷燈，那是很美的。紙制的荷花，當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紙捻，點著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裡，慢慢地漂著，經久不熄，又淒涼又熱鬧，看的人疑似離開真實生活而進入一種飄渺的夢境。但是我沒有把它寫入《記事》，——除非我換一個寫法，把巧雲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燈結合起來，成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邊城》里所寫的划龍船一樣。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寫風俗的小說，往往與人物關係不大，所以在這裡說一句。
對這篇小說的結構，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前面(不是直接寫人物的部分)寫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種意見，以為這篇小說的特點正在其結構，前面寫了三節，都是記風土人情，第四節才出現人物。我於此有說焉。我這樣寫，自己是意識到的。所以一開頭著重寫環境，是因為“這裡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樣”，“這裡的人也不一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日’的人完全不同”。只有在這樣的環境裡，才有可能出現這樣的人和事。有個青年作家說：“題目是《大淖記事》，不是《巧雲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這樣寫。”我傾向同意她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