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頁
城隍、土地、灶君是和中國人民大眾生活關係最密切的神。
這些神是“古帝王”造出來的神話，是謠言，目的是統一老百姓的思想，是“神道設教”。
老百姓也需要這樣的神。這些神的意象一旦為老百姓所掌握，就會變成一種自覺的、宗教性的、固執的力量。沒有這些神，他們就會失去倫理道德的標準、是非善惡的尺度，失去心理平衡，惶惶然不可終日。我們縣的城隍，在北伐的時候曾由以一個姓黃的黨部委員為首的一幫熱血青年用粗繩拉倒，劈成碎片。這觸怒了城鄉的許多道婆子。我們縣有很多的道婆子，她們沒有任何文化，只會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神就拜，念“南無阿彌陀佛”，不管這神是什麼教的神。不管哪個廟的香期，她們都去，一坐一大片，叫做“坐經”。她們的凝聚力很大，心很齊。她們聽說城隍老爺被毀了，“哈!這還行?!”她們一人拿了一炷香，要把姓黃的黨部委員的家燒掉。黃某事先聽到消息，越牆逃走，躲藏了好多天。這幫道婆子捐錢募化，硬是重新造了一個城隍老爺，和原來的一樣。她們的道理很簡單：“怎麼可以沒有城隍老爺!”
愚昧是一種偉大的力量。
大多數人對城隍、土地、灶王爺的態度是“誠惶誠恐，不勝屏營待命之至”，但是也有人不是這樣，有的時候不是這樣。很多地方戲的“三小戲”都有《打城隍》、《打灶王》，和城隍老爺、灶王爺開了點小小玩笑，使他們不能老是那樣儼乎其然，那樣嚴肅。送灶時的給灶王餵點關東糖，實在表現了整個民族的幽默感。
也許正是這點幽默感，使我們這個民族不致被信仰的鐵板封死。
第三節 歲朝清供
“歲朝清供”是中國畫家愛畫的畫題。明清以後畫這個題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畫過不少幅。畫裡畫的、實際生活里供的，無非是這幾樣：天竺果、臘梅花、水仙。有時為了填補空白，畫裡加兩個香櫞。“櫞”諧音圓，取其吉利。水仙、臘梅、天竺，是取其顏色鮮麗。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
我家舊園有臘梅四株，主幹粗如湯碗，近春節時，繁花滿樹。這幾棵臘梅磬口檀心，本來是名貴的，但是我們那裡重白心而輕檀心，稱白心者為“冰心”，而給檀心的起一個不好聽的名字：“狗心”。我覺得狗心臘梅也很好看。初一一早，我就爬上樹去，選擇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拗折下來——臘梅枝脆，極易折，插在大膽瓶里。這枝臘梅高可三尺，很壯觀。天竺我們家也有一棵，在園西牆角。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長不大，細弱伶仃，結果也少。我不忍心多折，只是剪兩三穗，插進膽瓶，為臘梅增色而已。
我走過很多地方，像我們家那樣粗壯的臘梅還沒有見過。
在安徽黟縣參觀古民居，幾乎家家都有兩三叢天竺。有一家有一棵天竺，結了那麼多果子，簡直是豈有此理!而且顏色是正紅——一般天竺果都偏一點紫。我駐足看了半天，已經走出門了，又回去看了一會兒。大概黟縣土壤氣候特宜天竺。
在杭州茶葉博物館，看見一個山坡上種了一大片天竺。我去時不是結果的時候，不能斷定果子是什麼顏色的，但看梗干枝葉都作深紫色，料想果子也是偏紫的。
任伯年畫天竺，果極繁密。齊白石畫天竺，果較疏，粒大，而色近朱紅。葉亦不作羽狀。或雲此別是一種，湖南人謂之草天竺，未知是否。
養水仙得會“刻”，否則葉子長得很高，花弱而小，甚至花未放蕾即枯癟。但是畫水仙都還是畫完整的球莖，極少畫刻過的，即福建畫家鄭乃珧也不畫刻過的水仙。刻過的水仙花美，而形態不入畫。
北京人家春節供臘梅、天竺者少，因不易得。富貴人家常在大廳里擺兩盆梅花(北京謂之“干枝梅”，很不好聽)，在泥盆外加開光豐彩或景泰藍套盆，很俗氣。
窮家過年，也要有一點顏色。很多人家養一盆青蒜，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蘿蔔一個，削去尾，挖去肉，空殼內種蒜，鐵絲為箍，以線掛在朝陽的窗下，蒜葉碧綠，蘿蔔皮通紅，蘿蔔纓翻卷上來，也頗悅目。
廣州春節有花市，四時鮮花皆有。曾見劉旦宅畫“廣州春節花市所見”，畫的是一個少婦的背影，背兜里背著一個娃娃，右手抱一大束各種顏色的花，左手拈花一朵，微微回頭逗弄娃娃，少婦著白上衣，銀灰色長褲，身材很苗條。穿淺黃色拖鞋，輕輕兩筆，勾出小巧的腳跟。很美。這幅畫最動人之處，正在腳跟兩筆。
這樣鮮艷的繁花，很難說是“清供”了。
曾見一幅舊畫：一間茅屋，一個老者手捧一個瓦罐，內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題目：“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這才真是“歲朝清供”!
第四節 我的創作生涯
我生在一個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從他那一科以後，就“廢科舉，改學堂”了。他對我比較喜歡。有一年暑假，他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我還在他手裡“開”了“筆”，做過一些叫做“義”的文體的作文。“義”就是八股文的初步。我寫的那些作文里有一篇我一直還記得：“孟子反不伐義。”孟子反隨國君出戰，兵敗回城，他走在最後。事後別人給他擺功，他說：“非敢後也，馬不前也。”為什麼我對孟子反不伐其功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現在想起來，這一小段《論語》是一篇極短的小說：有人物，有情節，有對話。小說，或帶有小說色彩的文章，是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並且，這篇極短的小說對我的品德的成長，是有影響的。小說，對人是有作用的。我在後面談到文學功能的問題時還會提到。我的父親是個很有藝術氣質的人。他會畫畫，刻圖章，拉胡琴，擺弄各種樂器，糊風箏。他糊的蜈蚣(我們那裡ⅡL{做“百腳”)是用胡琴的老弦放的。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沒有見過第二人。如果說我對文學藝術有一點“靈氣”，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裡接受來的遺傳基因有點關係。我喜歡看我父親畫畫。我喜歡“讀”畫帖。我家裡有很多有正書局珂羅版影印的畫帖，我就一本一本地反覆地看。我從小喜歡石濤和惲南田，不喜歡仇十洲，也不喜歡王石谷。倪雲林我當時還看不懂。我小時也“以畫名”，一直想學畫。高中畢業後，曾想投考當時在昆明的杭卅『美專。直到四十多歲，我還想徹底改行，到中央美術學院從頭學畫。我的喜歡看畫，對我的文學創作是有影響的。我把作畫的手法融進了小說。有的評論家說我的小說有“畫意”，這不是偶然的。我對畫家的偏愛，也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影響。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複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
一個人成為作家，跟小時候所受的語文教育，跟所師事的語文教員很有關係。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三年級，教我們語文(當時叫做“國文”)，都是高北溟先生。我有一篇小說《徙》，寫的就是高先生。小說，當然會有虛構，但是基本上寫的是高先生。高先生教國文，除了部定的課本外，自選講義。我在《徙》里寫他“所選的文章看來有一個標準：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這些文章有一個貫串性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道主義”，是不錯的。他很喜歡歸有光，給我們講了《先妣事略》、《項脊軒志》。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講到“世乃有無母之人，天呼痛哉”，“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的時候充滿感情的聲調。有一年暑假，我每天上午到他家裡學一篇古文，他給我講的是“板橋家書”、“板橋道情”。我的另一位國文老師是韋子廉先生。韋先生沒有在學校里教過我。我的三姑父和他是朋友，一年暑假請他到家裡來教我和我的一個表弟。韋先生是我們縣裡有名的書法家，寫魏碑，他又是一個桐城派。韋先生讓我每天寫大字一頁，寫《多寶塔》。他教我們古文，全部是桐城派。我到現在還能背誦一些桐城派古文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記》。“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崍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我當時就覺得寫得非常的美。這幾十篇桐城派古文，對我的文章的洗鍊，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這些神是“古帝王”造出來的神話，是謠言，目的是統一老百姓的思想，是“神道設教”。
老百姓也需要這樣的神。這些神的意象一旦為老百姓所掌握，就會變成一種自覺的、宗教性的、固執的力量。沒有這些神，他們就會失去倫理道德的標準、是非善惡的尺度，失去心理平衡，惶惶然不可終日。我們縣的城隍，在北伐的時候曾由以一個姓黃的黨部委員為首的一幫熱血青年用粗繩拉倒，劈成碎片。這觸怒了城鄉的許多道婆子。我們縣有很多的道婆子，她們沒有任何文化，只會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神就拜，念“南無阿彌陀佛”，不管這神是什麼教的神。不管哪個廟的香期，她們都去，一坐一大片，叫做“坐經”。她們的凝聚力很大，心很齊。她們聽說城隍老爺被毀了，“哈!這還行?!”她們一人拿了一炷香，要把姓黃的黨部委員的家燒掉。黃某事先聽到消息，越牆逃走，躲藏了好多天。這幫道婆子捐錢募化，硬是重新造了一個城隍老爺，和原來的一樣。她們的道理很簡單：“怎麼可以沒有城隍老爺!”
愚昧是一種偉大的力量。
大多數人對城隍、土地、灶王爺的態度是“誠惶誠恐，不勝屏營待命之至”，但是也有人不是這樣，有的時候不是這樣。很多地方戲的“三小戲”都有《打城隍》、《打灶王》，和城隍老爺、灶王爺開了點小小玩笑，使他們不能老是那樣儼乎其然，那樣嚴肅。送灶時的給灶王餵點關東糖，實在表現了整個民族的幽默感。
也許正是這點幽默感，使我們這個民族不致被信仰的鐵板封死。
第三節 歲朝清供
“歲朝清供”是中國畫家愛畫的畫題。明清以後畫這個題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畫過不少幅。畫裡畫的、實際生活里供的，無非是這幾樣：天竺果、臘梅花、水仙。有時為了填補空白，畫裡加兩個香櫞。“櫞”諧音圓，取其吉利。水仙、臘梅、天竺，是取其顏色鮮麗。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
我家舊園有臘梅四株，主幹粗如湯碗，近春節時，繁花滿樹。這幾棵臘梅磬口檀心，本來是名貴的，但是我們那裡重白心而輕檀心，稱白心者為“冰心”，而給檀心的起一個不好聽的名字：“狗心”。我覺得狗心臘梅也很好看。初一一早，我就爬上樹去，選擇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拗折下來——臘梅枝脆，極易折，插在大膽瓶里。這枝臘梅高可三尺，很壯觀。天竺我們家也有一棵，在園西牆角。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長不大，細弱伶仃，結果也少。我不忍心多折，只是剪兩三穗，插進膽瓶，為臘梅增色而已。
我走過很多地方，像我們家那樣粗壯的臘梅還沒有見過。
在安徽黟縣參觀古民居，幾乎家家都有兩三叢天竺。有一家有一棵天竺，結了那麼多果子，簡直是豈有此理!而且顏色是正紅——一般天竺果都偏一點紫。我駐足看了半天，已經走出門了，又回去看了一會兒。大概黟縣土壤氣候特宜天竺。
在杭州茶葉博物館，看見一個山坡上種了一大片天竺。我去時不是結果的時候，不能斷定果子是什麼顏色的，但看梗干枝葉都作深紫色，料想果子也是偏紫的。
任伯年畫天竺，果極繁密。齊白石畫天竺，果較疏，粒大，而色近朱紅。葉亦不作羽狀。或雲此別是一種，湖南人謂之草天竺，未知是否。
養水仙得會“刻”，否則葉子長得很高，花弱而小，甚至花未放蕾即枯癟。但是畫水仙都還是畫完整的球莖，極少畫刻過的，即福建畫家鄭乃珧也不畫刻過的水仙。刻過的水仙花美，而形態不入畫。
北京人家春節供臘梅、天竺者少，因不易得。富貴人家常在大廳里擺兩盆梅花(北京謂之“干枝梅”，很不好聽)，在泥盆外加開光豐彩或景泰藍套盆，很俗氣。
窮家過年，也要有一點顏色。很多人家養一盆青蒜，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蘿蔔一個，削去尾，挖去肉，空殼內種蒜，鐵絲為箍，以線掛在朝陽的窗下，蒜葉碧綠，蘿蔔皮通紅，蘿蔔纓翻卷上來，也頗悅目。
廣州春節有花市，四時鮮花皆有。曾見劉旦宅畫“廣州春節花市所見”，畫的是一個少婦的背影，背兜里背著一個娃娃，右手抱一大束各種顏色的花，左手拈花一朵，微微回頭逗弄娃娃，少婦著白上衣，銀灰色長褲，身材很苗條。穿淺黃色拖鞋，輕輕兩筆，勾出小巧的腳跟。很美。這幅畫最動人之處，正在腳跟兩筆。
這樣鮮艷的繁花，很難說是“清供”了。
曾見一幅舊畫：一間茅屋，一個老者手捧一個瓦罐，內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題目：“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這才真是“歲朝清供”!
第四節 我的創作生涯
我生在一個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從他那一科以後，就“廢科舉，改學堂”了。他對我比較喜歡。有一年暑假，他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我還在他手裡“開”了“筆”，做過一些叫做“義”的文體的作文。“義”就是八股文的初步。我寫的那些作文里有一篇我一直還記得：“孟子反不伐義。”孟子反隨國君出戰，兵敗回城，他走在最後。事後別人給他擺功，他說：“非敢後也，馬不前也。”為什麼我對孟子反不伐其功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現在想起來，這一小段《論語》是一篇極短的小說：有人物，有情節，有對話。小說，或帶有小說色彩的文章，是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並且，這篇極短的小說對我的品德的成長，是有影響的。小說，對人是有作用的。我在後面談到文學功能的問題時還會提到。我的父親是個很有藝術氣質的人。他會畫畫，刻圖章，拉胡琴，擺弄各種樂器，糊風箏。他糊的蜈蚣(我們那裡ⅡL{做“百腳”)是用胡琴的老弦放的。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沒有見過第二人。如果說我對文學藝術有一點“靈氣”，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裡接受來的遺傳基因有點關係。我喜歡看我父親畫畫。我喜歡“讀”畫帖。我家裡有很多有正書局珂羅版影印的畫帖，我就一本一本地反覆地看。我從小喜歡石濤和惲南田，不喜歡仇十洲，也不喜歡王石谷。倪雲林我當時還看不懂。我小時也“以畫名”，一直想學畫。高中畢業後，曾想投考當時在昆明的杭卅『美專。直到四十多歲，我還想徹底改行，到中央美術學院從頭學畫。我的喜歡看畫，對我的文學創作是有影響的。我把作畫的手法融進了小說。有的評論家說我的小說有“畫意”，這不是偶然的。我對畫家的偏愛，也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影響。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複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
一個人成為作家，跟小時候所受的語文教育，跟所師事的語文教員很有關係。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三年級，教我們語文(當時叫做“國文”)，都是高北溟先生。我有一篇小說《徙》，寫的就是高先生。小說，當然會有虛構，但是基本上寫的是高先生。高先生教國文，除了部定的課本外，自選講義。我在《徙》里寫他“所選的文章看來有一個標準：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這些文章有一個貫串性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道主義”，是不錯的。他很喜歡歸有光，給我們講了《先妣事略》、《項脊軒志》。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講到“世乃有無母之人，天呼痛哉”，“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的時候充滿感情的聲調。有一年暑假，我每天上午到他家裡學一篇古文，他給我講的是“板橋家書”、“板橋道情”。我的另一位國文老師是韋子廉先生。韋先生沒有在學校里教過我。我的三姑父和他是朋友，一年暑假請他到家裡來教我和我的一個表弟。韋先生是我們縣裡有名的書法家，寫魏碑，他又是一個桐城派。韋先生讓我每天寫大字一頁，寫《多寶塔》。他教我們古文，全部是桐城派。我到現在還能背誦一些桐城派古文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記》。“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崍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我當時就覺得寫得非常的美。這幾十篇桐城派古文，對我的文章的洗鍊，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