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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批將領均在特定的環境中，因私慾惡性膨脹，墮落成禍國亂軍的罪犯。但他們犯罪的過程中，有一個極為特殊的因素必須加以考慮，他們追隨的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法定繼承人。如果林不具備這樣一個特殊身份，他們不一定跟著走得那樣遠，陷得如此深，李作鵬也不例外。
在起訴書第１８、第３２條，指控李作鵬犯有誣陷總參謀長羅瑞卿，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眾罪行。但忽略了李作鵬罪行是經林彪授意和督促後犯下的。林彪突然發難要置羅瑞卿於死地前，一再命秘書和葉群打電話給李作鵬，葉群露骨地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要他揭發。李遂找王宏坤、張秀川整了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１９６７年初春，林彪親自找李作鵬，說要搞一個軍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東西，指示李提供海軍兩條路線鬥爭的材料，點了蘇振華等人的名，明確“要採取列舉事實的辦法”，“很快搞出來，三天交卷”。李三天後把“卷”交給葉群，點了１２個人的名，使之遭受迫害。而從這以後，李作鵬陸續點了更多的人，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鬥。
以上罪責李作鵬無可推卸，需加以甄別的是他並非主動犯罪，而是追隨犯罪。在李的罪責中，取證最多的，是篡改周恩來指令，使林彪乘機從山海關機場出逃。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周恩來得知２５６專機被秘密調往山海關後，立即要李作鵬向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下達命令：２５６專機必須有周恩來，黃水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飛”。可李將此命令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
９月１３日０時２０分，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發現異常情況，打電話給李作鵬，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竟要場站直接報告周恩來。後飛機強行起飛，已滑向跑道，趙雅輝副站長向李作鵬緊急報告，他回答：“就這樣吧。”未予制止，致使林彪得以乘２５６專機出逃。
人證物證俱在，李作鵬有心放林彪出逃是顯而易見、不容抵賴的。張思之、蘇惠漁也認為此事如釘在板，沒什麼可辯的。但另外一些語涉李作鵬的指控，則證據明顯不充分。例如１９７１年春，林立果根據與林彪的密謀，擬定了武裝政變的方案。９月初，李作鵬將從武漢部隊政委劉豐處得到的毛澤東南巡講話，密報黃永勝。黃即轉告林彪、葉群，促使他們“下決心採取行動殺害毛澤東”。經調查，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李告黃南巡講話，懷有促使林彪決心對毛澤東下手的動機，也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李參與了殺害毛澤東的謀劃及行動。因此一切與謀殺毛澤東相關的罪責，均無須李作鵬分擔。
再如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指控，經調查，該陰謀在策劃時，李作鵬毫無所知。決定實施時，其步驟是：由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以林彪名義，電邀黃永勝去機場，再通過黃出面電告李作鵬等人到機場會齊，由江騰蛟、王飛等“裹挾”前往廣州。與南逃廣州另立中央陰謀相關的人證物證，都證實李作鵬不曾與謀。
經核實、分析了大量案卷，張思之、蘇惠漁將他們形成的上述見解，寫進了辯護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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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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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鵬表面托著《安娜?卡列尼娜》，
悄悄草擬長篇辯護詞，然後縫在內衣口袋裡／
審判時，他堅持要念辯護詞，副審判長黃玉昆捏了一把汗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三點，特別法庭的審判開庭。隨著法庭調查、法庭辯護的進程，兩案被告的罪狀逐漸清晰。除了張春橋死不開口，江青有時喧囂狡辯外，其他被告面對確鑿證據，基本認罪服罪；但有些被告對證據不充分，或他們自認為指控不當的罪責，還是極力辯解。李作鵬就是這“有些被告”之一。
因為李作鵬給山海關場站命令的記錄，已被塗改，成為與周恩來命令相近的“四個首長聯合命令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圓括號內為另加的文字，尖括號內為刪去的文字雖然法庭方面說經鑑定塗改是李作鵬所為，但李堅持“有保留地承認篡改了周總理的指示”。
張思之、蘇惠漁為李作鵬進行辯護，除了以事實和分析對某些涉及李作鵬的指控，要求準確地判斷和限定罪責外，還希望法庭在量刑時，考慮李的歷史和認罪態度的轉變，從輕發落。
其他律師，亦根據證據及合理推斷，為各自的委託人進行辯護。當檢察官認定吳法憲將空軍大權交與林立果，使其利用特權在空軍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時，吳法憲的辯護人馬克昌、周亨元，要求吳複述“交權”的動機。最初沒人對這一要求的微妙有所反應。等吳強調交權是為了討好林彪，他對林立果利用他授予的權力所搞的陰謀均不知曉時，人們才感到律師的機敏，原指控吳法憲對林立果利用職權準備武裝政變應承擔直接的罪責，因此被脫掉了。
然而也有個別專業功底深厚的老學者，由於感情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法庭辯護的臨場經驗，在最初的法庭調查和辯護階段不太適應，出現了辯護人角色的錯位，在法庭上對被告比審判官、檢察官還嚴厲，沒有全力維護被告的合法權利，卻時常將被告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
在起訴書第１８、第３２條，指控李作鵬犯有誣陷總參謀長羅瑞卿，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眾罪行。但忽略了李作鵬罪行是經林彪授意和督促後犯下的。林彪突然發難要置羅瑞卿於死地前，一再命秘書和葉群打電話給李作鵬，葉群露骨地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要他揭發。李遂找王宏坤、張秀川整了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１９６７年初春，林彪親自找李作鵬，說要搞一個軍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東西，指示李提供海軍兩條路線鬥爭的材料，點了蘇振華等人的名，明確“要採取列舉事實的辦法”，“很快搞出來，三天交卷”。李三天後把“卷”交給葉群，點了１２個人的名，使之遭受迫害。而從這以後，李作鵬陸續點了更多的人，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鬥。
以上罪責李作鵬無可推卸，需加以甄別的是他並非主動犯罪，而是追隨犯罪。在李的罪責中，取證最多的，是篡改周恩來指令，使林彪乘機從山海關機場出逃。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周恩來得知２５６專機被秘密調往山海關後，立即要李作鵬向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下達命令：２５６專機必須有周恩來，黃水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飛”。可李將此命令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
９月１３日０時２０分，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發現異常情況，打電話給李作鵬，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竟要場站直接報告周恩來。後飛機強行起飛，已滑向跑道，趙雅輝副站長向李作鵬緊急報告，他回答：“就這樣吧。”未予制止，致使林彪得以乘２５６專機出逃。
人證物證俱在，李作鵬有心放林彪出逃是顯而易見、不容抵賴的。張思之、蘇惠漁也認為此事如釘在板，沒什麼可辯的。但另外一些語涉李作鵬的指控，則證據明顯不充分。例如１９７１年春，林立果根據與林彪的密謀，擬定了武裝政變的方案。９月初，李作鵬將從武漢部隊政委劉豐處得到的毛澤東南巡講話，密報黃永勝。黃即轉告林彪、葉群，促使他們“下決心採取行動殺害毛澤東”。經調查，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李告黃南巡講話，懷有促使林彪決心對毛澤東下手的動機，也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李參與了殺害毛澤東的謀劃及行動。因此一切與謀殺毛澤東相關的罪責，均無須李作鵬分擔。
再如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指控，經調查，該陰謀在策劃時，李作鵬毫無所知。決定實施時，其步驟是：由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以林彪名義，電邀黃永勝去機場，再通過黃出面電告李作鵬等人到機場會齊，由江騰蛟、王飛等“裹挾”前往廣州。與南逃廣州另立中央陰謀相關的人證物證，都證實李作鵬不曾與謀。
經核實、分析了大量案卷，張思之、蘇惠漁將他們形成的上述見解，寫進了辯護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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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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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鵬表面托著《安娜?卡列尼娜》，
悄悄草擬長篇辯護詞，然後縫在內衣口袋裡／
審判時，他堅持要念辯護詞，副審判長黃玉昆捏了一把汗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三點，特別法庭的審判開庭。隨著法庭調查、法庭辯護的進程，兩案被告的罪狀逐漸清晰。除了張春橋死不開口，江青有時喧囂狡辯外，其他被告面對確鑿證據，基本認罪服罪；但有些被告對證據不充分，或他們自認為指控不當的罪責，還是極力辯解。李作鵬就是這“有些被告”之一。
因為李作鵬給山海關場站命令的記錄，已被塗改，成為與周恩來命令相近的“四個首長聯合命令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圓括號內為另加的文字，尖括號內為刪去的文字雖然法庭方面說經鑑定塗改是李作鵬所為，但李堅持“有保留地承認篡改了周總理的指示”。
張思之、蘇惠漁為李作鵬進行辯護，除了以事實和分析對某些涉及李作鵬的指控，要求準確地判斷和限定罪責外，還希望法庭在量刑時，考慮李的歷史和認罪態度的轉變，從輕發落。
其他律師，亦根據證據及合理推斷，為各自的委託人進行辯護。當檢察官認定吳法憲將空軍大權交與林立果，使其利用特權在空軍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時，吳法憲的辯護人馬克昌、周亨元，要求吳複述“交權”的動機。最初沒人對這一要求的微妙有所反應。等吳強調交權是為了討好林彪，他對林立果利用他授予的權力所搞的陰謀均不知曉時，人們才感到律師的機敏，原指控吳法憲對林立果利用職權準備武裝政變應承擔直接的罪責，因此被脫掉了。
然而也有個別專業功底深厚的老學者，由於感情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法庭辯護的臨場經驗，在最初的法庭調查和辯護階段不太適應，出現了辯護人角色的錯位，在法庭上對被告比審判官、檢察官還嚴厲，沒有全力維護被告的合法權利，卻時常將被告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