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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師協會會長韓學章、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主任張中，被指定為姚文元的辯護人。
他們隨即爭分奪秒而字斟句酌地閱讀分析有關各自委託人的案卷，並同委託人見面，詢問有關案情。張思之在同意為李作鵬辯護後的第三天，重返秦城監獄，同李作鵬見面。按《刑訴法》規定，律師可以查閱辯護案件的材料，了解案情，可以單獨會見被告。但鑑於“兩案”的極為特殊的情況，辯護人與被告見面時，均有看守人員在場，以防泄密。
李作鵬見到張思之、蘇惠漁時，表示是自己的罪絕不推脫。他說：“我有罪，有責任，我敢承擔。我的骨頭還是硬的，判罪也接受。”接著又表示不是他的罪過，不能要他負責。他說起訴書中提到一個叫“雷永通”的人之死，可他對此沒有責任。這一點許世友可以作證，蕭勁光也了解內情，如果考慮他倆的地位不便出庭作證，希望請許夫人出庭證明一下。談話的時間不算太長，張思之已經感到李作鵬的腦子的確好使。
參與辯護的律師陣容，可以說是相當強有力的。當他們在短暫的時間內，把各自負責的案情仔細地理了一遍後，立即發現了起訴書中的一些不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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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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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乎每日一次的辯護組碰頭會上，為姚文元辯護的韓學章、張中，首先指出了起訴書中對姚文元的部分指控不能成立。起訴書第４６條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犯有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的罪行，其中指控姚文元的依據，是１９７６年５月７日，他在談論天安門事件時講道：“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說這是為上海武裝叛亂做輿論準備。可事實是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是在當年１０月間，“四人幫”感到行將覆滅才著手的垂死掙扎，而姚文元講這番話，卻是在“四人幫”猖獗得意之際，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
起訴書第３４條，指控１９６７年５月，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支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鎮壓群眾，導致武鬥流血。而根據當事人王效禹的供詞，只有張春橋說支持王，姚文元事先並未表態，事後才說了句慶賀的話。顯然，他不該負挑起事端的責任。
但當時韓學章、張中對是否提出反駁，拿不定主意，因為起訴書是經中共中央上層審閱的。辯護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提出反駁。中央的精神是要使此次的審判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主管“兩案”審判的彭真也指示：“不僅要辯護，而且要很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不駁回明顯失實的指控，不依法解脫被告不成立的“罪責”，則被告內心難以誠服，也不能使最終判決在法律上長久立得住，同時還是律師嚴重的失職。
也是在碰頭會上，律師們還認為：起訴書第８、第１０條指控、並被視為對“四人幫”審訊突破口的王洪文“長沙告狀”，在黨內組織上是合法的，不能構成罪行。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籌備四屆人大會議期間，江青、張春橋為了在此次會上謀取更大的權力，慫恿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告狀，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搞篡權活動”。而當時江青、張春橋在黨內都有合法的地位，他們和王洪文、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員在釣魚台共同商議問題，然後讓黨內排名在周恩來之前的副主席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敘述意見，儘管內容是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可斥之為心懷鬼胎，可斥之為暗中作祟，但卻不能視為罪行。因為政治局委員們商議問題，向黨的最高領導人陳述，在組織上沒有絲毫不合法理之處。如若這也算是罪行，則黨內生活就無法進行了。
辯護組隨即將這些認識，反映給“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會採納了律師們的意見，結果在開庭後，對姚文元做法庭調查時，就不再提在濟南挑起武鬥、為上海武裝叛亂做輿論準備的問題。姚文元對此十分感激，因為當時他和陳伯達怕死心理反應得最明顯，而上述罪名攤上其一，無疑向死神更貼近幾分。關於“長沙告狀”的指控，也在判決時取消了。
考慮林彪集團主犯犯罪的特殊因素，律師認為林集團主犯與“四人幫”不同／
李作鵬放林彪出逃有心，參與謀刺毛澤東、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無證
介入李作鵬案件後，張思之、蘇惠漁通過翻閱大量的材料及和李本人的接觸，感到被置於第二審判庭的幾位將領罪犯，同“四人幫”及陳伯達等文職罪犯，有著較大的區別。他們都曾出生入死，留下過聲威赫赫的戰績。
就李作鵬而言，他曾是東北戰場上“硬”出名的勇將。遼瀋戰役期間，為了堵截廖耀湘兵團南逃營口，他率部下一個前衛營一天兩夜急行２５０里，在北寧線同敵軍遭遇接火。這時林彪、羅榮桓等來電，命其“繼續前進，不要與敵人糾纏”。可李根據槍聲，辨出敵軍是正規部隊，隨即回電“敵情嚴重，不能繼續前進”。不久真相查明，廖耀湘已改變南逃計劃，決定東退瀋陽，李作鵬占據的地方，正是廖軍必經之地。他一摔大衣，投入戰鬥，廖耀湘軍團被全殲，他功不可沒。
他們隨即爭分奪秒而字斟句酌地閱讀分析有關各自委託人的案卷，並同委託人見面，詢問有關案情。張思之在同意為李作鵬辯護後的第三天，重返秦城監獄，同李作鵬見面。按《刑訴法》規定，律師可以查閱辯護案件的材料，了解案情，可以單獨會見被告。但鑑於“兩案”的極為特殊的情況，辯護人與被告見面時，均有看守人員在場，以防泄密。
李作鵬見到張思之、蘇惠漁時，表示是自己的罪絕不推脫。他說：“我有罪，有責任，我敢承擔。我的骨頭還是硬的，判罪也接受。”接著又表示不是他的罪過，不能要他負責。他說起訴書中提到一個叫“雷永通”的人之死，可他對此沒有責任。這一點許世友可以作證，蕭勁光也了解內情，如果考慮他倆的地位不便出庭作證，希望請許夫人出庭證明一下。談話的時間不算太長，張思之已經感到李作鵬的腦子的確好使。
參與辯護的律師陣容，可以說是相當強有力的。當他們在短暫的時間內，把各自負責的案情仔細地理了一遍後，立即發現了起訴書中的一些不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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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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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乎每日一次的辯護組碰頭會上，為姚文元辯護的韓學章、張中，首先指出了起訴書中對姚文元的部分指控不能成立。起訴書第４６條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犯有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的罪行，其中指控姚文元的依據，是１９７６年５月７日，他在談論天安門事件時講道：“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說這是為上海武裝叛亂做輿論準備。可事實是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是在當年１０月間，“四人幫”感到行將覆滅才著手的垂死掙扎，而姚文元講這番話，卻是在“四人幫”猖獗得意之際，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
起訴書第３４條，指控１９６７年５月，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支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鎮壓群眾，導致武鬥流血。而根據當事人王效禹的供詞，只有張春橋說支持王，姚文元事先並未表態，事後才說了句慶賀的話。顯然，他不該負挑起事端的責任。
但當時韓學章、張中對是否提出反駁，拿不定主意，因為起訴書是經中共中央上層審閱的。辯護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提出反駁。中央的精神是要使此次的審判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主管“兩案”審判的彭真也指示：“不僅要辯護，而且要很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不駁回明顯失實的指控，不依法解脫被告不成立的“罪責”，則被告內心難以誠服，也不能使最終判決在法律上長久立得住，同時還是律師嚴重的失職。
也是在碰頭會上，律師們還認為：起訴書第８、第１０條指控、並被視為對“四人幫”審訊突破口的王洪文“長沙告狀”，在黨內組織上是合法的，不能構成罪行。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籌備四屆人大會議期間，江青、張春橋為了在此次會上謀取更大的權力，慫恿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告狀，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搞篡權活動”。而當時江青、張春橋在黨內都有合法的地位，他們和王洪文、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員在釣魚台共同商議問題，然後讓黨內排名在周恩來之前的副主席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敘述意見，儘管內容是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可斥之為心懷鬼胎，可斥之為暗中作祟，但卻不能視為罪行。因為政治局委員們商議問題，向黨的最高領導人陳述，在組織上沒有絲毫不合法理之處。如若這也算是罪行，則黨內生活就無法進行了。
辯護組隨即將這些認識，反映給“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會採納了律師們的意見，結果在開庭後，對姚文元做法庭調查時，就不再提在濟南挑起武鬥、為上海武裝叛亂做輿論準備的問題。姚文元對此十分感激，因為當時他和陳伯達怕死心理反應得最明顯，而上述罪名攤上其一，無疑向死神更貼近幾分。關於“長沙告狀”的指控，也在判決時取消了。
考慮林彪集團主犯犯罪的特殊因素，律師認為林集團主犯與“四人幫”不同／
李作鵬放林彪出逃有心，參與謀刺毛澤東、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無證
介入李作鵬案件後，張思之、蘇惠漁通過翻閱大量的材料及和李本人的接觸，感到被置於第二審判庭的幾位將領罪犯，同“四人幫”及陳伯達等文職罪犯，有著較大的區別。他們都曾出生入死，留下過聲威赫赫的戰績。
就李作鵬而言，他曾是東北戰場上“硬”出名的勇將。遼瀋戰役期間，為了堵截廖耀湘兵團南逃營口，他率部下一個前衛營一天兩夜急行２５０里，在北寧線同敵軍遭遇接火。這時林彪、羅榮桓等來電，命其“繼續前進，不要與敵人糾纏”。可李根據槍聲，辨出敵軍是正規部隊，隨即回電“敵情嚴重，不能繼續前進”。不久真相查明，廖耀湘已改變南逃計劃，決定東退瀋陽，李作鵬占據的地方，正是廖軍必經之地。他一摔大衣，投入戰鬥，廖耀湘軍團被全殲，他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