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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領導對後輩們的親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使大家解除了拘謹。他們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面前，同中央領導同志—一握手。這39人，還有新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46歲的郝建秀，53歲的民政部部長崔乃夫，53歲的水利電力部第一副部長李鵬，47歲的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52歲的福建省委書記胡平，47歲的交通部女副部長鄭光迪，50歲的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宋健，52歲的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何光遠，52歲的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張壽，51歲的空軍某軍軍長于振武。最年輕的是甘肅省建委副主任胡錦濤，他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只有39歲。另一位年輕的是42歲的李慧芬，她也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任天津無線電聯合公司第一副經理兼總工程師。所有這些人，都是具有現代化知識，精通自己專業的實幹家。
將近一個鐘頭的會見結束了。胡耀邦最後說，今天是同大家認識認識，這一次見面的， 只是中央委員會112位55歲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後開全會時再分兩次見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胡趙擔綱制訂“七五”計劃，堅定改革信念，承擔風險。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個幽靜院落，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的一個文件起草小組，正在著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因為這是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央決定由胡、趙親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從一定意義上講，‘七五’計劃應該是一個改革的計劃。”趙紫陽在向起草小組的成員傳達中央對“七五”計劃的看法時明確指出了這個總方針。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層意思是說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訂計劃，另一層意思是說計劃要以改革為重要內容。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一再講到：如果我們不搞改革，不堅持開放政策，我們制定的發展經濟的戰略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對“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為了考察“七五”計劃戰略設想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中央領導除了在中南海運籌之外，還到全國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調查研究，廣泛徵求各方面、各階層的意見。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階段，無論是胡耀邦出訪南太平洋五國，彭真對日本的訪問，還是趙紫陽對西歐三國的考察，他們都想到要了解中國“七五”期間經濟發展的世界環境，稱一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世界經濟發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國內，他們對經濟建設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體細緻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田紀雲等都曾多次到基層了解情況，總結新鮮經驗。
與此同時，中央還為起草小組邀請了一些
“外腦”，其中不僅有一些負有盛名的專家學者，還有相當數量的頗有建樹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
從不同渠道匯集的許多重要想法和建議，源源不斷地從中南海傳遞到西郊起草小組所在的大院裡，使在這裡醞釀起草的“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思想框架不斷得到豐富、充實和深化。
經過認真地討論和修改，六月間，形成了(建議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層次和更大範圍討論的第一稿。
於是，一場關係到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前途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討論在中南海內外展開了。
7月上旬， 在中南海勤政殿書記處的會議廳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連續舉行了兩次全體會議，對(建議草案》草稿逐句逐字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過了不久， 在北京舉行了有207人參加的為時一個星期的大討論，其中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有老中青經濟理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還有特意從地方和大企業請來的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負責人。
在此期間，中央把《建議草案》草稿發至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由當地的黨委常委分別主持召開了同樣的討論會。
在北京的中央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同時都收到了《建議草案》草稿，請他們仔細閱讀，提出修改意見。
各地參加討論或個別提出過修改意見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經過八易其稿，終於產生了“七五規劃”。
《建議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設想，擬出了一個嶄新的模式：在“七五”期間，中國的改革將全面展開，要以建立新的管理體制的雛型為目標，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運行機制和調節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這成為“七五”計劃的核心內容。
當然，對於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我們當前仍然面臨的許多困難，中央也不迴避，而是在《建議草案》中都實事求是地指了出來。
胡耀邦指出：無論從經濟形勢上看，還是從改革形勢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在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經預料到的。中央既然堅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擔風險的準備。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那是“因噎廢食”。
胡耀邦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利用兩神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書記處多次討論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一致贊成胡耀邦闡述的一個指導思想：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進一步明確了對外實行開放的戰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爭妍。
30日下午2時半， 一輛輛轎車駛進中南海西門，在懷仁堂的朱紅大門前停下。這天，黨中央政治局在懷仁堂的會議廳召開會議，作出一個關係到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懷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場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都是在這裡討論決定的。
政治局會議由胡耀邦、趙紫陽主持，會議要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前不久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提出的關於進一步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議，作出最後的決定。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前，中央書記處在4月19日的例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將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紀要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派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向在外地的陳雲匯報。政治局常委對紀要都表示同意，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然後由書記處提請政治局會議討論。
將近一個鐘頭的會見結束了。胡耀邦最後說，今天是同大家認識認識，這一次見面的， 只是中央委員會112位55歲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後開全會時再分兩次見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胡趙擔綱制訂“七五”計劃，堅定改革信念，承擔風險。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個幽靜院落，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的一個文件起草小組，正在著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因為這是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央決定由胡、趙親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從一定意義上講，‘七五’計劃應該是一個改革的計劃。”趙紫陽在向起草小組的成員傳達中央對“七五”計劃的看法時明確指出了這個總方針。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層意思是說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訂計劃，另一層意思是說計劃要以改革為重要內容。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一再講到：如果我們不搞改革，不堅持開放政策，我們制定的發展經濟的戰略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對“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為了考察“七五”計劃戰略設想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中央領導除了在中南海運籌之外，還到全國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調查研究，廣泛徵求各方面、各階層的意見。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階段，無論是胡耀邦出訪南太平洋五國，彭真對日本的訪問，還是趙紫陽對西歐三國的考察，他們都想到要了解中國“七五”期間經濟發展的世界環境，稱一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世界經濟發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國內，他們對經濟建設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體細緻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田紀雲等都曾多次到基層了解情況，總結新鮮經驗。
與此同時，中央還為起草小組邀請了一些
“外腦”，其中不僅有一些負有盛名的專家學者，還有相當數量的頗有建樹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
從不同渠道匯集的許多重要想法和建議，源源不斷地從中南海傳遞到西郊起草小組所在的大院裡，使在這裡醞釀起草的“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思想框架不斷得到豐富、充實和深化。
經過認真地討論和修改，六月間，形成了(建議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層次和更大範圍討論的第一稿。
於是，一場關係到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前途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討論在中南海內外展開了。
7月上旬， 在中南海勤政殿書記處的會議廳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連續舉行了兩次全體會議，對(建議草案》草稿逐句逐字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過了不久， 在北京舉行了有207人參加的為時一個星期的大討論，其中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有老中青經濟理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還有特意從地方和大企業請來的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負責人。
在此期間，中央把《建議草案》草稿發至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由當地的黨委常委分別主持召開了同樣的討論會。
在北京的中央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同時都收到了《建議草案》草稿，請他們仔細閱讀，提出修改意見。
各地參加討論或個別提出過修改意見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經過八易其稿，終於產生了“七五規劃”。
《建議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設想，擬出了一個嶄新的模式：在“七五”期間，中國的改革將全面展開，要以建立新的管理體制的雛型為目標，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運行機制和調節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這成為“七五”計劃的核心內容。
當然，對於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我們當前仍然面臨的許多困難，中央也不迴避，而是在《建議草案》中都實事求是地指了出來。
胡耀邦指出：無論從經濟形勢上看，還是從改革形勢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在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經預料到的。中央既然堅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擔風險的準備。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那是“因噎廢食”。
胡耀邦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利用兩神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書記處多次討論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一致贊成胡耀邦闡述的一個指導思想：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經濟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進一步明確了對外實行開放的戰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爭妍。
30日下午2時半， 一輛輛轎車駛進中南海西門，在懷仁堂的朱紅大門前停下。這天，黨中央政治局在懷仁堂的會議廳召開會議，作出一個關係到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懷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場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都是在這裡討論決定的。
政治局會議由胡耀邦、趙紫陽主持，會議要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前不久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提出的關於進一步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議，作出最後的決定。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前，中央書記處在4月19日的例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將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紀要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派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向在外地的陳雲匯報。政治局常委對紀要都表示同意，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然後由書記處提請政治局會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