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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裡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裡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裡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7）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
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8）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9）。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裡，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題《記魯迅先生的談話》，署名培良。
（2）培良向培良，湖南黔陽人，文學團體狂飆社的主要成員。
曾為《莽原》周刊寫稿。後來墮落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走卒。
（3）《工人綏惠略夫》俄國阿爾志跋綏夫（M．]．NFjhRVST，1878—1927）著中篇小說，魯迅譯本於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後又於一九二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4）該撒（G．J．Caesar，前100—前44）通譯愷撒，古羅馬統帥、政治家。克來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譯克利奧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馬色（Damascus），通譯大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現在是敘利亞的首都。
（5）對德和約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簽訂的《中德協約》。
其中規定德國放棄以前在山東攫取的特權，雙方聲明保護在各自管轄下的對方財產，並決定重建外交關係，互派公使。
（6）這段話見於《工人綏惠略夫》第六章。
（7）「毛鴉頭」即毛丫頭。吳稚暉對女師大學生的蔑稱。參看本卷第121頁注（12）。
（8）任可澄（1879—1945）字志清，貴州安順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八月末，他將女師大與女大合併為北京女子學院，自兼院長。
（9）林素園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里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2）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裡來演說，「使之聞之」（3）。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裡（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4）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裡，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里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裡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通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裡是一張《消閒錄》（6）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裡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魯迅回紹興接母親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灣。
（3）「使之聞之」語見《論語·陽貨》：「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4）投壺古代宴會時的一種娛樂。賓主依次投矢壺中，負者飲酒。《禮記·投壺》孔穎達注引鄭玄的話，以為投壺是「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孫傳芳盤踞東南五省時，曾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舉行過這種古禮。
（5）「無槍階級」涵廬（高一涵）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閒話》中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
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開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天橋附近，是當時北京的刑場。
（6）《消閒錄》上海出版的一種無聊小報。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創刊，原名《消閒報》，一九○三年改為《消閒錄》。
（7）吉柏希（Gypsy）通譯吉卜賽。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個民族，十世紀時開始向外遷移，流浪在歐洲、西亞、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為生。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
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2）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訖記。
軟刀語出明朝遺民賈鳧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詞》：「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這裡借用「軟刀子」來比喻現代評論派的反動言論。
（2）這是陳西瀅在《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中攻擊魯迅的話，參看本書《無花的薔薇》第八節。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裡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7）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
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8）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9）。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裡，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題《記魯迅先生的談話》，署名培良。
（2）培良向培良，湖南黔陽人，文學團體狂飆社的主要成員。
曾為《莽原》周刊寫稿。後來墮落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走卒。
（3）《工人綏惠略夫》俄國阿爾志跋綏夫（M．]．NFjhRVST，1878—1927）著中篇小說，魯迅譯本於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後又於一九二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4）該撒（G．J．Caesar，前100—前44）通譯愷撒，古羅馬統帥、政治家。克來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譯克利奧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馬色（Damascus），通譯大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現在是敘利亞的首都。
（5）對德和約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簽訂的《中德協約》。
其中規定德國放棄以前在山東攫取的特權，雙方聲明保護在各自管轄下的對方財產，並決定重建外交關係，互派公使。
（6）這段話見於《工人綏惠略夫》第六章。
（7）「毛鴉頭」即毛丫頭。吳稚暉對女師大學生的蔑稱。參看本卷第121頁注（12）。
（8）任可澄（1879—1945）字志清，貴州安順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八月末，他將女師大與女大合併為北京女子學院，自兼院長。
（9）林素園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里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2）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裡來演說，「使之聞之」（3）。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裡（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4）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裡，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里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裡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通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裡是一張《消閒錄》（6）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裡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魯迅回紹興接母親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灣。
（3）「使之聞之」語見《論語·陽貨》：「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4）投壺古代宴會時的一種娛樂。賓主依次投矢壺中，負者飲酒。《禮記·投壺》孔穎達注引鄭玄的話，以為投壺是「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孫傳芳盤踞東南五省時，曾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舉行過這種古禮。
（5）「無槍階級」涵廬（高一涵）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閒話》中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
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開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天橋附近，是當時北京的刑場。
（6）《消閒錄》上海出版的一種無聊小報。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創刊，原名《消閒報》，一九○三年改為《消閒錄》。
（7）吉柏希（Gypsy）通譯吉卜賽。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個民族，十世紀時開始向外遷移，流浪在歐洲、西亞、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為生。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
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2）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訖記。
軟刀語出明朝遺民賈鳧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詞》：「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這裡借用「軟刀子」來比喻現代評論派的反動言論。
（2）這是陳西瀅在《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中攻擊魯迅的話，參看本書《無花的薔薇》第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