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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格利什說：「直到她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直到有來自過去的人認出了她。」
她說：「於是多年來的工作和努力奮鬥都化為烏有。我能夠理解，她感覺到有必要去殺死佩爾斯。但是為什麼要殺法倫呢?」
「有四個理由。佩爾斯護士在開口對布魯姆費特說之前，得證實馬丁·德廷格說的故事。要做到這點，最明顯的辦法就是去查那次審判的記錄。於是她向法倫借了一張借書證。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圖書館，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書借到了。在她對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說這件事時，必定把書給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裡得到了借書證。法倫遲早會要回那張借書證的。要緊的是不能讓人發現佩爾斯護士借那本書的原因，或是她從圖書館裡借的那本書的書名。這是布魯姆費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義重大的幾件事實之一。她用那瓶毒藥替換了牛奶之後便上了樓，從佩爾斯的房間裡拿走了從圖書館借來的書，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機會把它匿名交回圖書館。她心裡明白佩爾斯絕不會活著走出示範室。她選擇了同一個藏東西的地點，後來又藏了尼古丁罐，這是她做事的特點。布魯姆費特護士長不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女人。
「但圖書館的那本書並不是她殺害法倫護士的主要原因。還有其他三個原因。她要把動機搞混亂，使別人認為法倫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倫死了，即佩爾斯是被錯殺的可能性就永遠會有。那張排班表上正是法倫要在視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倫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懷孕了，光這件事就可以變成一個自殺的動機。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護理過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懷孕的事。我認為病人的任何跡象或徵候都逃不過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的眼睛。於是就有了這種可能性，在布魯姆費特的劇本中，法倫應對佩爾斯的死負責。畢竟她曾經承認在謀殺的當天早上回過南丁格爾大樓，並且拒絕做出解釋。她有可能把毒藥放進了餵食，事畢之後，便受著悔恨的煎熬自殺了。這個解釋可以把兩個秘密都處理得乾乾淨淨。從醫院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吸引人的說法，有相當多的人寧願相信它。」
「最後一個理由呢?你說有四個。她要避免人家追問借書證;她想示意法倫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倫就是佩爾斯的死因。那麼第四個動機呢?」
「她想保護你。她一直要那樣做。干第一件謀殺不容易做到這點，因為你在南丁格爾大樓，你和其他人一樣有同樣多的機會去替換滴管餵食。但至少她能夠確保法倫死時你有不在場證據。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殺死第二個受害者。因此，你也沒有會殺害第一個受害者的嫌疑了。調查一開始，我便斷定這兩宗謀殺案是有關聯的。在同一幢大樓內，同一段時間，假定有兩個兇手，那就太過巧合了。於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從嫌疑人名單里排除了。」
「但是為什麼竟有人懷疑我殺了這兩個女孩呢?」
「因為我們認為埃塞爾·布魯姆費特的動機不合理。想想看，一個垂死的人忽然從意識不清的狀態中醒過來，看見一張臉向他俯過來。他睜開雙眼，從痛苦和模糊的意識中認出了這個女人。如果那是布魯姆費特護士長，25年之後他還認得出嗎?長得不好看，那麼平庸、那麼不起眼的布魯姆費特?在一百萬個人中只有一個女人有如此美麗而又有個性的臉，能讓人穿過25年之久的記憶，一眼就認出來。那就是你的臉，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不是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而是你。」
她平靜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他繼續說下去，好像不曾聽見她說了什麼。
「佩爾斯從未懷疑過格羅貝爾可能是你，這一點並不叫人驚奇。你是總護士長，受到一種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護，這種保護來自人類的弱點，甚至是人類的罪惡。從心理上說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個兇手。然後還有馬丁·德廷格說過的話。他說那人是一位護士長。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樣誤會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幾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說話。他所看見的俯身向著他的不僅僅是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那張清清楚楚的臉，還看見了一個女人穿著在他看來是護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著那種軍隊中服役的護士戴的三角形寬帽子。在他那被藥物弄得糊里胡塗的腦子想來，那套制服就意味著一位護士長。今天，對於任何一個曾經在軍隊醫院受到過護理的人來說，那仍然意味著一位護士長，而他又曾經在軍隊醫院度過好幾個月的時光。」
她再一次平靜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於是他把對他母親說過的話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佩爾斯護士。德廷格太太對此不是特別感興趣。她為什麼要感興趣呢?後來她收到了一張醫院的帳單，心想也許有辦法為自己省下幾個錢。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貪婪的話，我都懷疑她是不是會把這件事鬧得更大。但是她這樣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條可以策劃出陰謀的信息，認為值得花點時間和精力去查證一下。我們可以猜測出希瑟·佩爾斯心裡是怎麼想的。當她看到達克爾斯護士彎腰撿起那幾張飄落在她面前的鈔票時，她必定體驗過同樣的成功感和權力感。只是這一次和她的同學比起來，卻是一個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沒有想到這個病人指的是另一個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護士長。但是她知道她必須得到證據，或者至少要讓自己相信德廷格沒有欺騙她或是說胡話，畢竟他是一個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圖書館，向他們借一本關於費爾森海姆審判的書。他們不得不為她從別的分支圖書館借來，於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書。我想她從書中獲得了足夠的信息，相信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我認為她在星期六夜裡對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說了，護士長也沒有否認這個指控。我不知道佩爾斯開的價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絕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東西，或只是一筆封口費，這樣會受到指責的。佩爾斯喜歡體驗權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歡陶醉於道德正確的自我欣賞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寫了信給法西斯戰爭受難者救助團體的秘書。布魯姆費特護士長必須出錢，但是這錢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給這個團體。佩爾斯是一個量罪而罰的行家。」
她說：「於是多年來的工作和努力奮鬥都化為烏有。我能夠理解，她感覺到有必要去殺死佩爾斯。但是為什麼要殺法倫呢?」
「有四個理由。佩爾斯護士在開口對布魯姆費特說之前，得證實馬丁·德廷格說的故事。要做到這點，最明顯的辦法就是去查那次審判的記錄。於是她向法倫借了一張借書證。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圖書館，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書借到了。在她對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說這件事時，必定把書給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裡得到了借書證。法倫遲早會要回那張借書證的。要緊的是不能讓人發現佩爾斯護士借那本書的原因，或是她從圖書館裡借的那本書的書名。這是布魯姆費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義重大的幾件事實之一。她用那瓶毒藥替換了牛奶之後便上了樓，從佩爾斯的房間裡拿走了從圖書館借來的書，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機會把它匿名交回圖書館。她心裡明白佩爾斯絕不會活著走出示範室。她選擇了同一個藏東西的地點，後來又藏了尼古丁罐，這是她做事的特點。布魯姆費特護士長不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女人。
「但圖書館的那本書並不是她殺害法倫護士的主要原因。還有其他三個原因。她要把動機搞混亂，使別人認為法倫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倫死了，即佩爾斯是被錯殺的可能性就永遠會有。那張排班表上正是法倫要在視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倫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懷孕了，光這件事就可以變成一個自殺的動機。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護理過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懷孕的事。我認為病人的任何跡象或徵候都逃不過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的眼睛。於是就有了這種可能性，在布魯姆費特的劇本中，法倫應對佩爾斯的死負責。畢竟她曾經承認在謀殺的當天早上回過南丁格爾大樓，並且拒絕做出解釋。她有可能把毒藥放進了餵食，事畢之後，便受著悔恨的煎熬自殺了。這個解釋可以把兩個秘密都處理得乾乾淨淨。從醫院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吸引人的說法，有相當多的人寧願相信它。」
「最後一個理由呢?你說有四個。她要避免人家追問借書證;她想示意法倫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倫就是佩爾斯的死因。那麼第四個動機呢?」
「她想保護你。她一直要那樣做。干第一件謀殺不容易做到這點，因為你在南丁格爾大樓，你和其他人一樣有同樣多的機會去替換滴管餵食。但至少她能夠確保法倫死時你有不在場證據。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殺死第二個受害者。因此，你也沒有會殺害第一個受害者的嫌疑了。調查一開始，我便斷定這兩宗謀殺案是有關聯的。在同一幢大樓內，同一段時間，假定有兩個兇手，那就太過巧合了。於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從嫌疑人名單里排除了。」
「但是為什麼竟有人懷疑我殺了這兩個女孩呢?」
「因為我們認為埃塞爾·布魯姆費特的動機不合理。想想看，一個垂死的人忽然從意識不清的狀態中醒過來，看見一張臉向他俯過來。他睜開雙眼，從痛苦和模糊的意識中認出了這個女人。如果那是布魯姆費特護士長，25年之後他還認得出嗎?長得不好看，那麼平庸、那麼不起眼的布魯姆費特?在一百萬個人中只有一個女人有如此美麗而又有個性的臉，能讓人穿過25年之久的記憶，一眼就認出來。那就是你的臉，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不是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而是你。」
她平靜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他繼續說下去，好像不曾聽見她說了什麼。
「佩爾斯從未懷疑過格羅貝爾可能是你，這一點並不叫人驚奇。你是總護士長，受到一種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護，這種保護來自人類的弱點，甚至是人類的罪惡。從心理上說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個兇手。然後還有馬丁·德廷格說過的話。他說那人是一位護士長。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樣誤會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幾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說話。他所看見的俯身向著他的不僅僅是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那張清清楚楚的臉，還看見了一個女人穿著在他看來是護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著那種軍隊中服役的護士戴的三角形寬帽子。在他那被藥物弄得糊里胡塗的腦子想來，那套制服就意味著一位護士長。今天，對於任何一個曾經在軍隊醫院受到過護理的人來說，那仍然意味著一位護士長，而他又曾經在軍隊醫院度過好幾個月的時光。」
她再一次平靜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於是他把對他母親說過的話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佩爾斯護士。德廷格太太對此不是特別感興趣。她為什麼要感興趣呢?後來她收到了一張醫院的帳單，心想也許有辦法為自己省下幾個錢。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貪婪的話，我都懷疑她是不是會把這件事鬧得更大。但是她這樣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條可以策劃出陰謀的信息，認為值得花點時間和精力去查證一下。我們可以猜測出希瑟·佩爾斯心裡是怎麼想的。當她看到達克爾斯護士彎腰撿起那幾張飄落在她面前的鈔票時，她必定體驗過同樣的成功感和權力感。只是這一次和她的同學比起來，卻是一個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沒有想到這個病人指的是另一個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護士長。但是她知道她必須得到證據，或者至少要讓自己相信德廷格沒有欺騙她或是說胡話，畢竟他是一個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圖書館，向他們借一本關於費爾森海姆審判的書。他們不得不為她從別的分支圖書館借來，於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書。我想她從書中獲得了足夠的信息，相信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我認為她在星期六夜裡對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說了，護士長也沒有否認這個指控。我不知道佩爾斯開的價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絕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東西，或只是一筆封口費，這樣會受到指責的。佩爾斯喜歡體驗權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歡陶醉於道德正確的自我欣賞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寫了信給法西斯戰爭受難者救助團體的秘書。布魯姆費特護士長必須出錢，但是這錢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給這個團體。佩爾斯是一個量罪而罰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