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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殺了希瑟·佩爾斯和約瑟芬·法倫。她們發現了我過去的某些事情，這些事本來與她們毫無關係，但她們威脅並訛詐我。吉爾瑞護士長打電話告訴我法倫生病住院了時，我便知道了佩爾斯護士將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清晨我便尋來了一瓶消毒劑，把它灌進一個從護士長雜物間裡拿來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蓋上瓶蓋，把它放進我隨身攜帶的織錦手提袋，帶著它一起去吃早餐。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餐後溜進示範室，用這瓶毒藥替換手推車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內有人，我會找個藉口，另找方法再試一次。但是屋子裡沒人。我把那瓶牛奶帶上樓，送到護士長的雜物間裡，把消毒劑的空瓶從浴室的窗子裡扔了出去。
吉爾瑞護士長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噴霧劑時，我在暖房裡，到了該殺法倫時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鑰匙放在哪裡。我戴上了外科醫生手套，這樣可以不留下指紋。趁法倫還在洗澡時，我很容易便把毒藥放進了她臨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檸檬汁的威士忌里，因為那杯飲料就放在她的床頭柜上。她每晚的生活習慣從不改變。我原打算把罐子留著，等到深夜之後再把它放到她的床頭柜上，那樣便顯得好像是她自殺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紋留在罐子上，這點很重要，也不難做到。但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因為0點剛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電話讓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帶著那個罐子，因為在病房裡我不能總是提著袋子，又覺得把它留在房間裡不安全。於是我把它藏在法倫護士房間對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爾大樓時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頭柜上。這個計劃後來也不能實行。當我走上樓梯時，恰巧遇到伯特雙胞胎從房間裡出來。從法倫護士房間的鎖孔里射出了燈光，她們說要給她送點可可進去。我想屍體在那晚就會被發現，束手無策，只能上樓去睡覺。我躺在床上等著，每一分鐘都在設想會聽到驚叫聲響起。我不知道是否是雙胞胎改變了主意，或是法倫在喝威士忌加檸檬汁之前就睡著了。但我不敢下樓去看。如果我能把那個裝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倫的床邊，就沒有人會懷疑她是被謀殺的了，我也會成功地完成兩宗命案。
沒有人知道我想幹什麼，也沒有人幫助我。除此之外我沒什麼可說的了。
埃塞爾·布魯姆費特
瑪麗·泰勒說：「這當然是她的字跡。我給你打過電話後去檢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爐架上發現了它。但是這是真的嗎?」
「啊，是的，是真的。她殺死了她們兩個。只有兇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顯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殺的。那麼罐子為什麼沒有留在床頭柜上呢?只可能是因為兇手的計劃被打亂了。布魯姆費特護士長是那晚南丁格爾大樓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時想進入法倫的房間，但沒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懷疑的對象。那瓶毒藥必須從容準備，這個人要能夠拿到牛奶和消毒劑，而且還得隨身帶著那個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覺地到處走。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無論走到哪裡都帶著一個碩大的編織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個牛奶瓶的蓋子顏色不對。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這點。即便她發現，也沒有時間換了。全盤計劃的關鍵就在於替換必須在一秒鐘內完成。她希望無人注意到，事實上的確如此。只有一點使她在所有懷疑對像中顯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個不曾在現場親眼見證過這兩宗死亡事件的人。當法倫是她的病人時，她不會動她一個手指頭。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兩宗殺人事件她都不願意去看。只有心理變態的殺手或職業殺手才會願意親眼看著他的受害者死去。」
瑪麗·泰勒說：「我們知道希瑟·佩爾斯是一個隱藏的訛詐者。我不知道她為了滿足自己的樂趣，從可憐的布魯姆費特那陰鬱的過去里搜索到了什麼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樣。希瑟·佩爾斯發現了關於費爾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正蜷縮在他腳前的一張安樂椅內，把臉轉過去不看他。一會兒之後她又把臉轉過來。
「她沒有罪，你知道。布魯姆費特是遵紀守法的人，崇拜權威，她受過的訓練使她認為絕對服從命令是護士的第一職責。但她沒有殺過病人。費爾森海姆法庭的判決書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個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決。在法律上來說她是無罪的。」
達格利什說：「我來這裡不是為了過問費爾森海姆的判決。」
彷佛他這句話沒有說一樣，她仍然急切地講下去，彷佛極力要使他相信。
「當我們一起在內瑟卡斯爾皇家醫院當學生時，她就告訴過我這件事。她兒童時代大多數時間生活在德國，但她的祖母是英國人。在那次審判之後她自然是獲釋了，後來嫁給了一個英國外科大夫，歐內斯特·布魯姆費特。他很有錢，那只是結婚的一個有利條件，一種離開德國進入英國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經死了，她在這個國家也還有關係。她定期去內瑟卡斯爾當看護，在那裡幹得很成功。18個月之後，她毫不費力地讓那裡的護士長收她做了學生。選擇那家醫院真是一個明智的做法。他們那裡不喜歡過於仔細地去探究任何人的過去，特別是對於一個已經證實了她的價值的女人。那家醫院是一處龐大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總是很忙，長期人手不夠。布魯姆費特和我一起在那裡結束了學業，又一起去當地的婦產醫院學習當助產士，又一起往南來到約翰·卡朋達醫院。我認識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將近二十年了。我眼見著她為在施泰因霍夫發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價。她當時還只是一個小女孩。我們不能把她孩提時代在德國發生的那些事展示出來。我們僅僅知道這個成年了的女人為這家醫院做了什麼、為她的病人做了什麼。過去與現在是沒有關係的。」
吉爾瑞護士長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噴霧劑時，我在暖房裡，到了該殺法倫時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鑰匙放在哪裡。我戴上了外科醫生手套，這樣可以不留下指紋。趁法倫還在洗澡時，我很容易便把毒藥放進了她臨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檸檬汁的威士忌里，因為那杯飲料就放在她的床頭柜上。她每晚的生活習慣從不改變。我原打算把罐子留著，等到深夜之後再把它放到她的床頭柜上，那樣便顯得好像是她自殺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紋留在罐子上，這點很重要，也不難做到。但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因為0點剛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電話讓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帶著那個罐子，因為在病房裡我不能總是提著袋子，又覺得把它留在房間裡不安全。於是我把它藏在法倫護士房間對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爾大樓時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頭柜上。這個計劃後來也不能實行。當我走上樓梯時，恰巧遇到伯特雙胞胎從房間裡出來。從法倫護士房間的鎖孔里射出了燈光，她們說要給她送點可可進去。我想屍體在那晚就會被發現，束手無策，只能上樓去睡覺。我躺在床上等著，每一分鐘都在設想會聽到驚叫聲響起。我不知道是否是雙胞胎改變了主意，或是法倫在喝威士忌加檸檬汁之前就睡著了。但我不敢下樓去看。如果我能把那個裝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倫的床邊，就沒有人會懷疑她是被謀殺的了，我也會成功地完成兩宗命案。
沒有人知道我想幹什麼，也沒有人幫助我。除此之外我沒什麼可說的了。
埃塞爾·布魯姆費特
瑪麗·泰勒說：「這當然是她的字跡。我給你打過電話後去檢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爐架上發現了它。但是這是真的嗎?」
「啊，是的，是真的。她殺死了她們兩個。只有兇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顯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殺的。那麼罐子為什麼沒有留在床頭柜上呢?只可能是因為兇手的計劃被打亂了。布魯姆費特護士長是那晚南丁格爾大樓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時想進入法倫的房間，但沒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懷疑的對象。那瓶毒藥必須從容準備，這個人要能夠拿到牛奶和消毒劑，而且還得隨身帶著那個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覺地到處走。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無論走到哪裡都帶著一個碩大的編織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個牛奶瓶的蓋子顏色不對。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這點。即便她發現，也沒有時間換了。全盤計劃的關鍵就在於替換必須在一秒鐘內完成。她希望無人注意到，事實上的確如此。只有一點使她在所有懷疑對像中顯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個不曾在現場親眼見證過這兩宗死亡事件的人。當法倫是她的病人時，她不會動她一個手指頭。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兩宗殺人事件她都不願意去看。只有心理變態的殺手或職業殺手才會願意親眼看著他的受害者死去。」
瑪麗·泰勒說：「我們知道希瑟·佩爾斯是一個隱藏的訛詐者。我不知道她為了滿足自己的樂趣，從可憐的布魯姆費特那陰鬱的過去里搜索到了什麼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樣。希瑟·佩爾斯發現了關於費爾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正蜷縮在他腳前的一張安樂椅內，把臉轉過去不看他。一會兒之後她又把臉轉過來。
「她沒有罪，你知道。布魯姆費特是遵紀守法的人，崇拜權威，她受過的訓練使她認為絕對服從命令是護士的第一職責。但她沒有殺過病人。費爾森海姆法庭的判決書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個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決。在法律上來說她是無罪的。」
達格利什說：「我來這裡不是為了過問費爾森海姆的判決。」
彷佛他這句話沒有說一樣，她仍然急切地講下去，彷佛極力要使他相信。
「當我們一起在內瑟卡斯爾皇家醫院當學生時，她就告訴過我這件事。她兒童時代大多數時間生活在德國，但她的祖母是英國人。在那次審判之後她自然是獲釋了，後來嫁給了一個英國外科大夫，歐內斯特·布魯姆費特。他很有錢，那只是結婚的一個有利條件，一種離開德國進入英國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經死了，她在這個國家也還有關係。她定期去內瑟卡斯爾當看護，在那裡幹得很成功。18個月之後，她毫不費力地讓那裡的護士長收她做了學生。選擇那家醫院真是一個明智的做法。他們那裡不喜歡過於仔細地去探究任何人的過去，特別是對於一個已經證實了她的價值的女人。那家醫院是一處龐大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總是很忙，長期人手不夠。布魯姆費特和我一起在那裡結束了學業，又一起去當地的婦產醫院學習當助產士，又一起往南來到約翰·卡朋達醫院。我認識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將近二十年了。我眼見著她為在施泰因霍夫發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價。她當時還只是一個小女孩。我們不能把她孩提時代在德國發生的那些事展示出來。我們僅僅知道這個成年了的女人為這家醫院做了什麼、為她的病人做了什麼。過去與現在是沒有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