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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聽見任何聲音了，我處於昏迷狀態之中，全身麻木，那座嘲笑我的牆已經不再笑了，牆是牆，裂縫是裂縫；雙手發冷，心臟在空洞的體內重擊，焦慮不斷啃噬我，企圖鑽出我的軀殼。我只是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瞪視那片安靜得毫無感覺的牆發呆。我是一具什麼都不是的行屍走肉，躺在空無一物的洞穴里。從乾裂嘴唇溢出的唾液，是抗精神藥物正與我的精神、靈魂、肉體進行支配戰鬥的症候。我能與藥物對抗嗎？藥物會戰勝我嗎？或是為了逃離鐵門外的悲劇現實而委身於第三世界？無法適應的靈魂被丟在社會的垃圾筒里，是否還有繼續生存的價值？在這鋼筋水泥的箱子裡，面對一座不斷發出嘲笑、逐漸逼近的牆壁前，我對人類能有什麼貢獻？放棄算了？就像三十三轉的唱片放在七十八轉的唱盤上，有愈來愈多的問題在我心中旋轉，速度也愈來愈快。突然，恐怖的震憾貫穿全身，現實隨之沖向眼前，我猛然一醒，活動僵硬的關節。似乎背脊有什麼東西在爬。是我的幻想嗎？那種感覺還在，我知道那不是想像，確實有東西在我背上爬行。一瞬間，扣子也沒解，倏地將襯衫從頭上猛力脫下。這種目眩的恐怖感覺，讓我顧不了那麼多。掉了三顆扣子。襯衫一丟在地板上，背脊上怪異的感覺也立刻消失，我查看襯衫，發現了入侵者。原來是一隻三公分長的黑蟑螂在我腰背上跳舞。這隻大蟲雖然無害，卻嚇壞了我。也因為這隻蟑螂，我下定了決心。儘管返回了現實，但是我仍在思考內心的爭辯。那隻討厭的蟲逃掉了。我暗自滿足於自己的知覺，因精神與肉體的勝利而感到驕傲。在精神上我並非無能，仍然還有戰鬥能力。我沒輸但也沒贏。我打破一扇窗，但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要這麼做。
作家收到從利瑪醫院另一位病患寫來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月30日：
敬啟者：
打開天窗說亮話。在比利的律師探訪過後，比利已從第五集中治療室被移轉到第九集中治療室，第九號比第五號房更堅固。
轉移的決定是在每天的晨間會議中，由該會議的「小組成員」做出的。這對比利而言，是意外也是打擊。但他處理得很好……
現在，只有在活動時間我才能與比利交談，當時我才發現比利的壓力幾乎快到達極限了。他說除非開除他的律師，否則一直會被禁止會客、寫信、打電話。他被要求不得再有任何出書的念頭，戒護人員不斷羞辱他（我也因為協助比利出書而遭痛斥，這裡的人不願該書出版。）
有人告訴我，比利會被永遠關在那間最堅固、最嚴苛的病房裡。
（匿名）
3月12日作家收到利瑪醫院寄來的信，使用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原文與譯文如下：
Kako ste? Kazma nadamo. Zaluta Vreme. Ne lecenje Billy je spavanje. On je U redu ne brinite. I dem na pega. Ucinicu sve sta mogu za gan mozete ra cunati na mene " Nuzda ne poznaje zakona."
Nemojete se
agen
1980年3月8日星期六
你好嗎？希望一切都還順利。我遺失了時間。由於比利在沉睡中，所以無法接受治療。他很好，別擔心。我將負責管理這兒的一切。為了他，我會盡我所有的力量做該做的事。你可以信賴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雷根
※※※※※
尾語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借著信件、電話繼續與比利保持聯絡。他仍對法院抱有希望，希望法院推翻以前的判決，讓他轉回雅典醫院由郭醫師治療。
1980年4月14日，法官仍拒絕律師申訴的內容──利瑪醫院不以多重人格的療程治療比利──法官依舊裁定比利必須在利瑪醫院接受治療。
1979年大部份時間，俄亥俄州議會都在檢討修改因精神異常而不予治罪的條文。依照「新法」得知，在罪犯被轉送到較無嚴格限制的環境前，犯罪所在地的檢察官可要求舉行公聽會。病患要求再審的權利，將從九十天改為一百八十天。同時，公聽會將允許社會大眾及媒體記者參加。這項新修改的條文，立刻成了眾人口中所稱的《密里根法》。
曾經參與比利案件的蔡伯納檢察官事後向我表示，他曾在起草新法的俄亥俄檢察官協會分科委員會任職，蔡伯納說道：「我猜想那些委員之所以召開委員會議，主要是為了因應社會大眾對比利案件的抗議聲浪……」
1980年5月20日俄亥俄州通過了新法。佛傑法官告訴我，這是由於比利案件的緣故，因此快速通過該法。
1980年7月1日，我收到一封來自利瑪醫院的信件，信封的背面寫有『急件』二字。當我拆開時，發現那是一封長達三頁用阿拉伯文撰寫的信函。依翻譯人員的說法，這封信的阿拉伯文非常流利，部份內容如下所譯：
有時候我不知道我是誰或我是什麼樣的人，甚至不知道四周的人是誰。在我的意識中仍然有些聲音，但這些聲音已經不具意義了。在我眼前，我可以見到好幾個面孔，那些面孔似乎來自黑暗，但因為我的意念已完全分裂，因此這現象令我感到非常恐懼。
實際上，我「腦海中的家人」並不再與我聯絡，我已經很久沒見到他們……過去幾周，這兒的情況並不很好，我已不負完全責任，我痛恨四周的事物，但無法制止，也無法改變……
作家收到從利瑪醫院另一位病患寫來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月30日：
敬啟者：
打開天窗說亮話。在比利的律師探訪過後，比利已從第五集中治療室被移轉到第九集中治療室，第九號比第五號房更堅固。
轉移的決定是在每天的晨間會議中，由該會議的「小組成員」做出的。這對比利而言，是意外也是打擊。但他處理得很好……
現在，只有在活動時間我才能與比利交談，當時我才發現比利的壓力幾乎快到達極限了。他說除非開除他的律師，否則一直會被禁止會客、寫信、打電話。他被要求不得再有任何出書的念頭，戒護人員不斷羞辱他（我也因為協助比利出書而遭痛斥，這裡的人不願該書出版。）
有人告訴我，比利會被永遠關在那間最堅固、最嚴苛的病房裡。
（匿名）
3月12日作家收到利瑪醫院寄來的信，使用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原文與譯文如下：
Kako ste? Kazma nadamo. Zaluta Vreme. Ne lecenje Billy je spavanje. On je U redu ne brinite. I dem na pega. Ucinicu sve sta mogu za gan mozete ra cunati na mene " Nuzda ne poznaje zakona."
Nemojete se
agen
1980年3月8日星期六
你好嗎？希望一切都還順利。我遺失了時間。由於比利在沉睡中，所以無法接受治療。他很好，別擔心。我將負責管理這兒的一切。為了他，我會盡我所有的力量做該做的事。你可以信賴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雷根
※※※※※
尾語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借著信件、電話繼續與比利保持聯絡。他仍對法院抱有希望，希望法院推翻以前的判決，讓他轉回雅典醫院由郭醫師治療。
1980年4月14日，法官仍拒絕律師申訴的內容──利瑪醫院不以多重人格的療程治療比利──法官依舊裁定比利必須在利瑪醫院接受治療。
1979年大部份時間，俄亥俄州議會都在檢討修改因精神異常而不予治罪的條文。依照「新法」得知，在罪犯被轉送到較無嚴格限制的環境前，犯罪所在地的檢察官可要求舉行公聽會。病患要求再審的權利，將從九十天改為一百八十天。同時，公聽會將允許社會大眾及媒體記者參加。這項新修改的條文，立刻成了眾人口中所稱的《密里根法》。
曾經參與比利案件的蔡伯納檢察官事後向我表示，他曾在起草新法的俄亥俄檢察官協會分科委員會任職，蔡伯納說道：「我猜想那些委員之所以召開委員會議，主要是為了因應社會大眾對比利案件的抗議聲浪……」
1980年5月20日俄亥俄州通過了新法。佛傑法官告訴我，這是由於比利案件的緣故，因此快速通過該法。
1980年7月1日，我收到一封來自利瑪醫院的信件，信封的背面寫有『急件』二字。當我拆開時，發現那是一封長達三頁用阿拉伯文撰寫的信函。依翻譯人員的說法，這封信的阿拉伯文非常流利，部份內容如下所譯：
有時候我不知道我是誰或我是什麼樣的人，甚至不知道四周的人是誰。在我的意識中仍然有些聲音，但這些聲音已經不具意義了。在我眼前，我可以見到好幾個面孔，那些面孔似乎來自黑暗，但因為我的意念已完全分裂，因此這現象令我感到非常恐懼。
實際上，我「腦海中的家人」並不再與我聯絡，我已經很久沒見到他們……過去幾周，這兒的情況並不很好，我已不負完全責任，我痛恨四周的事物，但無法制止，也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