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頁
“其實，當時在她思想里，並沒有認為殺死文保泰是犯罪行為。文保泰是鎮壓革命的劊子手的爪牙，是壞蛋啊！在芳蘭心目中，革命是至高無上的事業，應當為革命籌劃經費……正因為這樣，她才一心一意地要殺死文保泰。這種信念使她視死如歸，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那時，正是袁世凱殘酷鎮壓國民黨人的時代。他們在上海殺害了宋教仁。芳蘭也是在上海慘遭毒手、飲彈而亡的。”
清朝滅亡之後，宋教仁是反對侵吞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的最強有力的中心人物。他和日本人北一輝【注】有過深交。北一輝在《中國革命外史》一書中，認為中國革命的主角不是孫文，而是宋教仁。宋教仁強烈反對袁世凱，故此在上海遭到暗殺。共和國成立不久，芳蘭也遭了毒手。她死得太早了。
【注】 (1883年——1937年)日本的右翼政論家，曾支持日本軍人發動政變未遂被處死——譯者注
“真可憐啊！”張紹光說，“芳蘭不是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長的，但她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她不是那種誇誇其談大講革命道理的人。然而，為了革命，她願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去殺人。同她相比，李濤之流，只不過是寫寫革命的劇本罷了。”
“他終於脫離革命陣營，撈錢發財去了。”
“他只是口頭革命派，不，一開始，他們是不是真的置身於革命，還是個問題呢……哎，我倒想問問，當初和您一塊把那筆收買用的巨款運到悠悠館的日本人，後來怎麼樣了？”
張紹光轉變了話題。
“他呀，他發財了。在美國呢……前幾年偶然在洛杉磯碰見他。他和李濤一樣，也過著豪華的生活呢……真令人吃驚啊！”
“其實，我認為沒有什麼可吃驚的，這類人，大概都有賺錢的本領吧！不管做什麼，都是從金錢出發的……土井先生，您在北京吉祥二條胡同的黑房裡，已經聽過我對悠悠館事件的分析和推斷了……當時，我還煞有介事地用圖解的方式說明那個事件發生的經過。現在擔想，真是令人汗顏啊！當時我的確是想說明事件的真相。”
“真相我也早已明白了。當時我在屏風背後偷偷地聽了您的分析，一點一滴都講得很透徹，把‘謎’解剖得很出色，我腦子裡一點疑問也沒有了。”
“然而，並非如此。”張紹光微笑了。
在促膝談心的過程中，策太郎感到張紹光的容貌絲毫沒變，但言談舉止卻與往昔完全不同了。
過去的張紹光，性情乖僻，對一切都採取旁觀的態度，現在卻是一個對生活充滿信心的人，是一個真正有事業心的人，他穩重沉著，在這個世界上已深深扎了根，真令人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之感。
“您說並非如此，又是什麼意思？”策太郎問。
“我能夠解釋清楚的……”張紹光回答說。
“僅僅是文保泰事件的最突出的部分，也不過是摸到了事情的表面罷了……至於真相，還是經過很久以後才弄清楚的。現在想想的確感到慚愧。
“您說的真相又是什麼呢？”
當時，我沒有眼力，但卻裝出一副通達世故的樣子……是極其淺薄愚蠢的……您知道嗎？實際上文保泰事件是那須啟吾一手炮製的。”
“嗯？怎麼？……”
當張紹光突然提到那須啟吾的名字時，策太郎一剎那間沒有完全反應過來。他幾乎沒有把這個姓名和那須啟吾本人聯繫起來，即便聯繫起來了，也使人難以置信。他還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呢。
“感到意外吧？”
張紹光調換了一下盤著的腳，繼續說道：
“我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時，大為吃驚。我對自己的愚蠢進行了反省……那時，我曾為自己摸到了一些表面情況而沽沾自喜，這是可悲可恥的。我以這件事為轉折點，認真考慮如何在人生的漫長旅途中，深深紮根的問題……那個案件是這樣的：日本方面拼命拉攏清朝大官，由那須啟吾製造了當時的文保泰事件。他是日本的重要諜報人員，最了解當時的情況。如果清政府和俄國就撤兵問題進行協商，日本將一籌莫展，這也是日本最擔心的。那須了解到這些內情，便和袁世凱密談了生財之道。”
“是那須向袁世凱提出的？”
“是的。當清政府就從滿洲撤兵問題開始和俄國接觸時，故意將這個情報透露給日本。日本馬上展開收買活動，力圖阻止清俄就撤兵問題達成協議。袁世凱知道這一生財門路後，便與慶親王、那桐磋商，並向日本政府敲詐勒索了一百二十萬元，以其中一成，也就是十二萬元酬謝那須啟吾，他真是發了一筆大財啊！”
“這是真的嗎？”
策太郎說完，自覺有些失禮。事實上，他也根本不相信有這樣的事。
“當時，我調查了袁世凱周圍的人。告訴您，我說的這些都是真實情況！……那須啟吾不僅如此，而且還和袁世凱策劃和革命派一起瓜分第二次送去的二十五萬元呢。”
“和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