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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明白嗎？”埃勒里的語氣像是在鼓勵大家思索。
“澤維爾醫生是慣用右手的。我此前早已證明過，一個慣用右手的人把一張牌撕成兩半時會用他的右手去用力，用右手把揉皺——如果他要把它揉皺的話，起碼扔掉其中的一半時會用右手去扔，不管哪一半留哪一半扔，這都沒有區別，兩半都一樣。反正留下的那半張自然而然地應該在左手上。但在我的示範性地論證中是說，在馬克發現澤維爾醫生時，那半張牌一直在右手上。所以說，留在澤維爾醫生右手上的半張牌根本就不是他撕開的。所以說是另外有人撕開那張方塊J，再把它放在他的右手上的。所以說那半張方塊J，指認雙胞胎為罪犯的線索，也是一次陷害，事實必須澄清，雙胞胎在澤維爾醫生謀殺案中完全是無辜的。”
被說到的哥倆目瞪口呆，只知木然地望著埃勒里，連笑一笑或如釋重負地吁口氣這樣的動作都不會做了。也許這有罪或無辜的宣告，較之頭頂上威脅到生命的災難，只是小事一樁吧，他心裡暗想。
“因為第一次陷害，”他加快語速繼續說道，“已經在兩點半以前安排定，也就是在馬克闖入犯罪現場以前，那麼我有充分的把握斷言：第一次用方塊J誣陷雙胞胎的手段已經由兇手實施。除非我們做這種未必靠得住的假設：陷害者在兇手之後馬克之前來到犯罪現場；換句話說，除兇手之外，有兩個陷害者。”他搖搖頭，“別弄得那麼懸了。陷害雙胞胎的人就是兇手。”
“以屍體的僵直來證明是兇手而不是澤維爾醫生留下方塊J來指認雙胞胎，”警官略帶懷疑地說，儘管他本人對聽到的非常感興趣，“我覺得多少有些武斷。似乎不那麼有說服力。”
“是嗎？”埃勒里笑了，因為他已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使他們的注意力遠離大火，“噢，我向你保證我說的是事實而不是推論。我可以證實。但在此之前我打算依照邏輯提出另一個問題：殺害馬克·澤維爾的兇手就是殺害他哥哥的兇手嗎？儘管有極大的可能性，是同一人犯下這兩樁罪，但我們還不能說必然如此。我可沒有妄下臆斷。我是為自己滿意來證明這件事。”
“就在馬克被謀殺之前，是怎樣一種局面呢？他在就要說出殺害他哥哥的兇手的名字之際失去知覺的。霍姆斯醫生肯定地說受傷者在幾小時之內完全有可能醒過來。在場的每個人都聽到了這個診斷：誰在馬克恢復知覺後將面臨最大的危險呢？顯然，是那個要被垂死的人揭去面具的人；即，負有罪責的那個人：殺害澤維爾醫生的兇手。結果就是我已經說過的，在這種極為特別的嚴重時刻，殺害約翰·澤維爾的兇手孤注一擲地潛入馬克的臥室，以將其毒斃這樣的手段迫使其永遠沉默。而且，你們要注意，不管馬克是不是真的知道誰是兇手，這都是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僅止是存在著威脅這一點就足以令兇手下手。”
“沒有異議。”警官說。
“實際上我們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讓我們假設：有兩個兇手，殺害馬克的和殺害約翰的不是一個人。那麼第一二個殺人者會選擇那麼不利的時機去實施犯罪嗎？我指的是他知道馬克是在有武器的職業警探守衛下。不會的，只有那個不得不去冒這個風險的人才會去冒這個風險；要殺就得在這個時間，就得在那天夜裡，就得在馬克恢復知覺開口說話之前。所以我說，在論證上不能有邏輯或心理學意義上的弱點，我們對付的是一個罪犯。”
“沒有人懷疑這點。但是你怎麼才能證明你的結論：是兇手而不是澤維爾醫生留下方塊傑克指控男孩們？”
“我馬上就要說到這裡。實際上，我並不是非得證明它不可。我們已經有兇手自己的坦白，在他殺了澤維爾醫生之後陷害雙胞胎之時。”
“坦白？”舉座皆驚。
“行動勝過言語。我敢說你們這些善良的人一旦知道馬克·澤維爾死後有人偷撬存放著在澤維爾醫生的書桌上發現的那副牌的櫃鎖後一定會吃驚不小。”
“什麼？”霍姆斯醫生驚訝地說，“我怎麼不知道。”
“我們沒有公告，醫生。但在澤維爾被殺後確實有人在起居室偷偷鼓搗壁櫃的鎖。壁櫃裡有什麼？澤維爾醫生被殺現場發現的那副牌。而那一摞紙牌中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令某人認為有必要去撬鎖呢？事實上，其中的方塊傑克已經不在了。那麼有誰知道這副牌中方塊傑克已經不在了呢？只有兩個人：馬克·澤維爾和殺害約翰·澤維爾醫生的兇手。馬克·澤維爾已死。所以撬鎖的人只能是兇手。
“那麼兇手打開櫃門的動機何在呢？他是要把那副牌偷走或是毀掉嗎？都不是。”
“何以見得？”警官問。
“因為這所房子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那柜子只有一把鑰匙，櫃裡只放有那副紙牌，
卡羅夫人長出了一口氣。而卡羅兄弟則以毫不掩飾的崇敬目光仰望著埃勒里。
埃勒里站起身來，開始不停地走動：“兇手是誰，這個陷害者兼兇手的人是誰呢？”他用一種不自然的高聲提問道，“有沒有什麼蛛絲馬跡可能點出罪犯的身份呢？回答是，有的；而且我剛剛已經說明了——”他的話鋒輕輕一轉，“再做什麼補救已經太遲，但還是可以自我鼓勵一下。”
“澤維爾醫生是慣用右手的。我此前早已證明過，一個慣用右手的人把一張牌撕成兩半時會用他的右手去用力，用右手把揉皺——如果他要把它揉皺的話，起碼扔掉其中的一半時會用右手去扔，不管哪一半留哪一半扔，這都沒有區別，兩半都一樣。反正留下的那半張自然而然地應該在左手上。但在我的示範性地論證中是說，在馬克發現澤維爾醫生時，那半張牌一直在右手上。所以說，留在澤維爾醫生右手上的半張牌根本就不是他撕開的。所以說是另外有人撕開那張方塊J，再把它放在他的右手上的。所以說那半張方塊J，指認雙胞胎為罪犯的線索，也是一次陷害，事實必須澄清，雙胞胎在澤維爾醫生謀殺案中完全是無辜的。”
被說到的哥倆目瞪口呆，只知木然地望著埃勒里，連笑一笑或如釋重負地吁口氣這樣的動作都不會做了。也許這有罪或無辜的宣告，較之頭頂上威脅到生命的災難，只是小事一樁吧，他心裡暗想。
“因為第一次陷害，”他加快語速繼續說道，“已經在兩點半以前安排定，也就是在馬克闖入犯罪現場以前，那麼我有充分的把握斷言：第一次用方塊J誣陷雙胞胎的手段已經由兇手實施。除非我們做這種未必靠得住的假設：陷害者在兇手之後馬克之前來到犯罪現場；換句話說，除兇手之外，有兩個陷害者。”他搖搖頭，“別弄得那麼懸了。陷害雙胞胎的人就是兇手。”
“以屍體的僵直來證明是兇手而不是澤維爾醫生留下方塊J來指認雙胞胎，”警官略帶懷疑地說，儘管他本人對聽到的非常感興趣，“我覺得多少有些武斷。似乎不那麼有說服力。”
“是嗎？”埃勒里笑了，因為他已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使他們的注意力遠離大火，“噢，我向你保證我說的是事實而不是推論。我可以證實。但在此之前我打算依照邏輯提出另一個問題：殺害馬克·澤維爾的兇手就是殺害他哥哥的兇手嗎？儘管有極大的可能性，是同一人犯下這兩樁罪，但我們還不能說必然如此。我可沒有妄下臆斷。我是為自己滿意來證明這件事。”
“就在馬克被謀殺之前，是怎樣一種局面呢？他在就要說出殺害他哥哥的兇手的名字之際失去知覺的。霍姆斯醫生肯定地說受傷者在幾小時之內完全有可能醒過來。在場的每個人都聽到了這個診斷：誰在馬克恢復知覺後將面臨最大的危險呢？顯然，是那個要被垂死的人揭去面具的人；即，負有罪責的那個人：殺害澤維爾醫生的兇手。結果就是我已經說過的，在這種極為特別的嚴重時刻，殺害約翰·澤維爾的兇手孤注一擲地潛入馬克的臥室，以將其毒斃這樣的手段迫使其永遠沉默。而且，你們要注意，不管馬克是不是真的知道誰是兇手，這都是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僅止是存在著威脅這一點就足以令兇手下手。”
“沒有異議。”警官說。
“實際上我們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讓我們假設：有兩個兇手，殺害馬克的和殺害約翰的不是一個人。那麼第一二個殺人者會選擇那麼不利的時機去實施犯罪嗎？我指的是他知道馬克是在有武器的職業警探守衛下。不會的，只有那個不得不去冒這個風險的人才會去冒這個風險；要殺就得在這個時間，就得在那天夜裡，就得在馬克恢復知覺開口說話之前。所以我說，在論證上不能有邏輯或心理學意義上的弱點，我們對付的是一個罪犯。”
“沒有人懷疑這點。但是你怎麼才能證明你的結論：是兇手而不是澤維爾醫生留下方塊傑克指控男孩們？”
“我馬上就要說到這裡。實際上，我並不是非得證明它不可。我們已經有兇手自己的坦白，在他殺了澤維爾醫生之後陷害雙胞胎之時。”
“坦白？”舉座皆驚。
“行動勝過言語。我敢說你們這些善良的人一旦知道馬克·澤維爾死後有人偷撬存放著在澤維爾醫生的書桌上發現的那副牌的櫃鎖後一定會吃驚不小。”
“什麼？”霍姆斯醫生驚訝地說，“我怎麼不知道。”
“我們沒有公告，醫生。但在澤維爾被殺後確實有人在起居室偷偷鼓搗壁櫃的鎖。壁櫃裡有什麼？澤維爾醫生被殺現場發現的那副牌。而那一摞紙牌中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令某人認為有必要去撬鎖呢？事實上，其中的方塊傑克已經不在了。那麼有誰知道這副牌中方塊傑克已經不在了呢？只有兩個人：馬克·澤維爾和殺害約翰·澤維爾醫生的兇手。馬克·澤維爾已死。所以撬鎖的人只能是兇手。
“那麼兇手打開櫃門的動機何在呢？他是要把那副牌偷走或是毀掉嗎？都不是。”
“何以見得？”警官問。
“因為這所房子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那柜子只有一把鑰匙，櫃裡只放有那副紙牌，
卡羅夫人長出了一口氣。而卡羅兄弟則以毫不掩飾的崇敬目光仰望著埃勒里。
埃勒里站起身來，開始不停地走動：“兇手是誰，這個陷害者兼兇手的人是誰呢？”他用一種不自然的高聲提問道，“有沒有什麼蛛絲馬跡可能點出罪犯的身份呢？回答是，有的；而且我剛剛已經說明了——”他的話鋒輕輕一轉，“再做什麼補救已經太遲，但還是可以自我鼓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