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頁
他輕輕地笑了笑：“我看到你們臉上困惑的表情，我不怪你們！我找到很多線索，這些線索都引導著調查的方向，很不幸，它們把人引向晦暗，而非引向明確的答案。至於是誰做的，是不是兇手？是不是一個無意中目擊兇案的人做的？如果是兇手要意指某人，那應該有一個人被陷害才對；然而這一陷害是可想像的最可悲的陷害。因為它是如此不確定、如此含糊不清、如此令人難以理解。如果所有的事物是被某個目擊犯案過程的人所倒置的話，為什麼這個人不更明確地說出來？而是用這種極其含混、這麼複雜的方法留下線索暗喻兇手的身份？你們現在明白我曾面臨著什麼情況。無論我朝哪一方面想，眼前都是一片黑暗。”
“後來，”埃勒里說，“我發現事情的經過是那麼簡單，我是多麼容易自己誤入歧途。我犯了一個錯誤：誤解事實。我的邏輯推理並不完備，並沒有考慮到一個驚人的事實是：倒置通常有兩種解釋，而非一個！”
“我聽不懂你這種西塞羅式的演講，”菲里克斯·伯爾尼突然說，“這事是真的這麼深奧？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這位從中國來的先生，”埃勒里說，“請您遵守禮節，保持平靜，你很快就會知道的，伯爾尼先生……誠如你所知，我反覆思索，最後發現了這個謎語最可能的兩個答案。第一個我已經提過——將每件事物倒置的用意是要指出某個陷入本案的人；另一個含意曾被我忽略掉，”埃勒里的身體微向前傾，繼續說道，“把每件事物都倒置，是為了要掩蓋與這案子有關的人的身份。”
他停下來，重新點燃一根煙。他細察他們每一張臉，但他所看到的只是迷惑。
“我看，有必要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一些，”他緩緩地吐了一口煙說，“第一個的可能性使人離本案真相越來越遠；而第二種可能性卻使人接近事實真相。第一個可能性是要牽連揭示什麼；而第二個卻是要隱瞞事實。也許我可以藉由問問題來說得更清楚：包括屍體以及犯罪現場的所有東西都被倒置，對誰而言，是需要被隱藏的？在這案子相關的人之中，誰必須被隱藏、被偽裝、被掩飾？”
“如果這具屍體和所有事物都被倒置的話，”譚波小姐低聲大膽地說，“一定是死者的某些事情必須被隱瞞，我想。”
“太棒了，譚波小姐，你抓住關鍵了。在這個案子裡，只有一個人，必須將所有事物反轉才能達到隱瞞的效果，那就是死者本人，並非藉由倒置的意義來尋找兇手、或是可能的共犯、或者是兇案可能的目擊者。必須尋找與死者相關的倒置的意義。”
“你說得那麼快，好像一切都很合理，”伯爾尼說，“但是我還是不明白……”
“正如荷馬所說，”埃勒里低聲說，“‘讓我看見事實，就不再疑惑了。’對什麼人說什麼話，伯爾尼先生的問題顯然是：這些倒置的意義與死者有什麼關係？確切地說，與他相關的倒置到底是什麼？是的，就我們的推論來看，有些關於死者的事物被倒置，是兇手為了要隱瞞、掩飾、遮蓋所為。也就是說，如果死者有些事，某一件事，對他而言是顛倒的，然後兇手也把和死者有關的每件事物都倒過來，是不是就可以遮掩死者身上唯一的顛倒——要分辨出死者身上唯一與別人區別之處，在開始時實在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年輕的出版商眼中流露出極驚異的神色，他緊閉著雙唇往後一靠。然後，他以新的、困惑不解的方式研究著埃勒里·奎因。
“一度我的思索達到這個階段，”他繼續帶著娜愉的表情說，“我知道我終於站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我有條件繼續工作下去——世界上最明確的東西：一條確切的線索。它立刻確認了一個以前忽略的一個事實，而且奇蹟般地驅散了迷霧。因為，我只要問我自己，死者的屍體有沒有任何能指出最初倒置現象的可能的實質；即兇手刻意用倒置所有的事物來掩蓋的現象。很快就有答案了，的確有。”
“線索？”麥高文低聲說。
“我親眼看見屍體。”唐納德·科克開始用好奇的語氣說。
“拜託，先生們，時間寶貴。這個線索指示是什麼？事實是：”死者身上沒有領帶‘，即使在犯罪現場也沒有！“如果這時埃勒里大聲喊咒語：”阿不拉卡達不拉！“也不可能使聽眾的面部表情更茫然。
“沒有領帶？”唐納德屏著氣說，“但是……”
“我們天生自以為是，”埃勒里耐心地說，“死者本來是戴著領帶的，但是兇手拿走了，因為領帶可能會使死者的身份有據可查。但是現在我可以肯定根本沒有領帶；也就是死者根本沒系領帶！記得嗎？當他和夏恩太太、和奧斯鮑恩交談，或出現在狄弗西小姐面前時，他都用圍巾裹住他的脖子。換言之，兇手根本沒有拿走任何領帶。”
“充其量，”科克博士不由得產生興趣，抗議道，“這是泛泛的推斷，奎因。這只是個推測，不一定等於事實。”
“我親愛的博士，這個推測是倒置是為了掩飾某些事這個論據的必然結論。但是我也同意，如果它就這樣成立，的確是不夠充分。很幸運，一個既存事實提供了確鑿的證據。”埃勒里扼要地補述帆布袋的發現經過並一一說出裡面裝的東西，“因為裡面有死者的必需品，從外套到鞋子，樣樣俱全——然而最常見的物品卻不在行李袋裡——一條領帶。可以肯定，領帶不在的理由一定是行李袋的主人並沒有戴領帶的習慣。你明白了？”
“後來，”埃勒里說，“我發現事情的經過是那麼簡單，我是多麼容易自己誤入歧途。我犯了一個錯誤：誤解事實。我的邏輯推理並不完備，並沒有考慮到一個驚人的事實是：倒置通常有兩種解釋，而非一個！”
“我聽不懂你這種西塞羅式的演講，”菲里克斯·伯爾尼突然說，“這事是真的這麼深奧？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這位從中國來的先生，”埃勒里說，“請您遵守禮節，保持平靜，你很快就會知道的，伯爾尼先生……誠如你所知，我反覆思索，最後發現了這個謎語最可能的兩個答案。第一個我已經提過——將每件事物倒置的用意是要指出某個陷入本案的人；另一個含意曾被我忽略掉，”埃勒里的身體微向前傾，繼續說道，“把每件事物都倒置，是為了要掩蓋與這案子有關的人的身份。”
他停下來，重新點燃一根煙。他細察他們每一張臉，但他所看到的只是迷惑。
“我看，有必要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一些，”他緩緩地吐了一口煙說，“第一個的可能性使人離本案真相越來越遠；而第二種可能性卻使人接近事實真相。第一個可能性是要牽連揭示什麼；而第二個卻是要隱瞞事實。也許我可以藉由問問題來說得更清楚：包括屍體以及犯罪現場的所有東西都被倒置，對誰而言，是需要被隱藏的？在這案子相關的人之中，誰必須被隱藏、被偽裝、被掩飾？”
“如果這具屍體和所有事物都被倒置的話，”譚波小姐低聲大膽地說，“一定是死者的某些事情必須被隱瞞，我想。”
“太棒了，譚波小姐，你抓住關鍵了。在這個案子裡，只有一個人，必須將所有事物反轉才能達到隱瞞的效果，那就是死者本人，並非藉由倒置的意義來尋找兇手、或是可能的共犯、或者是兇案可能的目擊者。必須尋找與死者相關的倒置的意義。”
“你說得那麼快，好像一切都很合理，”伯爾尼說，“但是我還是不明白……”
“正如荷馬所說，”埃勒里低聲說，“‘讓我看見事實，就不再疑惑了。’對什麼人說什麼話，伯爾尼先生的問題顯然是：這些倒置的意義與死者有什麼關係？確切地說，與他相關的倒置到底是什麼？是的，就我們的推論來看，有些關於死者的事物被倒置，是兇手為了要隱瞞、掩飾、遮蓋所為。也就是說，如果死者有些事，某一件事，對他而言是顛倒的，然後兇手也把和死者有關的每件事物都倒過來，是不是就可以遮掩死者身上唯一的顛倒——要分辨出死者身上唯一與別人區別之處，在開始時實在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年輕的出版商眼中流露出極驚異的神色，他緊閉著雙唇往後一靠。然後，他以新的、困惑不解的方式研究著埃勒里·奎因。
“一度我的思索達到這個階段，”他繼續帶著娜愉的表情說，“我知道我終於站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我有條件繼續工作下去——世界上最明確的東西：一條確切的線索。它立刻確認了一個以前忽略的一個事實，而且奇蹟般地驅散了迷霧。因為，我只要問我自己，死者的屍體有沒有任何能指出最初倒置現象的可能的實質；即兇手刻意用倒置所有的事物來掩蓋的現象。很快就有答案了，的確有。”
“線索？”麥高文低聲說。
“我親眼看見屍體。”唐納德·科克開始用好奇的語氣說。
“拜託，先生們，時間寶貴。這個線索指示是什麼？事實是：”死者身上沒有領帶‘，即使在犯罪現場也沒有！“如果這時埃勒里大聲喊咒語：”阿不拉卡達不拉！“也不可能使聽眾的面部表情更茫然。
“沒有領帶？”唐納德屏著氣說，“但是……”
“我們天生自以為是，”埃勒里耐心地說，“死者本來是戴著領帶的，但是兇手拿走了，因為領帶可能會使死者的身份有據可查。但是現在我可以肯定根本沒有領帶；也就是死者根本沒系領帶！記得嗎？當他和夏恩太太、和奧斯鮑恩交談，或出現在狄弗西小姐面前時，他都用圍巾裹住他的脖子。換言之，兇手根本沒有拿走任何領帶。”
“充其量，”科克博士不由得產生興趣，抗議道，“這是泛泛的推斷，奎因。這只是個推測，不一定等於事實。”
“我親愛的博士，這個推測是倒置是為了掩飾某些事這個論據的必然結論。但是我也同意，如果它就這樣成立，的確是不夠充分。很幸運，一個既存事實提供了確鑿的證據。”埃勒里扼要地補述帆布袋的發現經過並一一說出裡面裝的東西，“因為裡面有死者的必需品，從外套到鞋子，樣樣俱全——然而最常見的物品卻不在行李袋裡——一條領帶。可以肯定，領帶不在的理由一定是行李袋的主人並沒有戴領帶的習慣。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