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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代，又象風兒吹動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顛簸不穩，揚帆卻正好開航;這時代，還象戰後、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鬆綁、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場非凡的大勝利。生活，再一次敞開人們心靈的窗戶，點燃人民心中不滅的熱情，把自由還給它的主人--人民。但這自由有多大?有沒有邊界和輪廓?會不會重新被沒收?自由是個陌生的東西。它象水，沒有它生態就會枯竭，泛濫開來卻會釀成災難。過去中國很少試驗它，試驗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雙有勇氣走起來的腿!
大家都在試著邁步。還都張開嘴巴，吵個不停。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處發出歡快的喧譁;清凌凌的水隨意流淌，在陽光下閃耀著一片眩目的亮點……
這時，我正回北京辦理父親錯案的落實問題，也辦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續。但生活的節奏比想像得慢，困難障礙也比想像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時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柵欄一家低等旅館裡，等候遲遲未決的准批手續。一天閒著看報，偶然從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樂家的追悼會的消息中，看到參加追悼會的各界人士名單中有簡梅的爸爸--簡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衝動使我奔到她家。
依舊是那墨綠色的小門。真好，她家門口那塊“街道革委會”的牌子已經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這安適的舊窠。只是院牆上還有當年用墨筆寫的嚇人口號的遺痕。時過境遷，這些嚇人的東西反會使人發笑。但對於被嚇的人，卻是留在心中的難以抹掉的陰影。
我敲了門。
門打開，一個高高的、臉兒白淨的青年迎出來。我一眼就認出他是簡梅的弟弟簡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誰?”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認識你，你還記得七二年冬天在車站?”
我笑咪咪看著他。他大了，麵皮光滑，沒一條皺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軟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討人喜歡的笑容。伸出一雙又細又長的大手，熱情地同我握手說：“記得，記得，快請進!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還有許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聲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齒那樣伶俐。
我隨他進去。樓下的門都開著，物歸原主了，我想。樓上傳來熱鬧的說笑聲。
“我姐姐前幾天還念叨你呢?你還在報社吧!”
“不，我在鄉下，正在往回辦。你和姐姐都從黑龍江回來了吧!”
“也還沒有，快了吧!“簡松笑呵呵地說。他兩條長腿，輕鬆地連跑帶跳地上樓梯。真是個可愛的小伙子!同當年在車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樣子大不一樣。生活一變，人也兩樣了!
“你爸爸落實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補發工資和發還查抄的東西了。”他說著，我們已經上了樓。
從敞開的門口望進去，屋裡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條長桌子上擺滿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顏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歡樂在每一張臉上。簡松走進去說：
“姐姐，你看誰來了?”
應聲從餐桌一邊站起一個修長、漂亮的姑娘。幾年不見，她仿佛高了許多。她穿一件淺藍色、夾著白條的毛衣。這時姑娘們已經開始試探著打扮自己，穿起非規範的各種衣服了。她的臉兒依舊雪白，明潔透亮，卻褪盡了原先多多少少帶著的孩子氣，前兩次凝聚在眉宇間的愁雲也一掃而空，她象一隻鹿兒輕快地繞過餐桌跑過來，握著我的雙手說：
“太好了，太好了，你來了!”
快樂使她更動人。她二十多歲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時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鮮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紹給屋裡的青年們。這時，簡山川走進來。一見到他，不免生出幾分感慨，他頭髮已然全自了。當然不單是時間過早地把他的頭髮耗白。所幸的是，臉上開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這滿頭白髮上的憂愁。他告訴我，他已經官復原職了。簡梅對我開玩笑說：
“你也官復原職了?”
“我隨父親回到原籍，正在設法回來。”我說。
“會很快的!”簡梅暢快地說，她從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對大家說：“為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為他官復原職，於杯-一”
大家一飲而盡。簡梅請我坐在桌旁一張木凳上。我剛落坐，同桌一個回頭圓臉、唇上靠右長了一顆黑痞的小伙子問我：
“你什麼官?”
“哪裡的官!”我笑道，“過去是一名記者。”
“記者!記者從來不講實話。”這小伙子說。我一怔。跟著我明白過來：青年們就這樣直截了當。
簡梅把兩條半長的小辮扔到肩後，說：
“今後中國要立一條規矩，誰不說實話，就驅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點頭稱對。那唇上長痣的小伙子把滿滿一杯酒高舉過頭：
“為實話乾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幹掉杯中酒。痛飲最能激發情緒高漲。簡山川也高興極了。他那白髮下皺痕縱橫的老臉通紅，有如雪裡的一團火。簡梅呢?她正為自己說了一句受歡迎的話而興高采烈。我從來沒見過她如此快樂、開朗和開放過。她和我以前對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為了超過大家亂嘈嘈的談話聲，提高聲調說：“不過，我們這位記者是不會講假話的。如果他過去講了，也是違心的，今後人們再不說違心話，做違心事。因為，虛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她說著扭頭問我。“對嗎?記者。”
我正朝簡松點頭致謝，這個只愛笑，不愛說話的青年在熱情地給我斟酒。我聽到簡梅的問話，便說：
“我比你們年齡大一些，也許就更懂得，把現實想得困難一些，便不會由於一旦碰到困難時而懊喪。過於樂觀的人，常常經受不住打擊，事實和想像總有距離，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中國極左的土壤過於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個暖瓶蓋兒，明天就會長出一個大暖瓶來!”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說：
“你可以當作家。”
我笑而不語。這時我手裡正在悄悄寫一部關於當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歷程的中篇小說。我習慣於在事情沒有做成之前，不告訴別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說：“作家更不說實話。”緊接著補充一句，“在中國沒有真正的文學。”
“那麼真正的文學在哪裡?”
“在心裡。”小伙子說。別看他年輕，往往一針見血。
“不，現在已經有了起色。”有人反對他。
“但吞吞吐吐，欲說還休。有了一點勇氣，不過僅僅一點點而巳。”
“為什麼?”我問。說實話，我不大喜歡這個口氣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們有時十分尖銳，敢於一語道破成年人習慣了的某些荒謬的東西。;
大家都在試著邁步。還都張開嘴巴，吵個不停。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處發出歡快的喧譁;清凌凌的水隨意流淌，在陽光下閃耀著一片眩目的亮點……
這時，我正回北京辦理父親錯案的落實問題，也辦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續。但生活的節奏比想像得慢，困難障礙也比想像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時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柵欄一家低等旅館裡，等候遲遲未決的准批手續。一天閒著看報，偶然從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樂家的追悼會的消息中，看到參加追悼會的各界人士名單中有簡梅的爸爸--簡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衝動使我奔到她家。
依舊是那墨綠色的小門。真好，她家門口那塊“街道革委會”的牌子已經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這安適的舊窠。只是院牆上還有當年用墨筆寫的嚇人口號的遺痕。時過境遷，這些嚇人的東西反會使人發笑。但對於被嚇的人，卻是留在心中的難以抹掉的陰影。
我敲了門。
門打開，一個高高的、臉兒白淨的青年迎出來。我一眼就認出他是簡梅的弟弟簡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誰?”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認識你，你還記得七二年冬天在車站?”
我笑咪咪看著他。他大了，麵皮光滑，沒一條皺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軟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討人喜歡的笑容。伸出一雙又細又長的大手，熱情地同我握手說：“記得，記得，快請進!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還有許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聲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齒那樣伶俐。
我隨他進去。樓下的門都開著，物歸原主了，我想。樓上傳來熱鬧的說笑聲。
“我姐姐前幾天還念叨你呢?你還在報社吧!”
“不，我在鄉下，正在往回辦。你和姐姐都從黑龍江回來了吧!”
“也還沒有，快了吧!“簡松笑呵呵地說。他兩條長腿，輕鬆地連跑帶跳地上樓梯。真是個可愛的小伙子!同當年在車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樣子大不一樣。生活一變，人也兩樣了!
“你爸爸落實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補發工資和發還查抄的東西了。”他說著，我們已經上了樓。
從敞開的門口望進去，屋裡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條長桌子上擺滿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顏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歡樂在每一張臉上。簡松走進去說：
“姐姐，你看誰來了?”
應聲從餐桌一邊站起一個修長、漂亮的姑娘。幾年不見，她仿佛高了許多。她穿一件淺藍色、夾著白條的毛衣。這時姑娘們已經開始試探著打扮自己，穿起非規範的各種衣服了。她的臉兒依舊雪白，明潔透亮，卻褪盡了原先多多少少帶著的孩子氣，前兩次凝聚在眉宇間的愁雲也一掃而空，她象一隻鹿兒輕快地繞過餐桌跑過來，握著我的雙手說：
“太好了，太好了，你來了!”
快樂使她更動人。她二十多歲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時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鮮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紹給屋裡的青年們。這時，簡山川走進來。一見到他，不免生出幾分感慨，他頭髮已然全自了。當然不單是時間過早地把他的頭髮耗白。所幸的是，臉上開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這滿頭白髮上的憂愁。他告訴我，他已經官復原職了。簡梅對我開玩笑說：
“你也官復原職了?”
“我隨父親回到原籍，正在設法回來。”我說。
“會很快的!”簡梅暢快地說，她從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對大家說：“為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為他官復原職，於杯-一”
大家一飲而盡。簡梅請我坐在桌旁一張木凳上。我剛落坐，同桌一個回頭圓臉、唇上靠右長了一顆黑痞的小伙子問我：
“你什麼官?”
“哪裡的官!”我笑道，“過去是一名記者。”
“記者!記者從來不講實話。”這小伙子說。我一怔。跟著我明白過來：青年們就這樣直截了當。
簡梅把兩條半長的小辮扔到肩後，說：
“今後中國要立一條規矩，誰不說實話，就驅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點頭稱對。那唇上長痣的小伙子把滿滿一杯酒高舉過頭：
“為實話乾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幹掉杯中酒。痛飲最能激發情緒高漲。簡山川也高興極了。他那白髮下皺痕縱橫的老臉通紅，有如雪裡的一團火。簡梅呢?她正為自己說了一句受歡迎的話而興高采烈。我從來沒見過她如此快樂、開朗和開放過。她和我以前對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為了超過大家亂嘈嘈的談話聲，提高聲調說：“不過，我們這位記者是不會講假話的。如果他過去講了，也是違心的，今後人們再不說違心話，做違心事。因為，虛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她說著扭頭問我。“對嗎?記者。”
我正朝簡松點頭致謝，這個只愛笑，不愛說話的青年在熱情地給我斟酒。我聽到簡梅的問話，便說：
“我比你們年齡大一些，也許就更懂得，把現實想得困難一些，便不會由於一旦碰到困難時而懊喪。過於樂觀的人，常常經受不住打擊，事實和想像總有距離，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中國極左的土壤過於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個暖瓶蓋兒，明天就會長出一個大暖瓶來!”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說：
“你可以當作家。”
我笑而不語。這時我手裡正在悄悄寫一部關於當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歷程的中篇小說。我習慣於在事情沒有做成之前，不告訴別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說：“作家更不說實話。”緊接著補充一句，“在中國沒有真正的文學。”
“那麼真正的文學在哪裡?”
“在心裡。”小伙子說。別看他年輕，往往一針見血。
“不，現在已經有了起色。”有人反對他。
“但吞吞吐吐，欲說還休。有了一點勇氣，不過僅僅一點點而巳。”
“為什麼?”我問。說實話，我不大喜歡這個口氣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們有時十分尖銳，敢於一語道破成年人習慣了的某些荒謬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