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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結束了，室內鴉雀無聲。
何人轉回身，走到樓梯口，數了數衣架旁的鞋——一共有4雙男人的鞋。他愣愣地站了幾分鐘，才邁步向樓上走去。那木樓梯在他的腳下發出輕微的聲響。
回到房間，何人熄燈躺在床上。雖然他的身體很疲憊，但是大腦依然很興奮，令他難以入睡。他想來想去，決定明天早上再去查明真相。
第二天早上，何人起得很早。等他洗漱之後，年輕人才紛紛起床。他走下樓來，見宋如君在廚房準備早飯，便打了個招呼。客廳的電視開著，聲音不大。何人若無其事地走過去，但是沒有人，沒有“楊先生”。他繞回門口，查看了地上的鞋數，和昨晚一樣。
年輕人下樓了，帶來了嘰嘰喳喳的說笑聲。
早飯後，年輕人拉著行李箱走了，跟宋如君分手時很有些依依不捨。
何人也回屋收拾了行裝，下來與宋如君告別。他先表示了感謝，然後說：“宋阿姨，楊先生沒有出門吧。我可以見見他麼?”
宋如君面帶微笑地說：“這裡沒有楊先生啊。”
何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昨天晚上聽到您和他說話了。”
宋如君沉吟片刻，突然轉過身去，改變了聲音，模仿楊保良說道：“我就是楊先生。每天晚上，我都要和他聊天。我自己模仿他的聲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這是楊保良的口頭語。
“您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宋如君轉回身來，恢復了原來的聲音。“我也說不清楚，這究竟是為了向他贖罪，還是為了安撫我的心靈。我對不起他，因為是我害了他。那次在馬賽分手回國之後，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才得知他當年是被誰陷害入獄的。怎麼說呢?還是說你的小說吧。我告訴你，李艷梅和孫飛虎的婚後生活並不幸福，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沒有孩子。孫飛虎是廣東人，非常想要孩子。他們去醫院檢查過，也吃過不少藥，但就是沒有孩子。後來，孫飛虎很鬱悶，認為這是老天爺的報應。孫飛虎的死，你已經知道了。後來，李艷梅在收拾東西時發現了一封信，是孫飛虎寫給她的，但是一直沒有交給她。在信中，孫飛虎承認自己當年陷害了趙夢龍，並相信就是因為他幹了這件缺德事，老天爺才讓他斷子絕孫的。這時，李艷梅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被孫飛虎矇騙多年。她對不起趙夢龍!是她害得趙夢龍蹲了那麼多年的監獄啊!”
“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秘密嗎?”
“不是。”
“那你要告訴我的是什麼呢?”
“是孫飛虎的死因。你認為孫飛虎是被趙夢龍害死的。對吧?”
“對。我是那樣寫的。”
“你錯了。”
何人饒有興趣地問：“那孫飛虎是被誰害死的呢?”
宋如君一字一句地說：“孫飛虎是自殺!”
後記
這是我寫的第五部小說。如果說前三部小說(《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是從文學到法學的創作，那麼後兩部小說(《無罪貪官》、《無罪謀殺》)則是從法學到文學的寫作。在前三部小說的創作中，我都是先有了現實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後加入法學的內容。在後兩部小說的創作中，我卻是先有了法學或法治的主題思想，然後再根據自己的生活積累去編寫案例故事。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我更喜歡前者。作為一個法學教書人，我更青睞後者。
1997年，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找我，希望我能組織學者寫一套“法學解讀小說”。當時，我正在思考法學的通俗化問題。我以為，法學應該是博大精深的，因為它要匯集人類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類思想的精華。然而，法學又應該是通俗易懂的，因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發揮作用。為此，法學應該走出脫離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尋常百姓家。在法學著作中，“陽春白雪”當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更是不可或缺。我曾給自己設定一個治學目標：用老百姓的話，說老百姓的事，談老百姓沒太注意的問題，講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中國的法治一定要以人民的力量為基礎，因此，以文學的形式講述法學的內容，宣揚法學的精神，進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養成法治文化，當是中國法治之進路。於是，我欣然應允，並找了幾位法學圈內有文采有情趣的朋友，邀約寫作。然而，我作為主編的“法學解讀小說系列”未能成功，除我自己撰寫一本之外，就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皮藝軍教授撰寫了一本——《在天使與野獸之間——犯罪的童話》。
1998年春天，我參加了偵探小說作家聯誼會組織的武夷山採風活動，然後又作為中國—歐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項目的受益人到法國的埃克斯—馬賽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在此期間，我收集積累素材並進行初步創作，後來於暑假期間完成了這部解讀證據法學的小說——《黑蝙蝠·白蝙蝠——證據的困惑》，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在該書中，我借當事人之口，系統講述了證據法學的內容，特別介紹了一些外國的證據制度和規則。在當時，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說，對於普及證據法學的知識也發揮了一點作用。
何人轉回身，走到樓梯口，數了數衣架旁的鞋——一共有4雙男人的鞋。他愣愣地站了幾分鐘，才邁步向樓上走去。那木樓梯在他的腳下發出輕微的聲響。
回到房間，何人熄燈躺在床上。雖然他的身體很疲憊，但是大腦依然很興奮，令他難以入睡。他想來想去，決定明天早上再去查明真相。
第二天早上，何人起得很早。等他洗漱之後，年輕人才紛紛起床。他走下樓來，見宋如君在廚房準備早飯，便打了個招呼。客廳的電視開著，聲音不大。何人若無其事地走過去，但是沒有人，沒有“楊先生”。他繞回門口，查看了地上的鞋數，和昨晚一樣。
年輕人下樓了，帶來了嘰嘰喳喳的說笑聲。
早飯後，年輕人拉著行李箱走了，跟宋如君分手時很有些依依不捨。
何人也回屋收拾了行裝，下來與宋如君告別。他先表示了感謝，然後說：“宋阿姨，楊先生沒有出門吧。我可以見見他麼?”
宋如君面帶微笑地說：“這裡沒有楊先生啊。”
何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昨天晚上聽到您和他說話了。”
宋如君沉吟片刻，突然轉過身去，改變了聲音，模仿楊保良說道：“我就是楊先生。每天晚上，我都要和他聊天。我自己模仿他的聲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這是楊保良的口頭語。
“您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宋如君轉回身來，恢復了原來的聲音。“我也說不清楚，這究竟是為了向他贖罪，還是為了安撫我的心靈。我對不起他，因為是我害了他。那次在馬賽分手回國之後，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才得知他當年是被誰陷害入獄的。怎麼說呢?還是說你的小說吧。我告訴你，李艷梅和孫飛虎的婚後生活並不幸福，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沒有孩子。孫飛虎是廣東人，非常想要孩子。他們去醫院檢查過，也吃過不少藥，但就是沒有孩子。後來，孫飛虎很鬱悶，認為這是老天爺的報應。孫飛虎的死，你已經知道了。後來，李艷梅在收拾東西時發現了一封信，是孫飛虎寫給她的，但是一直沒有交給她。在信中，孫飛虎承認自己當年陷害了趙夢龍，並相信就是因為他幹了這件缺德事，老天爺才讓他斷子絕孫的。這時，李艷梅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被孫飛虎矇騙多年。她對不起趙夢龍!是她害得趙夢龍蹲了那麼多年的監獄啊!”
“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秘密嗎?”
“不是。”
“那你要告訴我的是什麼呢?”
“是孫飛虎的死因。你認為孫飛虎是被趙夢龍害死的。對吧?”
“對。我是那樣寫的。”
“你錯了。”
何人饒有興趣地問：“那孫飛虎是被誰害死的呢?”
宋如君一字一句地說：“孫飛虎是自殺!”
後記
這是我寫的第五部小說。如果說前三部小說(《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是從文學到法學的創作，那麼後兩部小說(《無罪貪官》、《無罪謀殺》)則是從法學到文學的寫作。在前三部小說的創作中，我都是先有了現實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後加入法學的內容。在後兩部小說的創作中，我卻是先有了法學或法治的主題思想，然後再根據自己的生活積累去編寫案例故事。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我更喜歡前者。作為一個法學教書人，我更青睞後者。
1997年，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找我，希望我能組織學者寫一套“法學解讀小說”。當時，我正在思考法學的通俗化問題。我以為，法學應該是博大精深的，因為它要匯集人類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類思想的精華。然而，法學又應該是通俗易懂的，因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發揮作用。為此，法學應該走出脫離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尋常百姓家。在法學著作中，“陽春白雪”當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更是不可或缺。我曾給自己設定一個治學目標：用老百姓的話，說老百姓的事，談老百姓沒太注意的問題，講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中國的法治一定要以人民的力量為基礎，因此，以文學的形式講述法學的內容，宣揚法學的精神，進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養成法治文化，當是中國法治之進路。於是，我欣然應允，並找了幾位法學圈內有文采有情趣的朋友，邀約寫作。然而，我作為主編的“法學解讀小說系列”未能成功，除我自己撰寫一本之外，就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皮藝軍教授撰寫了一本——《在天使與野獸之間——犯罪的童話》。
1998年春天，我參加了偵探小說作家聯誼會組織的武夷山採風活動，然後又作為中國—歐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項目的受益人到法國的埃克斯—馬賽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在此期間，我收集積累素材並進行初步創作，後來於暑假期間完成了這部解讀證據法學的小說——《黑蝙蝠·白蝙蝠——證據的困惑》，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在該書中，我借當事人之口，系統講述了證據法學的內容，特別介紹了一些外國的證據制度和規則。在當時，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說，對於普及證據法學的知識也發揮了一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