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頁
那麼，漢武帝就沒有留下禍胎嗎？
當然有。
且看他都幹了些什麼。
帝國是怎樣煉成的
漢武帝是十六歲登基的，上天也給了他足夠長的壽命和時間：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這兩項紀錄不但超過了他的所有前輩，而且很久以後才被打破。
這可真是天之驕子。
武帝也不負天恩。在他治下，漢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達到鼎盛。疆域和勢力範圍，東鄰韓國，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稱超級大帝國。
文化方面同樣燦爛輝煌。哲學家董仲舒，文學家司馬相如，音樂家李延年，探險家張騫，農學家趙過，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便都出在這個時代。
當然還有司馬遷。儘管漢武帝非常對不起這位偉大的史學家，也並不喜歡他的《史記》。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編《秦漢史》第95頁。
然而司馬遷卻如實地記錄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禪大典。那是十八萬騎兵，上千里旗幟，一萬八千里行程的大製作，也是漢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徵。
這一年，劉徹四十七歲。
實際上漢武的帝業基礎，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衛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並以大將軍和驃騎將軍身份出任大司馬。
從此，漠南無匈奴，帝國有內朝。
這時，漢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實際執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聽政），年齡三十七歲。開創並成就自己的帝國大業，他其實只用了半輩子。
此後的故事並無懸念：四十六歲滅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歲實行平準法和均輸法，四十八歲降滇王，四十九歲降朝鮮，五十一歲分天下為十三州部。
漢武的步伐，何其堅定！
步伐堅定，是因為目標明確，那就是天下一統，中央集權，皇權至上。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業。
因此，漢武帝登基之後就頻頻出手：二十一歲置五經博士，二十三歲推行察舉，二十四歲始征匈奴，三十歲用推恩法削弱王國勢力，三十三歲任命公孫弘為丞相，衛青為大將軍，並為博士設弟子。
這一系列動作都在他三十五歲以前完成，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尊儒，則秦政變為漢政；推恩，則分權變為集權；舉賢，則貴族變為官僚；討伐匈奴，則夷狄變為華夏。夷夏之分，王霸之術，古今之變，盡在其中。
中華大帝國巍然屹立，漢武的事業風生水起。
不能說武帝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有了理論和制度的自覺。但他有政治天賦和帝王直覺，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鞏固政權，尤其是鞏固皇權。只要能實現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種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學，興儒術，開言路，薦人才，卻又留心俗務，重用酷吏，獎勵軍功。他的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為他並不獨尊儒術，只獨尊自己。
那麼，漢武帝的手段又是什麼？
對外開邊，對內收權，一手抓官，一手抓錢。
代表著這一整套治術的，是衛青、公孫弘、張湯和桑弘羊。衛青是軍人也是外戚，公孫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張湯懂法，桑弘羊會理財，漢武帝得心應手。
是啊，有錢就能做事，有兵就能護家，懂法就能治國，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飾太平。結果，漢的版圖面積比秦大了一倍，統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漢興，原因就在這裡。
漢武的帝國，也就是這樣煉成的。
支撐帝國大廈的則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權、官員代理和倫理治國。前兩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後一根卻是漢武帝所立。但，正是由於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變成了漢政和漢制，帝國制度也才立於不敗之地。
那麼，什麼叫“倫理治國”？
其實就是周人主張的德治和禮治，因此也可以說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對立的。周是邦國制（封建制），秦是帝國制（郡縣制）；周政講王道，秦政講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禮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號稱法治。
漢武帝卻在延續秦制的同時，也繼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兩周。因為德治和禮治的統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軍國主義和嚴刑峻法只能維持表面的太平，統一的思想和價值體系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要實行德治和禮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儘管武帝本人並不尊儒，宣帝更明確主張王霸雜用，但獨尊儒術卻仍是漢武以後的基本國策。
這個國策也為後世王朝所採納。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張的宗法制和禮樂制也照樣實行。這樣看，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實是該叫“百代皆行漢政治”的。
那麼，漢政治的核心又是什麼？
皇權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這與秦政無異。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漢則是官治與吏治並存，而且逐漸由吏治走向官治。這當然要拜獨尊儒術所賜。事實上，當官員們越來越儒化時，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與此同時，儒學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實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學也只要教化和灌輸，頂多再加對先王聖教的心得和註解。沒有思考，沒有質疑，沒有批判，沒有爭鳴，那才真是“毀人不倦”。
永為神州種禍胎，當作如是解。
把儒學變成官學，也該由漢武帝來負責。儘管在當時，儒學並沒有那麼重的官氣，反倒是一股清新氣息。
靠著漢政治，周文明的血脈延續了下來。在楚文明的基礎上將周秦文明融為一體，就是漢文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世界性文明，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而能夠與之媲美的則只有羅馬。
羅馬，與大漢會有關係嗎？
後記 漢武帝下詔罪己了嗎
撰寫《漢武的帝國》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輪台罪己”。這事歷來被視為史實，而且評價甚高。因為以帝王之尊，漢武之雄，居然能下詔罪己，做自我批評，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問：漢武帝下詔了嗎？
下了。時間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詳，起因則是桑弘羊等人建議招募青壯不怕死的農民，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屯墾戍邊，被武帝否決。所以這份詔書又叫“輪台詔”。
那麼，“輪台詔”罪己了嗎？
沒有。此詔中最嚴重的話，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於“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那是批評桑弘羊他們這建議的，不是自我批評。
因此，學術界比較嚴謹的學者，並不稱此詔為“罪己詔”，而稱之為“哀痛之詔”或“悔悟之詔”。其實就連這兩
個說法，都是受班固的影響。《漢書·西域傳》在記錄這份詔書時，班固是這樣表述的：“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這就是“悔悟之詔”的來歷。
當然有。
且看他都幹了些什麼。
帝國是怎樣煉成的
漢武帝是十六歲登基的，上天也給了他足夠長的壽命和時間：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這兩項紀錄不但超過了他的所有前輩，而且很久以後才被打破。
這可真是天之驕子。
武帝也不負天恩。在他治下，漢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達到鼎盛。疆域和勢力範圍，東鄰韓國，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稱超級大帝國。
文化方面同樣燦爛輝煌。哲學家董仲舒，文學家司馬相如，音樂家李延年，探險家張騫，農學家趙過，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便都出在這個時代。
當然還有司馬遷。儘管漢武帝非常對不起這位偉大的史學家，也並不喜歡他的《史記》。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編《秦漢史》第95頁。
然而司馬遷卻如實地記錄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禪大典。那是十八萬騎兵，上千里旗幟，一萬八千里行程的大製作，也是漢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徵。
這一年，劉徹四十七歲。
實際上漢武的帝業基礎，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衛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並以大將軍和驃騎將軍身份出任大司馬。
從此，漠南無匈奴，帝國有內朝。
這時，漢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實際執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聽政），年齡三十七歲。開創並成就自己的帝國大業，他其實只用了半輩子。
此後的故事並無懸念：四十六歲滅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歲實行平準法和均輸法，四十八歲降滇王，四十九歲降朝鮮，五十一歲分天下為十三州部。
漢武的步伐，何其堅定！
步伐堅定，是因為目標明確，那就是天下一統，中央集權，皇權至上。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業。
因此，漢武帝登基之後就頻頻出手：二十一歲置五經博士，二十三歲推行察舉，二十四歲始征匈奴，三十歲用推恩法削弱王國勢力，三十三歲任命公孫弘為丞相，衛青為大將軍，並為博士設弟子。
這一系列動作都在他三十五歲以前完成，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尊儒，則秦政變為漢政；推恩，則分權變為集權；舉賢，則貴族變為官僚；討伐匈奴，則夷狄變為華夏。夷夏之分，王霸之術，古今之變，盡在其中。
中華大帝國巍然屹立，漢武的事業風生水起。
不能說武帝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有了理論和制度的自覺。但他有政治天賦和帝王直覺，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鞏固政權，尤其是鞏固皇權。只要能實現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種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學，興儒術，開言路，薦人才，卻又留心俗務，重用酷吏，獎勵軍功。他的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為他並不獨尊儒術，只獨尊自己。
那麼，漢武帝的手段又是什麼？
對外開邊，對內收權，一手抓官，一手抓錢。
代表著這一整套治術的，是衛青、公孫弘、張湯和桑弘羊。衛青是軍人也是外戚，公孫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張湯懂法，桑弘羊會理財，漢武帝得心應手。
是啊，有錢就能做事，有兵就能護家，懂法就能治國，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飾太平。結果，漢的版圖面積比秦大了一倍，統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漢興，原因就在這裡。
漢武的帝國，也就是這樣煉成的。
支撐帝國大廈的則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權、官員代理和倫理治國。前兩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後一根卻是漢武帝所立。但，正是由於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變成了漢政和漢制，帝國制度也才立於不敗之地。
那麼，什麼叫“倫理治國”？
其實就是周人主張的德治和禮治，因此也可以說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對立的。周是邦國制（封建制），秦是帝國制（郡縣制）；周政講王道，秦政講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禮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號稱法治。
漢武帝卻在延續秦制的同時，也繼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兩周。因為德治和禮治的統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軍國主義和嚴刑峻法只能維持表面的太平，統一的思想和價值體系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要實行德治和禮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儘管武帝本人並不尊儒，宣帝更明確主張王霸雜用，但獨尊儒術卻仍是漢武以後的基本國策。
這個國策也為後世王朝所採納。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張的宗法制和禮樂制也照樣實行。這樣看，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實是該叫“百代皆行漢政治”的。
那麼，漢政治的核心又是什麼？
皇權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這與秦政無異。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漢則是官治與吏治並存，而且逐漸由吏治走向官治。這當然要拜獨尊儒術所賜。事實上，當官員們越來越儒化時，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與此同時，儒學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實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學也只要教化和灌輸，頂多再加對先王聖教的心得和註解。沒有思考，沒有質疑，沒有批判，沒有爭鳴，那才真是“毀人不倦”。
永為神州種禍胎，當作如是解。
把儒學變成官學，也該由漢武帝來負責。儘管在當時，儒學並沒有那麼重的官氣，反倒是一股清新氣息。
靠著漢政治，周文明的血脈延續了下來。在楚文明的基礎上將周秦文明融為一體，就是漢文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世界性文明，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而能夠與之媲美的則只有羅馬。
羅馬，與大漢會有關係嗎？
後記 漢武帝下詔罪己了嗎
撰寫《漢武的帝國》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輪台罪己”。這事歷來被視為史實，而且評價甚高。因為以帝王之尊，漢武之雄，居然能下詔罪己，做自我批評，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問：漢武帝下詔了嗎？
下了。時間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詳，起因則是桑弘羊等人建議招募青壯不怕死的農民，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屯墾戍邊，被武帝否決。所以這份詔書又叫“輪台詔”。
那麼，“輪台詔”罪己了嗎？
沒有。此詔中最嚴重的話，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於“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那是批評桑弘羊他們這建議的，不是自我批評。
因此，學術界比較嚴謹的學者，並不稱此詔為“罪己詔”，而稱之為“哀痛之詔”或“悔悟之詔”。其實就連這兩
個說法，都是受班固的影響。《漢書·西域傳》在記錄這份詔書時，班固是這樣表述的：“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這就是“悔悟之詔”的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