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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監督就行嗎（3）
不過就連這，我也不敢盲目樂觀。中國的老百姓當真能監督嗎？且不說他們有沒有監督權，也不說我們有沒有這樣一套可操作的監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閒話中國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中說過，中國人對待腐敗的態度，其實是一貫採取雙重標準的。別人搞腐敗，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裡人搞，就不痛恨了。他們的義憤填膺，往往是因為自己沒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請他一起去，則會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這是一。第二，中國人也一般只反對典型腐敗，不反對非典型腐敗。不但不反對，還要積極參加。比如給醫生送紅包，就屢禁不止，因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還能指望他們監督醫生？
六、制度並不能保證一切（1）
我們不妨就拿醫生的紅包這件事來做個分析。
憑良心說，我對醫生收受紅包，是持同情態度的。老話說，黃金有價醫無價。又說人命關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生命畢竟是最可寶貴的東西。所以，一個醫生，如果醫德醫術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該拿高薪、得重獎。可惜現在還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來獎勵了。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經按照規定繳納了醫療費用，再送紅包，豈不是在完糧納稅之後再交“耗羨”嗎？再說了，獎勵應該是在事後，紅包卻必須送在事前，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麼兩樣呢？因此，它又是一種非典型腐敗。問題在於，儘管官方三令五申，媒體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裡有人要上手術台，病人家屬就會千方百計地給醫生、護士、麻醉師送紅包，擋都擋不住，這又是為什麼？
說白了，是不放心。
誰都知道，當一個病人走上手術台時，他就把命交給醫生了。手術的結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從理論上講，一個手術，有三種可能： 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後遺症，失敗。造成這三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醫術的病人心裡，則認為全在醫生的“一念之差”。這是他們千百年來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經驗。在他們看來，病人做手術和糙民打官司，是一個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給一個素不相識、卻又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去擺布（只不過病人交的是肉體生命，糙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擺布的結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讓他怎麼放心？
事實上官府的斷案，也有極大的隨意性。所謂“官斷十條路”，也就是在相當寬泛的範圍內，左一左，右一右，寬一點，嚴一點，都合法。反正怎麼判都是官有理。上級考核下級，就更是如此。“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個官員管事多，可以說他勤勉，也可以說他無事生非，擾民；一個官員管事少，可以說他懶惰，也可以說他無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兩張皮，咋說咋有理，而且是誰有權，誰有理。
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實際上許多人的送禮，並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還是為了避免傷害。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個手中握有權力的人，如果要想傷害一個並無權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當的，有時甚至不過舉手之勞。關於這一點，吳思的《潛規則》裡面舉了許多生動的例子，我就不重複了。我認識一位裴響鈴老人，原先在一家報社當記者，只因為領導看他不順眼，就趁“反右鬥爭”之機把他送去勞教，連手續都沒有辦，也沒有送審和報批。相反，這位受害者要為自己討個公道，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來，裴老寫了一本書，叫《我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
其實，只要看過幾齣古裝戲，多少有點歷史知識，便都會知道“民告官”有多難。攔轎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擊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狀（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訴），要滾釘板（也就是趴在釘滿鋼釘的木板上背訴狀，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幾乎沒有人願意去告官。何況，就算民告官不那麼難，該走的程序總還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經殺了，牢已經坐了，所有該受的罪也都已經受了，甚至你已經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紅包來，哪個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紅包，就能解決問題或者不受傷害，又有多少人會不送？
可見，紅包，是用相對較少的代價換取公正和安全的經濟手段，也是中國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歷史中付出血的代價才換來的人生經驗。在整個社會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時，我們不能單純地譴責紅包。
既然紅包反正要送，那麼，有個“例”，有個“規”，總比沒有好。至少，大家心裡不會一點底都沒有。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指望不送紅包，而只希望能有個規矩。這個規矩應該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它能規定一個大致“合理”不太離譜的價格，並能有一個方便的渠道把這個價格告訴我們；第二，應該能讓當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證能送到，對方不會嫌少或拒收；第三，紅包送達以後，自己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這三個標準做事，那就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了。取消紅包？想都不要想！
六、制度並不能保證一切（2）
那麼，能不能建立一種制度，讓我們的人民（也包括下級官員）不用送紅包，自己的權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評價呢？這當然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而且應該說也做得很努力了。這些年許多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腐敗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因為制度不健全，讓人鑽了空子。因此應該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這當然並不錯。但如果以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萬事大吉，卻未免過於樂觀。在我看來，再好的制度也只是“術”，不是“道”。“道”不變，變“術”是沒有用的。而且，說得悲觀一點，只怕是制度越嚴密，腐敗就越嚴重。
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體會。就說學術界，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說是夠多的了。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都有種種繁瑣的、細緻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規定，還建立了諸如“匿名評審”之類據說是很“科學”的制度。結果怎麼樣呢？依我看，照樣還是“該上的上不了，不該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評職稱，以前是開教授會議，由教授們決定誰上誰不上。後來說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種種條條槓槓，對號入座。比方說當教授要權威刊物論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論文多少篇。這樣一來，學校評職稱，就變成了刊物評職稱。於是這些刊物的行情大漲，大家都到他們那裡去拉關係走後門。一旦獲得這些“硬體”，學術水平再差的人也變得牛皮哄哄，拿著這些論文理直氣壯地要職稱，誰不同意他說誰腐敗。至於這些所謂的“論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槍手”捉刀，則是沒有人管的事。因此，自從實行了這些制度以後，學術界的整體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倒降了下來。
不過就連這，我也不敢盲目樂觀。中國的老百姓當真能監督嗎？且不說他們有沒有監督權，也不說我們有沒有這樣一套可操作的監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閒話中國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中說過，中國人對待腐敗的態度，其實是一貫採取雙重標準的。別人搞腐敗，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裡人搞，就不痛恨了。他們的義憤填膺，往往是因為自己沒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請他一起去，則會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這是一。第二，中國人也一般只反對典型腐敗，不反對非典型腐敗。不但不反對，還要積極參加。比如給醫生送紅包，就屢禁不止，因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還能指望他們監督醫生？
六、制度並不能保證一切（1）
我們不妨就拿醫生的紅包這件事來做個分析。
憑良心說，我對醫生收受紅包，是持同情態度的。老話說，黃金有價醫無價。又說人命關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生命畢竟是最可寶貴的東西。所以，一個醫生，如果醫德醫術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該拿高薪、得重獎。可惜現在還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來獎勵了。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經按照規定繳納了醫療費用，再送紅包，豈不是在完糧納稅之後再交“耗羨”嗎？再說了，獎勵應該是在事後，紅包卻必須送在事前，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麼兩樣呢？因此，它又是一種非典型腐敗。問題在於，儘管官方三令五申，媒體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裡有人要上手術台，病人家屬就會千方百計地給醫生、護士、麻醉師送紅包，擋都擋不住，這又是為什麼？
說白了，是不放心。
誰都知道，當一個病人走上手術台時，他就把命交給醫生了。手術的結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從理論上講，一個手術，有三種可能： 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後遺症，失敗。造成這三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醫術的病人心裡，則認為全在醫生的“一念之差”。這是他們千百年來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經驗。在他們看來，病人做手術和糙民打官司，是一個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給一個素不相識、卻又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去擺布（只不過病人交的是肉體生命，糙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擺布的結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讓他怎麼放心？
事實上官府的斷案，也有極大的隨意性。所謂“官斷十條路”，也就是在相當寬泛的範圍內，左一左，右一右，寬一點，嚴一點，都合法。反正怎麼判都是官有理。上級考核下級，就更是如此。“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個官員管事多，可以說他勤勉，也可以說他無事生非，擾民；一個官員管事少，可以說他懶惰，也可以說他無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兩張皮，咋說咋有理，而且是誰有權，誰有理。
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實際上許多人的送禮，並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還是為了避免傷害。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個手中握有權力的人，如果要想傷害一個並無權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當的，有時甚至不過舉手之勞。關於這一點，吳思的《潛規則》裡面舉了許多生動的例子，我就不重複了。我認識一位裴響鈴老人，原先在一家報社當記者，只因為領導看他不順眼，就趁“反右鬥爭”之機把他送去勞教，連手續都沒有辦，也沒有送審和報批。相反，這位受害者要為自己討個公道，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來，裴老寫了一本書，叫《我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
其實，只要看過幾齣古裝戲，多少有點歷史知識，便都會知道“民告官”有多難。攔轎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擊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狀（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訴），要滾釘板（也就是趴在釘滿鋼釘的木板上背訴狀，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幾乎沒有人願意去告官。何況，就算民告官不那麼難，該走的程序總還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經殺了，牢已經坐了，所有該受的罪也都已經受了，甚至你已經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紅包來，哪個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紅包，就能解決問題或者不受傷害，又有多少人會不送？
可見，紅包，是用相對較少的代價換取公正和安全的經濟手段，也是中國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歷史中付出血的代價才換來的人生經驗。在整個社會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時，我們不能單純地譴責紅包。
既然紅包反正要送，那麼，有個“例”，有個“規”，總比沒有好。至少，大家心裡不會一點底都沒有。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指望不送紅包，而只希望能有個規矩。這個規矩應該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它能規定一個大致“合理”不太離譜的價格，並能有一個方便的渠道把這個價格告訴我們；第二，應該能讓當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證能送到，對方不會嫌少或拒收；第三，紅包送達以後，自己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這三個標準做事，那就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了。取消紅包？想都不要想！
六、制度並不能保證一切（2）
那麼，能不能建立一種制度，讓我們的人民（也包括下級官員）不用送紅包，自己的權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評價呢？這當然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而且應該說也做得很努力了。這些年許多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腐敗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因為制度不健全，讓人鑽了空子。因此應該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這當然並不錯。但如果以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萬事大吉，卻未免過於樂觀。在我看來，再好的制度也只是“術”，不是“道”。“道”不變，變“術”是沒有用的。而且，說得悲觀一點，只怕是制度越嚴密，腐敗就越嚴重。
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體會。就說學術界，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說是夠多的了。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都有種種繁瑣的、細緻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規定，還建立了諸如“匿名評審”之類據說是很“科學”的制度。結果怎麼樣呢？依我看，照樣還是“該上的上不了，不該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評職稱，以前是開教授會議，由教授們決定誰上誰不上。後來說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種種條條槓槓，對號入座。比方說當教授要權威刊物論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論文多少篇。這樣一來，學校評職稱，就變成了刊物評職稱。於是這些刊物的行情大漲，大家都到他們那裡去拉關係走後門。一旦獲得這些“硬體”，學術水平再差的人也變得牛皮哄哄，拿著這些論文理直氣壯地要職稱，誰不同意他說誰腐敗。至於這些所謂的“論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槍手”捉刀，則是沒有人管的事。因此，自從實行了這些制度以後，學術界的整體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倒降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