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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年底,默存到菜園來相會時,告訴我一件意外的傳聞。

  默存在郵電所,幫助那裡的工作同志辨認難字,尋出偏僻的地名,解決不少問題,所以很受器重,經常得到茶水款待。當地人稱煮開的水為“茶”,款待他的卻真是茶葉沏的茶。

  那位同志透露了一個消息給他。據說北京打電報給學部幹校,叫幹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殘”回京,“老弱病殘”的名單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圓相依為命,我一人在幹校就放心釋慮;而且每年一度還可以回京探親。當時雙職工在息縣幹校的,儘管夫妻不在一處,也享不到這個權利。

  過了幾天,他從郵電所領了郵件回來,破例過河來看我,特來報告他傳聞的話:回北京的“老弱病殘”,批准的名單下來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樣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動身的日期。過了幾天,他來看我時臉上還是靜靜的。我問:

  “還沒有公布嗎?”

  公布了。沒有他。

  他告訴我回京的有誰、有誰。我的心直往下沉。沒有誤傳,不會妄生希冀,就沒有失望,也沒有苦惱。

  我陪他走到河邊,回到窩棚,目送他的背影漸遠漸小,心上反覆思忖。

  默存比別人“少壯”嗎?我背誦著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感觸萬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檔案袋裡的黑材料。這份材料若沒有“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幾人聯名貼出次字報,聲討默存輕蔑領導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說:錢某要說這話,一定還說得俏皮些;這語氣就不象。有人向我通風報信;我去看了大宇報不禁大怒。我說捕風捉影也該有個風、有個影,不能這樣無因無由地栽人。我們倆各從牛棚回家後,我立即把這事告知默存。我們同擬了一份小字報,提供一切線索請實地調查;兩人忙忙吃完晚飯,就帶了一瓶漿溯和手電到學都去,把這份小字報貼在大字報下面。第二天,我為此著實挨了一頓斗。可是事後知道,大字報所控確有根據:有人告發錢某說了如此這般的話。這項“告發”顯然未經證實就入了檔案。實地調查時,那“告發”的人否認有此告發。紅衛兵的調查想必徹底,可是查無實據。默存下幹校之前,軍宣隊認為“告發”的這件事情節嚴重,雖然查無實據,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寫一份自我檢討。默存只好婉轉其辭、不著邊際地檢討了一番。我想起這事還心上不服。過一天默存到菜園來,我就說:“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說我無聊,事情已成定局,還管它什麼作祟。我承認自己無聊:妄想已屬可笑,還念念在心,灑脫不了。

  回京的人動身那天,我們清早都跑到廣場沿大道的那裡去歡送。客里送人歸,情懷另是一般。我悵然望著一輛輛大卡車載著人和行李開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說:“走!咱們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台;她長嘆一聲,欲言又止。我們各自回房。

  回家的是老弱病殘。老弱病殘已經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輩子留在幹校吧。我獨往菜園去,忽然轉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還能領會“咱們”的心情嗎?只怕我身雖在幹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們”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我們只是捨不得祖國,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儘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慚誤聽傳聞,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圓相聚,且求獨善我家,不問其它。解放以來,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

  默存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

  默存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口子。他箱子裡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默存向來抉擇很爽快,好象未經思考的;但事後從不游移反覆。我不免思前想後,可是我們的抉擇總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幹校遷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間;只隔著一排房子,來往只需五六分鐘。我們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們學部食堂的好。

  廁所不復是葦牆淺坑,上廁也不需排隊了,居處寬敞,箱子裡帶的工具書和筆記本可以拿出來閱讀。阿圓在京,不僅源源郵寄食物,還寄來各種外文報

  刊。同夥暗中流通的書,都值得再讀。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資流連的地方也不少,我們倆每天黃昏一同散步,更勝於菜園相會。我們既不勞體力,也不動腦筋,深慚無功食祿;看著大批有為的青年成天只是開會發言,心裡也暗暗著急。

  刊。同夥暗中流通的書,都值得再讀。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資流連的地方也不少,我們倆每天黃昏一同散步,更勝於菜園相會。我們既不勞體力,也不動腦筋,深慚無功食祿;看著大批有為的青年成天只是開會發言,心裡也暗暗著急。

  在幹校生了大病,只好碰運氣。我回家治了眼睛,就帶阿圓來幹校探親。我們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準會來接;下了火車在車站滿處找他不見,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幹校,只怕默存還在車站找我們。誰知我回京後他就大病,犯了氣喘,還發高燒。我和阿圓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們連里的醫務員還算不上赤腳醫生;據她自己告訴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靜脈針,緊張得渾身冒汗,打針時結紮在默存臂上的皮帶,打完針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兩針居然見效,我和阿圓到幹校時,他已退燒。那位醫務員常指著自已的鼻子、晃著腦袋說:“錢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難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兩針,送往遠地就醫只怕更糟呢。

  阿圓來探過親,彼此稍稍放鬆了記掛。只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報載林彪“格爾屁、著涼”後,幹校對“五一六”的鬥爭都泄了氣。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殘呢,仍然也只是開會學習。

  據說,希望的事,遲早會實現,但實現的希望,總是變了昧的。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殘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這一批的名單上。我還沒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夥都回定。不過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該還有第三批第四批看來幹校人員都將分批遣歸。我們能早些回去,還是私心竊喜。同夥為我們高興,還為我們倆餞行。當時宿舍里爐火未撤,可以利用。我們吃了好幾頓餞行的湯糰,還吃了一頓薺菜肉餛飩——薺菜是野地里揀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這次名單上的老弱病殘,又使我愧汗。但不論多麼愧汗感激,都不能壓減私心的忻喜。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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