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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幾時到社的?當然是晚了些,為什麼晚?問題就在這裡,怎麼說呢?”“你不是想出洋嗎?”宛英提醒他。

  余楠瞪出了眼睛:“你告訴他們了?”“我怎會告訴他們呢。”“那就由我說。我因為上海有大房子,我不願意離開上海。我多年在上海辦雜誌,有我的地盤。這都表現我貪圖享受,為名為利,要做人上人——這又聯到我自小是神重……”余楠雖然沒有像朱千里那樣變成活鬼,卻也面容憔悴,穿上藍布制服,不復像豬八戒變的黃胖和尚——黃是更黃些,還帶灰色,胖卻不胖了,他足足減掉了三寸腰圍,他比朱千里有自信,做檢討不是什麼“咬咬牙”“拼一拼”,因為他自從到社以來,一貫表現良好,向來是最要求進步的。他自信政治嗅覺靈敏過人,政治水平高出一般,每次學習會上,他不是第一個開炮定調子,就是末一個做總結髮言。這次他經過深刻反省,千穩萬妥地寫下檢討稿,再三斟酌,覺得無懈可擊,群眾一定會通過。他吩咐宛英準備點幾好酒,做兩個好菜。今晚吃一頓好晚飯慰勞自己。

  那次到會的人不少,可算是不大不小的“中盆澡”。余楠不慌不忙,擺出厚貌深情的姿態,放出語重心長的聲調,一步一步檢討,從小到大,由淺入深,每講到痛心處,就略略停頓一下,好像是自己在胸口捶打一下。他萬想不到檢討不一半,群眾就打斷了他。他們一聲聲的呵斥:“余楠!你這頭狡猾的狐狸!”“余楠!你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密密,卻拿些雞毛蒜皮來搪塞!”“余楠休想矇混過關!”“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余楠!你滑不過去!”“不准余楠捂蓋子!”余楠覺得給人撕去了臉皮似的。冷風吹在肉上只是痛,該怎麼表態都不知道了。

  忽有人冷靜地問:“余楠,能講講你為什麼要賣五香花生豆兒嗎?”余楠轟去了魂魄,張口結舌,心上只說:“完了,完了。”他回到家裡,猶如夢魘未醒。宛英瞧他面無人色,忙為他斟上杯熱茶。不料他接過來豁朗一聲,把茶杯連茶摔在地下,砸得粉碎。他眼裡出火說:“我就知道你是個糊塗蛋!群眾來釣魚,你就把魚缸連水一起捧出來!”宛英說:“我什麼都沒告訴他們,只答應盡力幫助你。”“賣五香花生米誰說的?除了你還有誰?”宛英呆了一呆,思索著說:“你跟阿照說過嗎?或者咱們說話,她在旁連聽見了?”余楠立即冷下來——不是冷靜而是渾身寒冷。他細細尋思,準是女兒把爸爸出賣給男朋友了。人家是解放軍出身,能向著他嗎?非我族類呀!

  他忽然想到今晚要慶祝過關的事,忙問宛英:“阿照知道你今晚為我預備了酒菜嗎?”宛英安慰他說:“不怕,只說我為你不吃不睡,哄你吃點子東西,補養精神。”余楠又急又怕,咬牙切齒地痛罵善保沒良心,吃了他家的好飯好菜,卻來揭他的底。他不知道該怪自己在姜敏面前自吹自擂闖下禍。可憐善保承受著沉重的壓力。姜敏怨恨他,說他是余楠選中的女婿,不但自己該站穩立場,還應該負責幫助余楠改造自我。她聽過余楠的吹牛和賣弄,提出余楠有許多問題。他和余照都是一片真誠地投入運動,要幫助余楠改造思想。余楠卻是一輩子也沒有饒恕陳善保,他始終對“年輕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從來不忘記告誡朋友對“年輕人”務必保持警惕。善保終究沒有成為他家的女婿,不過這是後話了。

  余楠經宛英提醒,頓時徹骨寒冷。余照最近加入了青年團,和家裡十分疏遠。而且,余楠幾乎忘了,他還有兩個非常進步的兒子呢。賣五香花生的話,他們兄弟未必知道,可是他們知道些什麼,他實在無從估計。

  宛英親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一灘茶水,兩口子說話也放低了聲音。可憐余楠在宛英面前都矮了半截。

  第六章革命群眾不斷地號召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別存心僥倖,觀望徘徊,企圖矇混過關;應該勇敢地跳進水裡,洗淨垢污,加入人民的隊伍;自外於人民就是自絕於人民,絕沒有好結果。

  杜麗琳雖然在大學裡學習遠遠跟不上許彥成,在新社會卻總比彥成搶前一步。該說什麼,該做什麼,她從不像彥成那樣格格不吐,遲遲不前。她改不了的只是她那股子“帥”勁兒。她近來的打扮稍稍有改變:不穿裙於而穿西裝長褲,披肩的長髮也逐漸剪短。她早已添置了兩套制服,只是不好意思穿。幫助他“洗澡”的小組有一位和善的女同志,曾提問:“為什麼杜光生叫人不敢接近?”“為什麼杜先生和我們中間總存著一些距離?”麗琳立即把頭髮剪得短短的,把簇新的制服用熱肥皂水泡上兩次,看似穿舊的,穿上自在些。小組的同志說她有進步,希望她表里如一。她們聽過她的初步檢討,提了些意見,就讓她當眾“洗澡”。

  麗琳鄭重其事,寫了個稿子,先請彥成聽她念一遍,再給幫助她的小組看。

  彥成聽了她的開頭:“我祖祖輩輩喝勞動人民的血,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飯來開口衣來伸手,只貪圖個人的安逸,只追求個人的幸福,從不想到自己對人民有什麼責任。我只是中國人民身上的一個大毒瘤,不割掉,會危害人民。”彥成咬著嘴唇忍笑。

  麗琳生氣說:“笑什麼?這是真心話。”“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這個”大毒瘤“和朱千里的”醜惡的妖魔“有什麼不同呢?”“當然不一樣。”“不一樣,至多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區別,都是誇張的比喻呀!”“那麼,我該怎麼說呢?”彥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嘆口氣說:“大概我也得這麼說。大家都這麼說,不能獨出心裁。”“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覺悟說真話。”彥成說:“好吧,好吧,念下去。”“我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覺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當然。這是因為我的資產階級出身決定了我的立場觀點,使我只覺得自己有理,看不見自己的醜惡。”彥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那是指我還沒有覺悟的時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過。”她繼續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們講講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經歷,讓同志們不但了解我的病情,還知道我的病根,這就可以幫助我徹底把病治好。”“我祖上是開染坊的,父親是天津裕豐商行的大老闆,我是最小的女兒,不到兩歲就沒了母親。我生長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間疾苦,對勞動人民沒什麼接觸,當然說不到對他們的感情了。我從小在貴族式的教會學校上學,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願是留學外國,最美的理想是和心愛的人結婚,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我可算都如願以償了。”“祖國解放前夕,我父親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歲——帶著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歲,早在幾年前就到美國經商,很成功,已經接了家眷。我們夫婦很可以在美國住下來。那時候,我對共產黨只有害怕的分兒,並不願意回國。我也竭力勸彥成不要回國。可是他對我說:”你不願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強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我抱定愛情至上的信念,也許還有殘餘的封建思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吧——我當然不是隨雞隨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裡,我當然一輩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拋下了我的親人和朋友,不聽他們的勸告,跟許彥成回國了。我不過是跟隨自己的丈夫,不是什麼”投奔光明“。”麗琳停下來看著彥成。“我說的都是實情吧?”“人家耐煩聽嗎?”彥成有點兒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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