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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剛煮好一鍋粥，等阿瑗回來同吃晚飯。校內“批林批孔”，運動正值高潮。我聽到鍾書的呼嘯和平時不同，急促得快連續不上了。多虧兩家鄰居，叫我快把“爺爺”送醫院搶救。阿瑗恰好下班回來，急忙到醫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內的司機。一個司機說，他正要送某教師到北醫三院去，答應帶我們去搶救病人。因為按學校的規則，校內汽車不為家屬服務。
我給鍾書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圍巾，又把一鍋粥嚴嚴地裹在厚被裡，等汽車來帶我們。左等右等，汽車老也不來。我著急說：“汽車會不會在醫院門口等我們過去呀？”一位好鄰居冒著寒風，跑到醫院前面去找。汽車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鄰居招呼司機把車開往小紅樓。幾位鄰居架著扶著鍾書，把他推上汽車。我和阿瑗坐在他兩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一路上，我聽著鍾書急促的呼嘯隨時都會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了——這是回校後發現的。
到了醫院，司機幫著把鍾書扶上輪椅，送入急診室。大夫給他打針又輸氧。將近四小時之後，鍾書的呼吸才緩過來。他的醫療關係不屬北醫三院，搶救得性命，醫院就不管了。鍾書只好在暖氣片的木蓋上躺著休息。
送我們的司機也真好。他對錢瑗說：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師回校，錢老師什麼時候叫他，他隨叫隨到。鍾書躺在寬僅容身的暖氣片蓋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點。阿瑗打電話請司機來接。司機沒有義務大冬天半夜三更，從床上起來開車接我們。他如果不來接，我們真不知怎麼回小紅樓。醫院又沒處可歇，我們三人都餓著肚子呢。
裹在被窩裡的一鍋粥還熱，我們三人一同吃了晚飯，鍾書這回不呼嘯了。
校醫室也真肯照顧，護士到我們家來為鍾書打針。經校醫室診治，鍾書漸漸好起來，能起床臥在躺椅里，能由我扶著自己到醫院去請護士打針。
我們和另兩家合住這一組房子，同用一個廚房，一間衛生間。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學。經常在家的，就剩我們夫婦、孟家一個五歲多的男孫、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孫子。三餐做飯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婦（我稱她小常寶），還有我。我們三個談家常或交流烹調經驗，也互通有無，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們屋裡玩。熊家小弟當初只會在床上蹦，漸漸地能扶牆行走，走入我們屋裡來。
那時的鐘書頭髮長了不能出去理髮，滿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卻特別垂青，進門就對“爺爺”笑。鍾書上廁所，得經過他們家門口。小弟見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爺爺抱。鍾書受寵若驚。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說：“瞧！他盡對爺爺笑！爺爺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覺地觀察到鍾書上廁所走過他家時，東倒西歪。房子小，過道窄，東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著點兒。鍾書已經搶救過來，哮喘明顯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醫院去，他須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漸漸地扶不動他了。他躺在椅里看書，也寫筆記，卻手不應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飛出格子。漸漸地，他舌頭也大了，話也說不清。我怕是他腦子裡長了什麼東西。校醫院的大夫說，當檢查。
我托親友走後門，在北京兩個大醫院裡都掛上了號。事先還費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髮店格外照顧；鍾書由常來看顧他的所內年輕人扶著去理了發。
鍾書到兩個醫院去看了病，做了腦電圖。診斷相同：他因哮喘，大腦皮層缺氧硬化，無法醫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後能否恢復。但大腦沒有損傷，也沒有什麼瘤子。
我放下半個心，懸著半個心。鍾書得休養一個時期。那時候，各單位的房子都很緊張。我在小紅樓已經住過寒冬，天氣已經回暖，我不能老占著人家的房子不還。我到學部向文學所的小戰士求得一間辦公室，又請老侯為我保駕，回家取了東西，把那間辦公室布置停當。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們告別了師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
（十四）
辦公室並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盡頭的走廊是我們的廚房兼堆煤餅。鄰室都和我們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廚房。女廁在鄰近，男廁在東盡頭。鍾書絕沒有本領走過那條堆滿雜物的長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戶”。
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里。鍾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外賓來參觀，都驚詫文學所圖書資料的精當完美。而管理圖書資料的一位年輕人，又是鍾書流亡師大時經常來關心和幫忙的。外文所相離不遠。住在外文所的年輕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們在師大，有阿瑗的許多朋友照顧；搬入學部七樓，又有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年輕人照顧。所以我們在這間陋室里，也可以安居樂業。鍾書的“大舌頭”最早恢復正常，漸漸手能寫字，但兩腳還不能走路。他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錢瑗在我們兩人都下放幹校期間，偶曾幫助過一位當時被紅衛兵迫使掃街的老太太，幫她解決了一些困難。老太太受過高等教育，精明能幹，是一位著名總工程師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結識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兒媳婦，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動。老太太就等我們由幹校回京後，親自登門找我。她讓我和鍾書見到了她的兒子；要求讓她兒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們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對我說：“媽媽，我不結婚了，我陪著爸爸媽媽。”我們都不願勉強她。我只說：“將來我們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個人，我們放得下心嗎？”阿瑗是個孝順女兒，我們也不忍多用這種話對她施加壓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我們搬入學部辦公室的同一個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們知道阿瑗有了一個美好的家，雖然身處陋室，心上也很安適。我的女婿還保留著鍾書和老太太之間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錄二。
“斯是陋室”，但鍾書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工作，是在這間屋裡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來訪說：“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鍾書同志當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組”是哪五人。我只知這項工作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喬冠華同志常用他的汽車送鍾書回家，也常到我們家來坐坐，說說閒話。“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頓，我們和喬冠華同志完全失去聯繫。葉君健先生是成員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誰。
我給鍾書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圍巾，又把一鍋粥嚴嚴地裹在厚被裡，等汽車來帶我們。左等右等，汽車老也不來。我著急說：“汽車會不會在醫院門口等我們過去呀？”一位好鄰居冒著寒風，跑到醫院前面去找。汽車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鄰居招呼司機把車開往小紅樓。幾位鄰居架著扶著鍾書，把他推上汽車。我和阿瑗坐在他兩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一路上，我聽著鍾書急促的呼嘯隨時都會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了——這是回校後發現的。
到了醫院，司機幫著把鍾書扶上輪椅，送入急診室。大夫給他打針又輸氧。將近四小時之後，鍾書的呼吸才緩過來。他的醫療關係不屬北醫三院，搶救得性命，醫院就不管了。鍾書只好在暖氣片的木蓋上躺著休息。
送我們的司機也真好。他對錢瑗說：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師回校，錢老師什麼時候叫他，他隨叫隨到。鍾書躺在寬僅容身的暖氣片蓋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點。阿瑗打電話請司機來接。司機沒有義務大冬天半夜三更，從床上起來開車接我們。他如果不來接，我們真不知怎麼回小紅樓。醫院又沒處可歇，我們三人都餓著肚子呢。
裹在被窩裡的一鍋粥還熱，我們三人一同吃了晚飯，鍾書這回不呼嘯了。
校醫室也真肯照顧，護士到我們家來為鍾書打針。經校醫室診治，鍾書漸漸好起來，能起床臥在躺椅里，能由我扶著自己到醫院去請護士打針。
我們和另兩家合住這一組房子，同用一個廚房，一間衛生間。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學。經常在家的，就剩我們夫婦、孟家一個五歲多的男孫、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孫子。三餐做飯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婦（我稱她小常寶），還有我。我們三個談家常或交流烹調經驗，也互通有無，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們屋裡玩。熊家小弟當初只會在床上蹦，漸漸地能扶牆行走，走入我們屋裡來。
那時的鐘書頭髮長了不能出去理髮，滿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卻特別垂青，進門就對“爺爺”笑。鍾書上廁所，得經過他們家門口。小弟見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爺爺抱。鍾書受寵若驚。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說：“瞧！他盡對爺爺笑！爺爺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覺地觀察到鍾書上廁所走過他家時，東倒西歪。房子小，過道窄，東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著點兒。鍾書已經搶救過來，哮喘明顯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醫院去，他須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漸漸地扶不動他了。他躺在椅里看書，也寫筆記，卻手不應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飛出格子。漸漸地，他舌頭也大了，話也說不清。我怕是他腦子裡長了什麼東西。校醫院的大夫說，當檢查。
我托親友走後門，在北京兩個大醫院裡都掛上了號。事先還費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髮店格外照顧；鍾書由常來看顧他的所內年輕人扶著去理了發。
鍾書到兩個醫院去看了病，做了腦電圖。診斷相同：他因哮喘，大腦皮層缺氧硬化，無法醫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後能否恢復。但大腦沒有損傷，也沒有什麼瘤子。
我放下半個心，懸著半個心。鍾書得休養一個時期。那時候，各單位的房子都很緊張。我在小紅樓已經住過寒冬，天氣已經回暖，我不能老占著人家的房子不還。我到學部向文學所的小戰士求得一間辦公室，又請老侯為我保駕，回家取了東西，把那間辦公室布置停當。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們告別了師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
（十四）
辦公室並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盡頭的走廊是我們的廚房兼堆煤餅。鄰室都和我們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廚房。女廁在鄰近，男廁在東盡頭。鍾書絕沒有本領走過那條堆滿雜物的長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戶”。
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里。鍾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外賓來參觀，都驚詫文學所圖書資料的精當完美。而管理圖書資料的一位年輕人，又是鍾書流亡師大時經常來關心和幫忙的。外文所相離不遠。住在外文所的年輕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們在師大，有阿瑗的許多朋友照顧；搬入學部七樓，又有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年輕人照顧。所以我們在這間陋室里，也可以安居樂業。鍾書的“大舌頭”最早恢復正常，漸漸手能寫字，但兩腳還不能走路。他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錢瑗在我們兩人都下放幹校期間，偶曾幫助過一位當時被紅衛兵迫使掃街的老太太，幫她解決了一些困難。老太太受過高等教育，精明能幹，是一位著名總工程師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結識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兒媳婦，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動。老太太就等我們由幹校回京後，親自登門找我。她讓我和鍾書見到了她的兒子；要求讓她兒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們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對我說：“媽媽，我不結婚了，我陪著爸爸媽媽。”我們都不願勉強她。我只說：“將來我們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個人，我們放得下心嗎？”阿瑗是個孝順女兒，我們也不忍多用這種話對她施加壓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我們搬入學部辦公室的同一個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們知道阿瑗有了一個美好的家，雖然身處陋室，心上也很安適。我的女婿還保留著鍾書和老太太之間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錄二。
“斯是陋室”，但鍾書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工作，是在這間屋裡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來訪說：“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鍾書同志當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組”是哪五人。我只知這項工作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喬冠華同志常用他的汽車送鍾書回家，也常到我們家來坐坐，說說閒話。“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頓，我們和喬冠華同志完全失去聯繫。葉君健先生是成員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