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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將盧叔那天晚上的預言忘得一乾二淨了!

  果然如一個收破爛的盧叔所料!

  那個男性的嚴峻的聲音繼續著,字字鏗鏘,句句有力,充滿浩然正氣,充滿壓倒一切的戰鬥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體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激動包圍。幾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在我內心裡煽起難以平靜的情緒。

  “階級敵人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拼命地破壞和攻擊我們。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攻擊的矛頭,總是對準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she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鄧拓一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及待‘破門而入’的……

  “對黨和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的鄧拓一夥……

  “誹謗無產階級專政,極力煽動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狂妄地叫嚷要我們黨趕快下台‘休息’……

  “不!你們並沒有喪失立場,你們的立場站的很穩,不過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罷了。

  你們並沒有放鬆階級鬥爭,你們對階級鬥爭抓得很緊,不過是對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罷了……

  “是你們早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開了火……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廣播結束,教室內仿佛瀰漫著炮火硝煙。靜極了。同學們都一動不動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臉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現著僵刻呆板過分的嚴肅,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個歷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徹底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戰鬥檄文”發表在《解放軍報》上。

  班主任老師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張報紙。她還沒結婚,只比我們大七八歲。我從小學考入這所中學的那一年,也正是她從哈爾濱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這所中學的那一年。她出身於純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

  “同學們,”她的聲音由於激動而發抖:“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在這場清除資產階級黑線的嚴峻鬥爭中,我們落後了!我們要奮勇衝上去!衝到第一線去!下面我再給大家讀《解放軍報》四月十八日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這篇社論強調——“搞掉這條黑線,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話,是毛主席的話。

  “同學們,”班主任讀完社論又說:“過一會兒全校師生要在操場上召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宣誓大會……”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學掃視了一遍,最後落在我身上,說:“梁曉聲,你寫一篇決心書,一會兒代表我們班發言。”說著她看了一眼手錶,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不要寫多長,要快!能表達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決心就行!今天的發言不排順序,我們班是四好班,一定要爭取第一個發言!……”

  我的思想生了雙翅,駕著這股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盪宇長風翱翔,翱翔,“扶搖直上九萬里”,根本無法降落在稿紙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鐘內寫不完一篇象樣的決心書,使我們這個“四好”班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喪失了第一個登台表決心的機會,正要舉手推卻,見語文老師走了進來。

  “姚老師,”她對班主任說:“能不能讓我占用幾分鐘時間?我有極其重要的話對同學們說!”

  班主任皺起了眉頭:“你想說些什麼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學們檢討自己……在課堂上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嚴重錯誤,不,不是錯誤,是罪行!我……”說話一向從容不迫的語文老師,因急切而結巴。

  “這……我們的時間已經很短了!”班主任不願意。

  “姚老師,我……我墾求你!……”語文老師的語調幾乎帶出了哭聲。

  “等開完全校大會你再對同學們說吧!”班主任的態度十分堅決,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開全校大會之前說的呀!姚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吧!……”語文老師真哭了起來。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願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許。

  “同學們,”語文老師一邊用手絹擦眼淚一邊說:“同學們,我上次對你們的檢討很不深刻!上次的檢討中,我還認為鄧拓、吳晗、廖沫沙不過是宣揚了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去認識……他們是一夥黑幫,他們反動透頂,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個,不,我不是,我雖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於想說清楚她自己是什麼,一時越說不清楚。她語無倫次起來。

  我坐在第一排,離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淚不斷湧出的。她手中那條小手絹已濕成了一團。我鼻子有點酸。我心裡暗暗憐憫她。我知道,她絕不是存心要在課堂上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文章。她不過就是想給同學們讀幾篇範文而已。如果我當時知道她因被划過右派,丈夫跟她離了婚,並帶走了她唯一的一個女兒永遠不許她相見,隨後她在某農場被改造了四年,兩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聯名擔保下方得以回歸教育隊伍,我想我不僅會憐憫她,也許還會對她產生同情。

  為了提高我們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費了多少心血啊!這是全班同學都不能否認的。

  “梁曉聲!”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驚,不由得站起。

  “你還不快寫!”班主任有幾分生氣了。

  我又立刻坐下,從書包里翻出紙筆,一個字也寫不出,頭腦中混亂一片。

  “龐老師,你不能再侵占我們班的時間了!”班主任的語調,與其說是不滿,毋寧說是抗議了。

  “我……我……”語文老師再沒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頭,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門口似乎欲轉過身來,也再看我們全班同學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覺她意識到了又一次厄運將落在自己頭上,悵悵然若向我們繼續解釋什麼,替自己辨護什麼。她在教室門口站了一會兒,並沒轉身,緩緩地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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