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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由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的自然流動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環往復的鏈條，便如此這般地被鉗斷了。受到文化傷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鎮。從前給它們帶來文化榮耀感的成囚，一經徹底破壞，在人心裡似乎就全沒了意義和價值。
碎玉雖難復原，斷鏈卻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氣息著稱的小城和古鎮，正在努力做著織結文化經緯的事情。總有一天，某些當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厭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囂，也許還會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退居故里。並且，在故里，盡力以他們的存在氳氤一道道文化的風景。
是啊，那時，中國的一些小城和古鎮，大概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搖籃吧？
三、尋找城市最優良的氣質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屬於的那一個國家的立體說明書。
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書寫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個人一樣，乃是有氣質的。而所謂城市的氣質，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決定的。正如一個人的氣質，肯定與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遺傳和後天的文化教養關係密切。城市文化作用於城市的各個方面，也必然作用於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怎樣，是城市人居家有感，憑窗可望，出門面臨，終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誰都承認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和生理影響，於是必須承認，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優劣，往往也從正面或負面決定著生活在一座城市裡的普遍之人們的趨同心性，以及愉悅指數。而後一點，是在城市裡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談到了文化，那麼我願在此坦言我的當代中國文化觀。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展史源遠流長的國家之一。而此點，每使我們的某些同胞，對於中國近當代文化狀況，持有特別自以為是的心態。
我們承認我們在經濟實力方面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科技方面顯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全民文明素質方面亟待提高……我們常言要縮短這樣的差距，要縮短那樣的差距，需補上這樣的一課，要補上那樣的一課；但是，一論及文化，我們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們唯獨沒有什麼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們唯獨沒什麼課應該補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們在文化方面，決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優越著。
而我以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十八世紀末起，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方方面面產生重要影響的，史稱啟蒙文化。啟蒙文化所要弘揚的，乃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既是一種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人類方方面面的社會學思想。因而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於人類的思想。沒有每一個公民特別覺悟和能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實際獲得，“以人為本”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正是在此點上，中國近當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寶貴的一課、基礎性質的一課。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還處在晚清沒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的時期，我們剛剛開始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五四”啟蒙。此後中國淪為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五四”啟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後，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由當時的政治理念所決定，不可能成為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為一種排他主義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諸國，當時對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亦取同樣不屑的立場和態度。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階級鬥爭的文化。到了“文革”時期，連水杯和枕巾上也體現著階級鬥爭文化的強烈特徵了。“文革”結束，新中國的文化史已然與它的政治史重疊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國當代文化，曾經本能地試圖進行第二次人文主義的初級啟蒙，然而同樣是功虧一簣。當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始終沒能較成功地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一課。而斯時的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了後人文主義時期。而斯時距離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時期過去了將近二百年。當中國文化準備抓住機遇實行第二次人文主義文化啟蒙時，先是文化的商業時代席捲而至，後是文化的娛樂時代轟然到來……
諸位，我並不是一個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並沒有過什麼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徑。我只不過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認為應該有人指出它的客觀存在，應該有更多的人正視它，應該有更多的人齊心協力，來為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化補上那寶貴的一課。
前任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先生，我們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觸。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長。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先生，曾是我作為影視工作從業者的最高領導，也是我們極為尊敬的人。中國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內，為中國做了許許多多難能可貴的文化發展工作。但怎樣儘快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重要一課，不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當是中國一切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要進一步指出那寶貴的一課。
如若不以虔誠之心來熱忱地補上，則我們必然總會在政治、經濟、科技、商業、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養不良的種種缺失。同樣，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兩方面，每見急功近利的種種現象，也實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優良的氣質，乃是人文主義的氣質。它襯托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也必然體現在建築和規劃之中。
（二）
言說中國之一切事情，一切問題，往往無法擺脫一個大前提的困擾，即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眾多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全世界的總人口也不過才十六億多一點點。這麼一對比，我們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往往會使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裡，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麼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只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標誌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裡。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八層或十二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里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標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裡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飆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裡，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麼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麼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裡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志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點五億激增到了六十年後的十三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裡鍋台後，比公共浴池裡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拼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裡，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隨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著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於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麼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鍋台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復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年了——我首次從北京回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一九八一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於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將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著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著那一塊磚，像望著一塊金磚。一九八五年我又回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著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十二口人。因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后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萬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碎玉雖難復原，斷鏈卻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氣息著稱的小城和古鎮，正在努力做著織結文化經緯的事情。總有一天，某些當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厭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囂，也許還會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退居故里。並且，在故里，盡力以他們的存在氳氤一道道文化的風景。
是啊，那時，中國的一些小城和古鎮，大概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搖籃吧？
三、尋找城市最優良的氣質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屬於的那一個國家的立體說明書。
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書寫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個人一樣，乃是有氣質的。而所謂城市的氣質，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決定的。正如一個人的氣質，肯定與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遺傳和後天的文化教養關係密切。城市文化作用於城市的各個方面，也必然作用於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怎樣，是城市人居家有感，憑窗可望，出門面臨，終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誰都承認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和生理影響，於是必須承認，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優劣，往往也從正面或負面決定著生活在一座城市裡的普遍之人們的趨同心性，以及愉悅指數。而後一點，是在城市裡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談到了文化，那麼我願在此坦言我的當代中國文化觀。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展史源遠流長的國家之一。而此點，每使我們的某些同胞，對於中國近當代文化狀況，持有特別自以為是的心態。
我們承認我們在經濟實力方面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科技方面顯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全民文明素質方面亟待提高……我們常言要縮短這樣的差距，要縮短那樣的差距，需補上這樣的一課，要補上那樣的一課；但是，一論及文化，我們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們唯獨沒有什麼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們唯獨沒什麼課應該補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們在文化方面，決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優越著。
而我以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十八世紀末起，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方方面面產生重要影響的，史稱啟蒙文化。啟蒙文化所要弘揚的，乃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既是一種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人類方方面面的社會學思想。因而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於人類的思想。沒有每一個公民特別覺悟和能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實際獲得，“以人為本”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正是在此點上，中國近當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寶貴的一課、基礎性質的一課。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還處在晚清沒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的時期，我們剛剛開始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五四”啟蒙。此後中國淪為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五四”啟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後，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由當時的政治理念所決定，不可能成為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為一種排他主義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諸國，當時對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亦取同樣不屑的立場和態度。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階級鬥爭的文化。到了“文革”時期，連水杯和枕巾上也體現著階級鬥爭文化的強烈特徵了。“文革”結束，新中國的文化史已然與它的政治史重疊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國當代文化，曾經本能地試圖進行第二次人文主義的初級啟蒙，然而同樣是功虧一簣。當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始終沒能較成功地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一課。而斯時的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了後人文主義時期。而斯時距離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時期過去了將近二百年。當中國文化準備抓住機遇實行第二次人文主義文化啟蒙時，先是文化的商業時代席捲而至，後是文化的娛樂時代轟然到來……
諸位，我並不是一個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並沒有過什麼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徑。我只不過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認為應該有人指出它的客觀存在，應該有更多的人正視它，應該有更多的人齊心協力，來為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化補上那寶貴的一課。
前任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先生，我們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觸。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長。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先生，曾是我作為影視工作從業者的最高領導，也是我們極為尊敬的人。中國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內，為中國做了許許多多難能可貴的文化發展工作。但怎樣儘快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重要一課，不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當是中國一切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要進一步指出那寶貴的一課。
如若不以虔誠之心來熱忱地補上，則我們必然總會在政治、經濟、科技、商業、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養不良的種種缺失。同樣，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兩方面，每見急功近利的種種現象，也實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優良的氣質，乃是人文主義的氣質。它襯托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也必然體現在建築和規劃之中。
（二）
言說中國之一切事情，一切問題，往往無法擺脫一個大前提的困擾，即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眾多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全世界的總人口也不過才十六億多一點點。這麼一對比，我們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往往會使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裡，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麼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只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標誌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裡。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八層或十二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里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標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裡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飆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裡，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麼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麼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裡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志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點五億激增到了六十年後的十三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裡鍋台後，比公共浴池裡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拼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裡，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隨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著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於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麼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鍋台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復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年了——我首次從北京回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一九八一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於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將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著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著那一塊磚，像望著一塊金磚。一九八五年我又回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著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十二口人。因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后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萬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