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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的公幹連連搖頭：“政協委員，口出髒字可不好。”
“你……”
負責記錄的公安“啪”地敬了個禮：“李一泓公民，我們所執行的任務已經完成，不打擾了，我們這就告辭。我們相信，您是清白的或者不清白的，必定會水落石出的。您的話現在就省省，留待接受正式審訊的時候說吧。”
他們互相看一眼，一齊轉身向外走。
“站住！”李一泓喝道。
兩名公安又同時轉身，靜靜地看著他。
“我這就跟你們走！我今天就要討回一個清白！”
政協委員 二十八
李一泓坐的警車與蔣副主席的車在市政協門口來了個對臉，蔣副主席見他從警車上下來，一臉的“友邦驚詫”……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蔣副主席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問。
“下午！我一進院子，看到兩名公安在我家院子裡又是登記，又是拍照。” 李一泓站在他面前，情緒激動。
“別那麼激動，坐下說。”
“我不坐！我問你，我成了犯罪嫌疑人，你知道不知道？”
蔣副主席霍地站了起來：“如果你不坐，我們沒有必要再談下去了！”他的目光對上李一泓的目光，毫不妥協，“李委員，我再說一遍，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地談，那我們確實沒有什麼必要再談下去了。”
“坐就坐。”李一泓氣鼓鼓的。
蔣副主席便又緩緩坐下去，二人誰也不看誰。蔣副主席掏出煙，抽取了一支，將手向旁邊一伸。李一泓看看那支煙，猶豫一下，接了。蔣副主席按著打火機的手，又向旁邊一伸，李一泓湊上去默默吸著煙——兩個人仍然誰也沒看誰一眼。
“我把那些東西拉到我家去，是迫不得已，是萬般無奈。可我就納了悶了，你既然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了解，什麼都記得，你為什麼就不去跟他們說啊？”
“我是見到你之前幾分鐘，才剛剛知道你的事！”
“明白了——他們是一邊有人開警車送我走，一邊有人打電話通知你。”李一泓氣消了點兒了，“我剛才態度不對，多原諒啊主席。”
蔣副主席端起杯，呷了一口。
“我決定，不去找他們了。”蔣副主席也按滅了煙。
“什……麼？鬧半天你還是……”李一泓猛地往起一站，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著蔣副主席。
蔣副主席低著頭，仍儘量平靜地說：“你還是要坐下。”
李一泓看門一眼，原地轉一圈，似乎打算乾脆一走了之。
蔣副主席又呷一口茶，說：“想走？勸你別走，你要是走了，聽不到我對你的建議和忠告，對你是損失。”
“小心眼兒！就因為我一進門耍了點兒態度，想法就改變了？還完全！”
“我沒有你以為的那么小心眼兒。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對你的態度我也能理解。我是回憶起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和我有關。那一年我也剛成為市政協委員，卻有人到處投匿名信告我，說我接受企業巨額賄賂，替打官司的企業收集偽證。檢察院也對我立案了，一時滿城風雨。當時在我看來，似乎人人都幸災樂禍。我認為政協有義務保護自己的委員不蒙冤，於是就去找當時的政協主席——他正住院……”
蔣副主席回憶了一下，接著說：“護士交給我一張紙，告訴我病人情況很不好，實在沒法交談，他把想對你說的話寫在這張紙上了。我展開紙，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幾行字：‘我不能為你做什麼，政協也不能為你做什麼。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權利一樣。’我當時覺得這是廢話，很失望。不久，那位政協主席病故了，我也在法庭上獲得了清白。但我對那位政協主席一直耿耿於懷，認為他臨死了，還那麼的明哲保身。第二件事，和你們老館長有關。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惱恨他的人也不少。結果他又被陷害了。對方能量頗大，一審二審，他都敗訴了，和被判刑，就差一步了。那時我已經是政協副主席了。我就將你們老館長請到政協，真誠地表示，要以政協的名義，助他爭取到公平。老館長卻不同意，他說，‘您不可以為我做任何事，市政協也不可以為我做任何事’。我不解地問為什麼。老館長說：‘我雖然並沒有鑽研過法律，但近年，也還是深思過一些司法問題。依我看，全世界的司法現象，它的公正與否基本取決於四個方面。第一方面那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獨力性。獨立性就是權力排他性。審理過程不受任何外界影響力的左右。第二方面那就是條文越細越好。越細，留給法官主觀認定的空間越小，非公正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第三，法官水平怎樣。第四，社會監督怎樣。如果，一位政協委員涉案了，政協機構於是出面施加影響，那麼人大也可以對人大代表照此辦理了，上一級官員也可以對下一級官員照此辦理了。那麼，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關係最自然了。法律本身，也就只有對老百姓才具有神聖的權威性了。’聽完他的話，我有點明白去世的政協主席的意思了。老館長又說：‘我身為市政協常委，只有替老百姓參政議政的義務，沒有受政協特殊保護的資格。我的案子，那只是我個人之事。面對法律，我和老百姓不應該有什麼兩樣。如果您出面了，那就等於是政協出面了。即使法律最終還我公正了，百姓會怎麼看這一件事呢？他們也許會說——看，人家政協委員攤上了官司，和咱們老百姓攤上了官司結果就是不一樣。那政協和司法，其形象不是兩敗俱傷了嗎？中國的司法公正，需要我們政協和人大來監督它，促進它。我們政協的形象，需要我們政協委員來證明它，提升它。我們政協的形象是什麼？說到底，不就是——只有使命，沒有特權嗎？如果我們政協委員似乎也變成了受什麼特權保護的人士，那我認為，反倒是政協的悲哀了。’”
李一泓沒有說話，一直靜靜聽著。蔣副主席看著他，嘆口氣：“我提出為老館長推薦一位有水平的律師，老館長笑著答應了，他說：‘好啊！我這十餘年政協委員當下來，先後將五六個人推上了被告席，我自己當幾次被告，那也符合因果關係嘛！人不能活得太嬌氣嘛！’政協太需要他那樣的政協委員了。”
李一泓陷入了沉思。
李一泓走到家門口時，見楊亦柳站在那裡。
“一泓，素素她……在醫院裡。”
李一泓一下子抓住了楊亦柳雙肩：“我素素她怎麼了？快說！”
“我來時，正趕上春梅她老闆也在你家。他是來找你說事兒的，是他發現素素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他開車將素素送到醫院去了，我就留這兒等……”
不等楊亦柳說完，李一泓抓起她的手跑到馬路邊打了輛車，急匆匆地往醫院趕去。
“你……”
負責記錄的公安“啪”地敬了個禮：“李一泓公民，我們所執行的任務已經完成，不打擾了，我們這就告辭。我們相信，您是清白的或者不清白的，必定會水落石出的。您的話現在就省省，留待接受正式審訊的時候說吧。”
他們互相看一眼，一齊轉身向外走。
“站住！”李一泓喝道。
兩名公安又同時轉身，靜靜地看著他。
“我這就跟你們走！我今天就要討回一個清白！”
政協委員 二十八
李一泓坐的警車與蔣副主席的車在市政協門口來了個對臉，蔣副主席見他從警車上下來，一臉的“友邦驚詫”……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蔣副主席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問。
“下午！我一進院子，看到兩名公安在我家院子裡又是登記，又是拍照。” 李一泓站在他面前，情緒激動。
“別那麼激動，坐下說。”
“我不坐！我問你，我成了犯罪嫌疑人，你知道不知道？”
蔣副主席霍地站了起來：“如果你不坐，我們沒有必要再談下去了！”他的目光對上李一泓的目光，毫不妥協，“李委員，我再說一遍，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地談，那我們確實沒有什麼必要再談下去了。”
“坐就坐。”李一泓氣鼓鼓的。
蔣副主席便又緩緩坐下去，二人誰也不看誰。蔣副主席掏出煙，抽取了一支，將手向旁邊一伸。李一泓看看那支煙，猶豫一下，接了。蔣副主席按著打火機的手，又向旁邊一伸，李一泓湊上去默默吸著煙——兩個人仍然誰也沒看誰一眼。
“我把那些東西拉到我家去，是迫不得已，是萬般無奈。可我就納了悶了，你既然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了解，什麼都記得，你為什麼就不去跟他們說啊？”
“我是見到你之前幾分鐘，才剛剛知道你的事！”
“明白了——他們是一邊有人開警車送我走，一邊有人打電話通知你。”李一泓氣消了點兒了，“我剛才態度不對，多原諒啊主席。”
蔣副主席端起杯，呷了一口。
“我決定，不去找他們了。”蔣副主席也按滅了煙。
“什……麼？鬧半天你還是……”李一泓猛地往起一站，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著蔣副主席。
蔣副主席低著頭，仍儘量平靜地說：“你還是要坐下。”
李一泓看門一眼，原地轉一圈，似乎打算乾脆一走了之。
蔣副主席又呷一口茶，說：“想走？勸你別走，你要是走了，聽不到我對你的建議和忠告，對你是損失。”
“小心眼兒！就因為我一進門耍了點兒態度，想法就改變了？還完全！”
“我沒有你以為的那么小心眼兒。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對你的態度我也能理解。我是回憶起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和我有關。那一年我也剛成為市政協委員，卻有人到處投匿名信告我，說我接受企業巨額賄賂，替打官司的企業收集偽證。檢察院也對我立案了，一時滿城風雨。當時在我看來，似乎人人都幸災樂禍。我認為政協有義務保護自己的委員不蒙冤，於是就去找當時的政協主席——他正住院……”
蔣副主席回憶了一下，接著說：“護士交給我一張紙，告訴我病人情況很不好，實在沒法交談，他把想對你說的話寫在這張紙上了。我展開紙，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幾行字：‘我不能為你做什麼，政協也不能為你做什麼。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權利一樣。’我當時覺得這是廢話，很失望。不久，那位政協主席病故了，我也在法庭上獲得了清白。但我對那位政協主席一直耿耿於懷，認為他臨死了，還那麼的明哲保身。第二件事，和你們老館長有關。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惱恨他的人也不少。結果他又被陷害了。對方能量頗大，一審二審，他都敗訴了，和被判刑，就差一步了。那時我已經是政協副主席了。我就將你們老館長請到政協，真誠地表示，要以政協的名義，助他爭取到公平。老館長卻不同意，他說，‘您不可以為我做任何事，市政協也不可以為我做任何事’。我不解地問為什麼。老館長說：‘我雖然並沒有鑽研過法律，但近年，也還是深思過一些司法問題。依我看，全世界的司法現象，它的公正與否基本取決於四個方面。第一方面那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獨力性。獨立性就是權力排他性。審理過程不受任何外界影響力的左右。第二方面那就是條文越細越好。越細，留給法官主觀認定的空間越小，非公正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第三，法官水平怎樣。第四，社會監督怎樣。如果，一位政協委員涉案了，政協機構於是出面施加影響，那麼人大也可以對人大代表照此辦理了，上一級官員也可以對下一級官員照此辦理了。那麼，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關係最自然了。法律本身，也就只有對老百姓才具有神聖的權威性了。’聽完他的話，我有點明白去世的政協主席的意思了。老館長又說：‘我身為市政協常委，只有替老百姓參政議政的義務，沒有受政協特殊保護的資格。我的案子，那只是我個人之事。面對法律，我和老百姓不應該有什麼兩樣。如果您出面了，那就等於是政協出面了。即使法律最終還我公正了，百姓會怎麼看這一件事呢？他們也許會說——看，人家政協委員攤上了官司，和咱們老百姓攤上了官司結果就是不一樣。那政協和司法，其形象不是兩敗俱傷了嗎？中國的司法公正，需要我們政協和人大來監督它，促進它。我們政協的形象，需要我們政協委員來證明它，提升它。我們政協的形象是什麼？說到底，不就是——只有使命，沒有特權嗎？如果我們政協委員似乎也變成了受什麼特權保護的人士，那我認為，反倒是政協的悲哀了。’”
李一泓沒有說話，一直靜靜聽著。蔣副主席看著他，嘆口氣：“我提出為老館長推薦一位有水平的律師，老館長笑著答應了，他說：‘好啊！我這十餘年政協委員當下來，先後將五六個人推上了被告席，我自己當幾次被告，那也符合因果關係嘛！人不能活得太嬌氣嘛！’政協太需要他那樣的政協委員了。”
李一泓陷入了沉思。
李一泓走到家門口時，見楊亦柳站在那裡。
“一泓，素素她……在醫院裡。”
李一泓一下子抓住了楊亦柳雙肩：“我素素她怎麼了？快說！”
“我來時，正趕上春梅她老闆也在你家。他是來找你說事兒的，是他發現素素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他開車將素素送到醫院去了，我就留這兒等……”
不等楊亦柳說完，李一泓抓起她的手跑到馬路邊打了輛車，急匆匆地往醫院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