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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治原則。為防阻強制的發生，保障個人自由，需要法律和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就有了政府侵犯個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則主要是針對政府的，旨在保證政府依據法律治理。其要點為：一，法律的目的僅在於保護個人自由，防阻強制的發生，有悖於此的雖由立法機關頒布亦為非法。二，法律是普遍性規則，不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須受法律支配，而這意味著政府除了防阻強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強制權力。四，立憲政治，關鍵是立法權與行政權真正分離，以保證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預和監督政府對法律的遵守。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傳統，包括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都是從尊重人的價值的立場出發，圍繞著保證個人自由和個人價值之實現這個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第31章 講演輯錄(8)
二、理性：頭腦的認真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價值，不只是把人當作一種生命存在，更是把人當作一種精神存在。關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價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從人文精神的立場看，人的肉體生存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物質生活有其不應貶低的價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獨立於物質生活、甚至比物質生活更高的價值，不可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級天性的實現，人之為人的價值之所在，人真正高於動物之處。動物有肉體生活，有某種程度的社會生活，但肯定沒有精神生活。精神稟賦是人的最可貴稟賦，它的自由發展本身即有價值而且是最高的價值。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也在此，而不在物質上的貧富，社會方面的境遇，是內在的精神素質把人分出了偉大和渺小，優秀和平庸。對於一切精神偉人來說，精神的獨立價值和神聖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是無法證明也不需證明的公理。
精神生活可相對區分為智力生活和心靈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尋世界的奧秘，體現了人的理性，後者面向人生，探尋人生的意義，體現了人的超越性。
大多數哲學家認為，理性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徵。為了解說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歸納為以下三個要素：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開端和最基本要素。愛因斯坦稱之為“神聖的好奇心”。為什麼好奇心是“神聖”的呢?也許是因為，好奇心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特徵，動物只注意與生存有關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對世界萬物感興趣;它甚至使人接近於神，受好奇心驅使，人仿佛想知道創世的秘密，在自己的頭腦中把世界重新創造一遍。無論在人類，還是在個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覺醒的徵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說，哲學開始於驚疑。其實，科學也是這樣，好奇心是科學探索的原動力。驚奇是一種偉大的能力，表明一個人意識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並且渴望把它找出來。愛因斯坦談到，他5歲時看見指南針在未被接觸的情形下轉動，便感到異常驚奇，意識到在事物中藏著某種秘密。這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後走上科學研究之路的最初動因。然而，“神聖的好奇心”有許多敵人，主要敵人有二。一是習慣，所謂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強烈的好奇心，一般規律是隨著年齡增長，好奇心遞減。在一定意義上，科學家是那種不受這個規律支配、始終保持著好奇心的人。二是功利心，凡事都問有沒有用，沒有用就不再感興趣。如果說好奇心是神聖的，那麼，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敵，在它的支配下，科學探索的原動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當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則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態極其普遍，以馬上能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標。所以，我把現在的教育看做好奇心的最大敵人。愛因斯坦早已發出驚嘆：現代教育沒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殺掉，這簡直是一個是奇蹟。現在的所謂素質教育往往也只是著眼於增加課外知識，擴大灌輸範圍，仍以有用和功利為目標，而不是鼓勵和保護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變應試教育，就必須廢除高考，把競爭和淘汰推遲到大學階段，在大學裡也著重考查獨立研究的能力而非書本知識。
第二，頭腦的認真。好奇心是對未知之物的強烈興趣，它理應引向把未知變成已知的認真的求知過程。有的人似乎有廣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淺嘗輒止，只能說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夠強烈，因而缺乏推動的力量。真正強烈的好奇心必然會推動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對自己感興趣的所有問題都作系統的探究。因此，好奇心可以廣泛，智力興趣必須定向。許多大科學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時期形成了自己的問題領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們最大好奇心的問題，或他們發現的以往知識體系中最可疑的環節。頭腦的認真歸根到底是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認真，一種認識是否真理，一定要追問其根據。所謂根據，一是判斷是否符合經驗事實，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邏輯，人的理性能力就體現在運用邏輯對經驗材料進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確認的根據就成了問題。在西方哲學中，這種擔憂一直存在，促使人們由追問知識的根據進而追問人類知識形成方式的根據，對知識形成的各個環節作仔細審查。因此，知識論成為哲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近代以來更成了主題。其中貫穿著一種努力，便是想把人類知識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國哲學一向不重視知識論，知識論是最薄弱的環節。相對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視的，但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所討論的知識主要指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只有莊子(“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沒有後繼者。蘇格拉底所主張的“知識即德行”是西方哲學家的普遍信念，中國哲學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識”。由於把知識本身看做目的性價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在從事研究時只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最容易產生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則缺少這樣的氛圍，所以不容易出大師。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傳統，包括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都是從尊重人的價值的立場出發，圍繞著保證個人自由和個人價值之實現這個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第31章 講演輯錄(8)
二、理性：頭腦的認真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價值，不只是把人當作一種生命存在，更是把人當作一種精神存在。關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價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從人文精神的立場看，人的肉體生存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物質生活有其不應貶低的價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獨立於物質生活、甚至比物質生活更高的價值，不可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級天性的實現，人之為人的價值之所在，人真正高於動物之處。動物有肉體生活，有某種程度的社會生活，但肯定沒有精神生活。精神稟賦是人的最可貴稟賦，它的自由發展本身即有價值而且是最高的價值。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也在此，而不在物質上的貧富，社會方面的境遇，是內在的精神素質把人分出了偉大和渺小，優秀和平庸。對於一切精神偉人來說，精神的獨立價值和神聖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是無法證明也不需證明的公理。
精神生活可相對區分為智力生活和心靈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尋世界的奧秘，體現了人的理性，後者面向人生，探尋人生的意義，體現了人的超越性。
大多數哲學家認為，理性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徵。為了解說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歸納為以下三個要素：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開端和最基本要素。愛因斯坦稱之為“神聖的好奇心”。為什麼好奇心是“神聖”的呢?也許是因為，好奇心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特徵，動物只注意與生存有關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對世界萬物感興趣;它甚至使人接近於神，受好奇心驅使，人仿佛想知道創世的秘密，在自己的頭腦中把世界重新創造一遍。無論在人類，還是在個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覺醒的徵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說，哲學開始於驚疑。其實，科學也是這樣，好奇心是科學探索的原動力。驚奇是一種偉大的能力，表明一個人意識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並且渴望把它找出來。愛因斯坦談到，他5歲時看見指南針在未被接觸的情形下轉動，便感到異常驚奇，意識到在事物中藏著某種秘密。這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後走上科學研究之路的最初動因。然而，“神聖的好奇心”有許多敵人，主要敵人有二。一是習慣，所謂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強烈的好奇心，一般規律是隨著年齡增長，好奇心遞減。在一定意義上，科學家是那種不受這個規律支配、始終保持著好奇心的人。二是功利心，凡事都問有沒有用，沒有用就不再感興趣。如果說好奇心是神聖的，那麼，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敵，在它的支配下，科學探索的原動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當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則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態極其普遍，以馬上能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標。所以，我把現在的教育看做好奇心的最大敵人。愛因斯坦早已發出驚嘆：現代教育沒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殺掉，這簡直是一個是奇蹟。現在的所謂素質教育往往也只是著眼於增加課外知識，擴大灌輸範圍，仍以有用和功利為目標，而不是鼓勵和保護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變應試教育，就必須廢除高考，把競爭和淘汰推遲到大學階段，在大學裡也著重考查獨立研究的能力而非書本知識。
第二，頭腦的認真。好奇心是對未知之物的強烈興趣，它理應引向把未知變成已知的認真的求知過程。有的人似乎有廣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淺嘗輒止，只能說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夠強烈，因而缺乏推動的力量。真正強烈的好奇心必然會推動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對自己感興趣的所有問題都作系統的探究。因此，好奇心可以廣泛，智力興趣必須定向。許多大科學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時期形成了自己的問題領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們最大好奇心的問題，或他們發現的以往知識體系中最可疑的環節。頭腦的認真歸根到底是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認真，一種認識是否真理，一定要追問其根據。所謂根據，一是判斷是否符合經驗事實，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邏輯，人的理性能力就體現在運用邏輯對經驗材料進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確認的根據就成了問題。在西方哲學中，這種擔憂一直存在，促使人們由追問知識的根據進而追問人類知識形成方式的根據，對知識形成的各個環節作仔細審查。因此，知識論成為哲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近代以來更成了主題。其中貫穿著一種努力，便是想把人類知識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國哲學一向不重視知識論，知識論是最薄弱的環節。相對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視的，但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所討論的知識主要指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只有莊子(“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沒有後繼者。蘇格拉底所主張的“知識即德行”是西方哲學家的普遍信念，中國哲學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識”。由於把知識本身看做目的性價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在從事研究時只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最容易產生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則缺少這樣的氛圍，所以不容易出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