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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人生態度、文化態度和價值取向，影響最深者當屬余秋雨先生了，無論是在上海、北京，還是後來的深圳。這不僅僅因為我是他的學生，也不僅僅是他文章的閱讀者，大多源自於感知和想像。維根斯坦曾經說過：“想像一種語言也就是想像另一種生活。”在雪域高原，在茶馬古道，在麗江大研古鎮，在“斜暉脈脈水悠悠”的徽州古村落，在“三生花草夢蘇州”的江南小鎮，或是在山崖，在廟宇，在山風呼嘯山丫，在煙火燻黑的祖屋，在古蔓荒藤遮蓋的岩畫前，甚至在異域的“加州旅店”，這種想像和感知是揮之不去的，是溫暖的，是刻骨銘心的，如冬天雪夜裡溫熱的老酒，如遇多年不見的知己。
在這種想像與感知中，我尤為激賞的是余先生關於“學者要有民間情懷，文化要有民間情懷”的呼籲。這是一個紛雜多元的社會，“走出書齋，去實際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時間文明”。這是文化轉型期的現代學人都要面對的問題。熟讀余先生文章的人，都會感知到一種跨越歷史與現實的人文精神和濃濃的家園意識，同時也會感知到余先生對構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對當下經濟發展的關注。余先生從中華文明出發，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歐洲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整體性影響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在我眼裡，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實踐者和文化的體驗者。
美術評論家王廣義曾提出“清理人文熱情”的觀點，他指出：“我提出‘清理人文熱情’這觀點主要是希望理論界儘量避免對一幅作品過度放大它的意義。我現在覺得這個觀點在當時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這樣無休止地放大，對人文熱情的過度投入，可能使畫家遠離生活。”現在，有人甚至將學者分為專業學者與媒體學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書齋、專心研究學問的學院派，後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學問外，還頻繁在公共領域，就國計民生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兩者之間要人為地二元對立。人的學養不同，研究的領域不同，治學方法和人生態度也就不盡相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言必稱韋伯”時，人們津津樂道地“以學術為業”與“為藝術而藝術”，是韋伯對韋伯偶像崇拜者帶來的誤區，這樣的命題可以成為一種分析角度，但命題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遠的不說，我們的先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較之不是有更為高昂的學者主體性嗎?
尋找傳說與現實中的場景(劉勝佳)(2)
有些人將余秋雨先生，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先生稱之為“媒體學者”，將陳逸飛先生稱之為“媒體藝術家”，甚至直稱其為“文化商人”。我個人認為在當下中國語境下，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個偽問題。余先生長期與媒體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說，顧曉鳴先生被IBM邀請作為品牌的代言人，GG的主題是“世界最具創新思維者的選擇”。有人質疑顧曉鳴作為文化人，不應該湊熱鬧搞什麼GG，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識分子的本職是什麼。多年前，在江南水鄉小鎮，我跟陳逸飛先生有些交流，他認為自己是個視覺藝術家，而不像有些
人期望他只作為專職的油畫大師。顧曉鳴先生面對質疑時有過這樣的回答：“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和價值觀以及人生的態度和策略，無論窮富尊卑，每個人都是上蒼精心創造的偉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一點，我深以為然。
“著書皆為稻粱謀”，這是中國古人說的，時尚把小便壺弄成藝術品，那麼多的“藝術家”和“學者”和“教科書”都對之吹捧有加，引為經典，再端什麼“者”和什麼“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為酸臭了嗎?很難想像，在當今時代，學者可以自鳴清高，面對社會責任和經濟發展可以作壁上觀。實際上離開學者的經濟是不存在的，黃仁宇對明代簿記和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問題的研究都已成為常識。所以，學者的神化、泛化，或者過分與媒體的對立，都大沒必要，學者也要在變化了的世界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創造。不這樣做，何處安身立命?學者也是人，你以為人是什麼?首先是一個吃喝拉撒睡會死的動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麗心靈》的作者西爾維婭·娜薩，當世美國正統歷史學家第一人布爾斯廷，就寫有重要當代傳媒批評著作《假事件》，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一直在做“媒體學者”。我不知道與媒體絕緣的學者是什麼樣的?也許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話里。
過去，有權就可以大幹快上，干驚天動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圍湖造田”;現在權力加上錢，如果還出洋“考察”過幾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壯舉，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廟的彎扭古樹，像法國一樣把樹修整齊，種上開闊的帶有幾何圖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筆直的大台階，更有異想天開的，給滇池邊睡美人山“隆胸”，過度的歐陸風情的房產開發和造鎮計劃，若干年後中華大地上都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歐美小鎮……所以，在旅遊經濟發展可能過快，頭腦可能過熱，權力和金錢可能控制性過強的情況下，必須有相應的制約機制，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胸襟和氣度。其中，知識或理智的制約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顧曉鳴、陳逸飛這樣的學者和藝術家不能沉默，還需要有更多有社會良知的學者的聲音。
作家阿城在雲南曾感慨道：“現代文明常常會使我們養成一種傲慢，對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過來，對此前的生活或者生產力方式有一種媚，我覺得都不足取，都難免會盲目。”我深以為然。
在秘境雲南的茶馬古道，每次踏著嵌著二寸許深的馬蹄印的石板上，都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都能體驗到中國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種攝人心魄的內核：它自古至今延綿不絕的血脈文化，它包孕了那麼多的民族群體文化，它產生了那麼多的“個體”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國需要書齋里的學者，更需要大批走出書齋的文化實踐者。我們日益變化的世界，太需要“學者的民間情懷”和“文化的民間情懷”。為了心靈不再乾涸，為了美景不再破壞，為了家園不再是荒原，為了城市不再寂寞，為了文明得以延續，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絡繹不絕……
遭遇疑問之後(劉遠)(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學生的人經常會饒有興致地問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覆後，都會招來幾道疑惑的目光。在許多讀者眼裡，《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學識才能，他的榮譽名聲，甚至他坐過的院長寶座，都是由此而來。也自然，一個人如果不是因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為了什麼呢?
在這種想像與感知中，我尤為激賞的是余先生關於“學者要有民間情懷，文化要有民間情懷”的呼籲。這是一個紛雜多元的社會，“走出書齋，去實際看看，在文本文明之外接受時間文明”。這是文化轉型期的現代學人都要面對的問題。熟讀余先生文章的人，都會感知到一種跨越歷史與現實的人文精神和濃濃的家園意識，同時也會感知到余先生對構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對當下經濟發展的關注。余先生從中華文明出發，到阿拉伯文明，再到歐洲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整體性影響的文明，基本上都被他涉足。在我眼裡，余先生既是文化的探求者，更是文化的實踐者和文化的體驗者。
美術評論家王廣義曾提出“清理人文熱情”的觀點，他指出：“我提出‘清理人文熱情’這觀點主要是希望理論界儘量避免對一幅作品過度放大它的意義。我現在覺得這個觀點在當時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這樣無休止地放大，對人文熱情的過度投入，可能使畫家遠離生活。”現在，有人甚至將學者分為專業學者與媒體學者，前者指的是那些固守書齋、專心研究學問的學院派，後者自然指的是那些除了研究學問外，還頻繁在公共領域，就國計民生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兩者之間要人為地二元對立。人的學養不同，研究的領域不同，治學方法和人生態度也就不盡相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言必稱韋伯”時，人們津津樂道地“以學術為業”與“為藝術而藝術”，是韋伯對韋伯偶像崇拜者帶來的誤區，這樣的命題可以成為一種分析角度，但命題本身是幼稚而造作的。遠的不說，我們的先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較之不是有更為高昂的學者主體性嗎?
尋找傳說與現實中的場景(劉勝佳)(2)
有些人將余秋雨先生，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先生稱之為“媒體學者”，將陳逸飛先生稱之為“媒體藝術家”，甚至直稱其為“文化商人”。我個人認為在當下中國語境下，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個偽問題。余先生長期與媒體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說，顧曉鳴先生被IBM邀請作為品牌的代言人，GG的主題是“世界最具創新思維者的選擇”。有人質疑顧曉鳴作為文化人，不應該湊熱鬧搞什麼GG，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識分子的本職是什麼。多年前，在江南水鄉小鎮，我跟陳逸飛先生有些交流，他認為自己是個視覺藝術家，而不像有些
人期望他只作為專職的油畫大師。顧曉鳴先生面對質疑時有過這樣的回答：“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和價值觀以及人生的態度和策略，無論窮富尊卑，每個人都是上蒼精心創造的偉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一點，我深以為然。
“著書皆為稻粱謀”，這是中國古人說的，時尚把小便壺弄成藝術品，那麼多的“藝術家”和“學者”和“教科書”都對之吹捧有加，引為經典，再端什麼“者”和什麼“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為酸臭了嗎?很難想像，在當今時代，學者可以自鳴清高，面對社會責任和經濟發展可以作壁上觀。實際上離開學者的經濟是不存在的，黃仁宇對明代簿記和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問題的研究都已成為常識。所以，學者的神化、泛化，或者過分與媒體的對立，都大沒必要，學者也要在變化了的世界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創造。不這樣做，何處安身立命?學者也是人，你以為人是什麼?首先是一個吃喝拉撒睡會死的動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麗心靈》的作者西爾維婭·娜薩，當世美國正統歷史學家第一人布爾斯廷，就寫有重要當代傳媒批評著作《假事件》，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一直在做“媒體學者”。我不知道與媒體絕緣的學者是什麼樣的?也許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話里。
過去，有權就可以大幹快上，干驚天動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圍湖造田”;現在權力加上錢，如果還出洋“考察”過幾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壯舉，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廟的彎扭古樹，像法國一樣把樹修整齊，種上開闊的帶有幾何圖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筆直的大台階，更有異想天開的，給滇池邊睡美人山“隆胸”，過度的歐陸風情的房產開發和造鎮計劃，若干年後中華大地上都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歐美小鎮……所以，在旅遊經濟發展可能過快，頭腦可能過熱，權力和金錢可能控制性過強的情況下，必須有相應的制約機制，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胸襟和氣度。其中，知識或理智的制約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顧曉鳴、陳逸飛這樣的學者和藝術家不能沉默，還需要有更多有社會良知的學者的聲音。
作家阿城在雲南曾感慨道：“現代文明常常會使我們養成一種傲慢，對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過來，對此前的生活或者生產力方式有一種媚，我覺得都不足取，都難免會盲目。”我深以為然。
在秘境雲南的茶馬古道，每次踏著嵌著二寸許深的馬蹄印的石板上，都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都能體驗到中國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種攝人心魄的內核：它自古至今延綿不絕的血脈文化，它包孕了那麼多的民族群體文化，它產生了那麼多的“個體”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國需要書齋里的學者，更需要大批走出書齋的文化實踐者。我們日益變化的世界，太需要“學者的民間情懷”和“文化的民間情懷”。為了心靈不再乾涸，為了美景不再破壞，為了家園不再是荒原，為了城市不再寂寞，為了文明得以延續，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絡繹不絕……
遭遇疑問之後(劉遠)(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學生的人經常會饒有興致地問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覆後，都會招來幾道疑惑的目光。在許多讀者眼裡，《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學識才能，他的榮譽名聲，甚至他坐過的院長寶座，都是由此而來。也自然，一個人如果不是因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為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