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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念又進一步要求人們在社會倫理中“扮演”家庭倫理，構建一種簡單、嚴謹、快樂的儀式。這個儀式就是“禮樂”儀式。整個國家像家庭一樣和睦有序，充滿溫情和樂觀，而且可以有音樂、舞蹈、詩歌伴隨，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這個禮樂社會靠什麼支撐起來?靠君子。如果沒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點，缺少過渡的橋樑，缺少實踐者、評判者和監督者，無論是禮是樂，都缺少執掌者和引領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養成，看成是他的社會理想的核心構建。大家從他的言論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極大的熱忱在呼籲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內容很豐富，例如確定了君子的人際交往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現在仍有價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則給君子之道提供了行為準則，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極端。
第十二課 君子的修身與治國(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對。但遺憾的是，當他的學說被皇帝們推崇的時候，皇帝們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來的政治圖譜，全國就是一個家，我是家長，我的權威像天賦血緣一般不可動搖，所有的人都該像服從父親一樣服從我。
對於孔子學說的人格基礎——君子之道，歷代朝廷雖然也會講，卻不會由衷地重視和執行，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本身不是君子，他們更多地信賴叢林原則和好漢原則。
我在《摩挲大地》一書裡面有一篇專門論小人的文章，在海峽兩岸都曾經產生過極大的影響。不是因為我寫得好，而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作為君子對立面的小人，勢力太大了。君子，儘管被呼籲了兩千多年，卻還是“稀有動物”。我是個現代學者，但實在找不出任何一個國際學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劃分。有一些西方學者也感覺到了這個區分，但怎麼劃分也沒有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劃分那樣清晰有力。
‖叢治辰：那篇文章我還記得，余老師在那裡面講到一個小人，為太子娶親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實在太好了，就半路轉了個身，把她獻給正當政的國君。太子妃變成了太子的娘，實在叫人嘆為觀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歷史資料，也包括外國的資料，來提醒廣大讀者，我們在區分社會上種種是非、善惡、利鈍、真偽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背後的人格界線，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比好人和壞人的區別更深刻。很多敵對營壘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與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這種劃分能夠使社會歷史從表層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來，增加一層關係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標。
從一開始就醒目地強調君子和小人的區別，這是中華文化無與倫比的優點。但是，這種區別在實踐中很難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種不確定的感覺上。結果，很多讀書人都自稱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難否定。讀書讀得幸運的，通過科舉考試做了官，大多會陷入權謀，權謀太過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過”的分界又在哪裡?讀書讀倒楣了成了魯迅筆下孔乙己這樣的人，窮困潦倒還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窮”這樣的話安慰自己，但他們的生態已經造成了對“君子”這個名號的諷刺。
‖劉璇：讀書讀得好的去當官，開始搞權謀，讀得不好的就變成孔乙己。這樣一想，真是叫人有點悲觀。那如果讀書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該怎麼辦呢?
‖余秋雨：我也有點悲觀。正因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線永遠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沒在小人堆里難於顯現。
我只希望，那些埋沒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夠互相認識。儘管周圍都是密密層層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縫隙中，卻看到了一種與自己近似的眼神。
為此，我們還需要重溫一下孔子對君子和小人的劃分。
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劃分很多，我在這裡只能隨口說幾個方面，例如在外部標誌上，在人際關係上，在道義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在外部標誌上的對比。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這是無法掩飾的直覺形態。就像我們進一個屋子，還沒有搞清楚裡邊究竟藏了什麼，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還是侷促的。君子為什麼能夠坦蕩蕩呢?孔子解釋道，因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憂;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懼。
第十二課 君子的修身與治國(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在人際關係上的對比，孔子講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見他特別重視在人際關係中看人品。如果有一個大學者，著述甚豐，但細想起來，從來沒有怎麼幫助過別人，反而幾度壞了別人的事，那麼，這個大學者在本質上很可能是一個小人。在這些對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線、“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線最為深刻。這兩條界線，保障了君子們在和睦中的獨立性，否定了小人們在趨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證明了那種沒有不同意見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義使命上的對比，孔子覺得最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簡明原則，例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等，認為君子不同於小人的基本點，在於能夠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義和仁德。
你們看，雖然孔子並沒有為君子和小人確立嚴格的定義，卻從反覆的對比中讓大多數中國人感悟到了這兩種人的差別所在。這是一筆延續兩千多年的豐富精神遺產。我希望同學們在儒家關於君子和小人的對比上投下更多的時間來體會。
‖王牧笛：剛剛余老師講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還特別強調一個東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該怎麼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說君子之道側重於人格論，那麼中庸之道便側重於方法論。中庸之道是反對極端主義和單邊主義的一種制衡哲學。我估計，你們的父母一輩，甚至祖父、祖母一輩，都會有人誤會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誰也不得罪地和稀泥，這完全搞錯了。人類太容易走極端了，能不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找一條最有分寸、最恰當、最合適的路?其實儒家的好處就是相信這條路的存在，即使一時找不到，它也存在。這種信念，變成了一種理想，一種信仰，因此方法論也就變成了目的論。
我特別需要提醒年輕學生的是，要認識中庸之道的意義，首先要認識極端主義的禍害。我們在說極端主義的時候，不能完全指稱那些恐怖主義分子。實際上我們每個年輕人都有可能沾染極端主義思維。極端主義的初極形態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聳聽”;極端主義的高級形態就是爭取成為站在懸崖峭壁上的“英雄”。為什麼是站在懸崖峭壁上的呢?因為這些人越要吸引觀瞻，就要把對立面看得越大、越強，結果把自己腳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見過發動農村族群械鬥的首領“文革”時期的造反派頭頭，以及目前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族群分裂主義者，幾乎都是這樣。他們為什麼能成為首領?因為提出的口號特別刺激。特別刺激的口號一定是狹隘、苛刻、誇張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義者”，或者說“基本教義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寬容和妥協，並把絲毫修正、寬容、妥協看成是叛變。這種思維，把滿世界都看成是仇敵，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無以立足的孤獨者了。不少人喜歡仰望這種形象，於是他們也就扮演這種形象，到後來，讓別人和自己都沒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這種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這些人，也解救了他們的所謂“仇敵”。世界上的活動空間很大，人類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這種極端?極端主義認為，“離佛一尺即是魔”，這種理論看似保護了佛的純潔性，其實是孤立佛、限制佛，讓佛失去了話語空間和行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對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進行呵斥和打鬥，那麼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認為“離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無比廣闊，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這個禮樂社會靠什麼支撐起來?靠君子。如果沒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點，缺少過渡的橋樑，缺少實踐者、評判者和監督者，無論是禮是樂，都缺少執掌者和引領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養成，看成是他的社會理想的核心構建。大家從他的言論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極大的熱忱在呼籲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內容很豐富，例如確定了君子的人際交往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現在仍有價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則給君子之道提供了行為準則，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極端。
第十二課 君子的修身與治國(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對。但遺憾的是，當他的學說被皇帝們推崇的時候，皇帝們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來的政治圖譜，全國就是一個家，我是家長，我的權威像天賦血緣一般不可動搖，所有的人都該像服從父親一樣服從我。
對於孔子學說的人格基礎——君子之道，歷代朝廷雖然也會講，卻不會由衷地重視和執行，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本身不是君子，他們更多地信賴叢林原則和好漢原則。
我在《摩挲大地》一書裡面有一篇專門論小人的文章，在海峽兩岸都曾經產生過極大的影響。不是因為我寫得好，而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作為君子對立面的小人，勢力太大了。君子，儘管被呼籲了兩千多年，卻還是“稀有動物”。我是個現代學者，但實在找不出任何一個國際學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劃分。有一些西方學者也感覺到了這個區分，但怎麼劃分也沒有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劃分那樣清晰有力。
‖叢治辰：那篇文章我還記得，余老師在那裡面講到一個小人，為太子娶親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實在太好了，就半路轉了個身，把她獻給正當政的國君。太子妃變成了太子的娘，實在叫人嘆為觀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歷史資料，也包括外國的資料，來提醒廣大讀者，我們在區分社會上種種是非、善惡、利鈍、真偽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背後的人格界線，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比好人和壞人的區別更深刻。很多敵對營壘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與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這種劃分能夠使社會歷史從表層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來，增加一層關係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標。
從一開始就醒目地強調君子和小人的區別，這是中華文化無與倫比的優點。但是，這種區別在實踐中很難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種不確定的感覺上。結果，很多讀書人都自稱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難否定。讀書讀得幸運的，通過科舉考試做了官，大多會陷入權謀，權謀太過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過”的分界又在哪裡?讀書讀倒楣了成了魯迅筆下孔乙己這樣的人，窮困潦倒還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窮”這樣的話安慰自己，但他們的生態已經造成了對“君子”這個名號的諷刺。
‖劉璇：讀書讀得好的去當官，開始搞權謀，讀得不好的就變成孔乙己。這樣一想，真是叫人有點悲觀。那如果讀書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該怎麼辦呢?
‖余秋雨：我也有點悲觀。正因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線永遠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沒在小人堆里難於顯現。
我只希望，那些埋沒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夠互相認識。儘管周圍都是密密層層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縫隙中，卻看到了一種與自己近似的眼神。
為此，我們還需要重溫一下孔子對君子和小人的劃分。
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劃分很多，我在這裡只能隨口說幾個方面，例如在外部標誌上，在人際關係上，在道義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在外部標誌上的對比。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這是無法掩飾的直覺形態。就像我們進一個屋子，還沒有搞清楚裡邊究竟藏了什麼，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還是侷促的。君子為什麼能夠坦蕩蕩呢?孔子解釋道，因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憂;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懼。
第十二課 君子的修身與治國(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在人際關係上的對比，孔子講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見他特別重視在人際關係中看人品。如果有一個大學者，著述甚豐，但細想起來，從來沒有怎麼幫助過別人，反而幾度壞了別人的事，那麼，這個大學者在本質上很可能是一個小人。在這些對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線、“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線最為深刻。這兩條界線，保障了君子們在和睦中的獨立性，否定了小人們在趨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證明了那種沒有不同意見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義使命上的對比，孔子覺得最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簡明原則，例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等，認為君子不同於小人的基本點，在於能夠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義和仁德。
你們看，雖然孔子並沒有為君子和小人確立嚴格的定義，卻從反覆的對比中讓大多數中國人感悟到了這兩種人的差別所在。這是一筆延續兩千多年的豐富精神遺產。我希望同學們在儒家關於君子和小人的對比上投下更多的時間來體會。
‖王牧笛：剛剛余老師講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還特別強調一個東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該怎麼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說君子之道側重於人格論，那麼中庸之道便側重於方法論。中庸之道是反對極端主義和單邊主義的一種制衡哲學。我估計，你們的父母一輩，甚至祖父、祖母一輩，都會有人誤會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誰也不得罪地和稀泥，這完全搞錯了。人類太容易走極端了，能不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找一條最有分寸、最恰當、最合適的路?其實儒家的好處就是相信這條路的存在，即使一時找不到，它也存在。這種信念，變成了一種理想，一種信仰，因此方法論也就變成了目的論。
我特別需要提醒年輕學生的是，要認識中庸之道的意義，首先要認識極端主義的禍害。我們在說極端主義的時候，不能完全指稱那些恐怖主義分子。實際上我們每個年輕人都有可能沾染極端主義思維。極端主義的初極形態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聳聽”;極端主義的高級形態就是爭取成為站在懸崖峭壁上的“英雄”。為什麼是站在懸崖峭壁上的呢?因為這些人越要吸引觀瞻，就要把對立面看得越大、越強，結果把自己腳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見過發動農村族群械鬥的首領“文革”時期的造反派頭頭，以及目前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族群分裂主義者，幾乎都是這樣。他們為什麼能成為首領?因為提出的口號特別刺激。特別刺激的口號一定是狹隘、苛刻、誇張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義者”，或者說“基本教義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寬容和妥協，並把絲毫修正、寬容、妥協看成是叛變。這種思維，把滿世界都看成是仇敵，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無以立足的孤獨者了。不少人喜歡仰望這種形象，於是他們也就扮演這種形象，到後來，讓別人和自己都沒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這種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這些人，也解救了他們的所謂“仇敵”。世界上的活動空間很大，人類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這種極端?極端主義認為，“離佛一尺即是魔”，這種理論看似保護了佛的純潔性，其實是孤立佛、限制佛，讓佛失去了話語空間和行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對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進行呵斥和打鬥，那麼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認為“離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無比廣闊，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