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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麼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五十年代中期以後，集成了一個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曰《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五十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至於翻譯，五十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集成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十王子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但是，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里，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麼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今譯》。同年，廣西灕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託解讀這些殘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的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外一些雜誌上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年4月15日寫完
1992年4月補充重抄
《季羨林自選集》跋
季羨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國學大師，但他的貢獻和意義又遠在其學問之上。我嘗問先生："你所治之學，如吐火羅文，如大印度佛教，於今天何用?"他肅然答道："學問不問有用無用，只問精不精。"嚴謹的治學態度發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學問雖專、雖深，然文風曉暢樸實，散文尤美。就是有關佛學、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這些很專的學術論著也深入淺出，條分縷析。雖學富五車，卻水深愈靜，絕無一絲賣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園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憂國事。常憶季荷池畔紅磚小樓，拜訪時，品評人事，說到動人處，竟眼含熱淚。我曾問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溟"。又問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懷。"問其因，只為他們有骨氣。聯繫"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寧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憂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學問之衣缽，自有專業人士接而傳之。然治學之志、文章之風、人格之美則應為學術界、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所學、所重。而這一切又都體現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於是遂建議於先生全部著作中，選易普及之篇，面對一般讀者，編一季文普及讀本。適有漆峻泓先生、華藝出版社領導多方促成，於是有此選本問世，庶可體現初衷。
梁衡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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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麼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五十年代中期以後，集成了一個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曰《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五十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至於翻譯，五十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集成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十王子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但是，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里，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麼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今譯》。同年，廣西灕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託解讀這些殘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的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外一些雜誌上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年4月15日寫完
1992年4月補充重抄
《季羨林自選集》跋
季羨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國學大師，但他的貢獻和意義又遠在其學問之上。我嘗問先生："你所治之學，如吐火羅文，如大印度佛教，於今天何用?"他肅然答道："學問不問有用無用，只問精不精。"嚴謹的治學態度發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學問雖專、雖深，然文風曉暢樸實，散文尤美。就是有關佛學、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這些很專的學術論著也深入淺出，條分縷析。雖學富五車，卻水深愈靜，絕無一絲賣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園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憂國事。常憶季荷池畔紅磚小樓，拜訪時，品評人事，說到動人處，竟眼含熱淚。我曾問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溟"。又問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懷。"問其因，只為他們有骨氣。聯繫"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寧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憂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學問之衣缽，自有專業人士接而傳之。然治學之志、文章之風、人格之美則應為學術界、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所學、所重。而這一切又都體現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於是遂建議於先生全部著作中，選易普及之篇，面對一般讀者，編一季文普及讀本。適有漆峻泓先生、華藝出版社領導多方促成，於是有此選本問世，庶可體現初衷。
梁衡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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