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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懷著冒險、僥倖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斗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痴，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第144節：我的心是一面鏡子(12)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40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40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40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象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於我衷心擁護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並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後40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里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20世紀生活了80多年了。再過7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裡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於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鋥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著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80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20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概難言矣!概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1993年2月17日
第145節：自傳
自傳自傳
季羨林，生於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裡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過艱苦奮鬥，叔父終於在濟南立住了腳。我於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裡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外國語文系)。193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解放後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斗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痴，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第144節：我的心是一面鏡子(12)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40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40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40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象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於我衷心擁護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並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後40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里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20世紀生活了80多年了。再過7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裡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於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鋥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著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80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20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概難言矣!概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1993年2月17日
第145節：自傳
自傳自傳
季羨林，生於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裡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過艱苦奮鬥，叔父終於在濟南立住了腳。我於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裡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外國語文系)。193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解放後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