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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2)
可惜——是我覺得可惜——眼前在國內學術界中，讀雜誌的風氣，頗為不振，不但外國的雜誌不讀，連中國的雜誌也不看。閉門造車，焉得出而合轍?別人的文章不讀，別人的觀點不知，別人已經發表過的意見不聞不問，只是一味地寫來寫去。這樣怎麼能推動學術前進呢?更可怕的是，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國際學術接軌”。不讀外國同行的新雜誌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軌”究竟在哪裡嗎?連“軌”在哪裡都不知道，空喊“接軌”，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學術良心或學術道德
“學術良心”，好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這樣一個詞，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話，我是不信這樣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有人要問：既然你不承認人性本善，你這種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十分滿意的解釋。《三字經》上的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中的“習”字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麼，社會就難以存在，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這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頭來談“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學術涵蓋面極大，文、理、工、農、醫，都是學術。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於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者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這樣的騙局決不會隱瞞很久的，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的。許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齒於士林，因而自殺者也是有過的。這種學術騙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於今為烈。我們學壇和文壇上的剽竊大案，時有所聞，我們千萬要引為鑑戒。
這樣明目張胆的大騙當然是決不允許的。還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騙，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戒心。小騙局花樣頗為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下諸種：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在公開學術報告中聽報告人講演，平常閱讀書刊雜誌時讀到別人的見解，認為有用或有趣，於是就自己寫成文章，不提老師的或者講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創者，用以欺世盜名，這種例子也不是稀見的。還有，有人在談話中告訴了他一個觀點，他也據為己有。這都是沒有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的行為。
我可以無愧於心地說，上面這些大騙或者小騙，我都從來沒有幹過，以後也永遠不會幹。
我在這裡補充幾點梁啓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的清代正統派的學風的幾個特色：“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 “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這同我在上面談的學術道德(梁啓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見清代學者對學術道德之重視程度。
此外，梁啓超上書中還舉了一點特色：“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可以補充在這裡。
思想家與哲學家
我又有了一個怪論，我想把思想家與哲學家區分開來。
一般人大概都認為，我以前也曾朦朦朧朧地認為，所有的哲學家都是思想家。哪裡能有沒有思想的哲學家呢?
但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的想法有了改變。
古今中外的哲學史告訴我們，哲學家們大抵同史學家差不多，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方式稍有不同，哲學家們探討的是宇宙的根源，人生的真諦，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存在和意識的關係，等等。在這些問題上，他們時有精闢之論，頗能令人心折。但是，一旦他們想把自己的理論捏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的時候——一般哲學家都是有這種野心的——便顯露出捉襟見肘，削足適履的窘態。
我心目中的思想家，卻不是這個樣子。他們對我在上面談到的那些問題也可能會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決不硬搞什麼體系，決不搞那一套煩瑣的分析。記得有一副舊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我覺得，思想家就是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人。他們不發玄妙莫測的議論，不寫恍兮惚兮的文章，更不幻想捏成什麼哲學體系。他們說的話都是中正平和的，人人能懂的。可是讓人看了以後，眼睛立即明亮，心頭渙然冰釋，覺得確實是那麼一回事。
空口無憑，試舉例以明之。我想舉出兩個人：一個是已故的陳寅恪先生，一個是健在的王元化先生，都是中國學術界知名的人物。
寅恪先生是史學大師，考據學巨匠。但是，他的考據是與乾嘉諸大師不同的，後者是為考據而考據，而他的考據則是含有義理的。他從來不以哲學家自居。然而他對許多本來應屬於哲學範疇的問題的看法卻確有獨到之處，比如，對“中國文化”，他寫道：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論，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言簡意賅，讓人看了就懂，非一般專門從事於分析概念的哲學家所能企及。此外，寅恪先生對中國歷史研究還有許多人所共知的見解。總之，我認為，寅恪先生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
王元化先生是並世罕見的通儒，他真可以說是學貫中西，古今兼通。他的文章我不敢說是全部都讀過，但是讀得確實不少。首先讓我心悅誠服的是他對五四運動的新看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對它有種種不同的議論和看法，至今仍紛爭不休。我自己於無意中也形成了一種看法。但是，讀了元化先生論“五四”的文章，我覺得他的看法確實鞭辟人里，高人一籌。他對當前的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我從中都能得到啟發。總之，我認為，元化先生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
我崇拜思想家，對哲學家則不敢贊一詞。
可惜——是我覺得可惜——眼前在國內學術界中，讀雜誌的風氣，頗為不振，不但外國的雜誌不讀，連中國的雜誌也不看。閉門造車，焉得出而合轍?別人的文章不讀，別人的觀點不知，別人已經發表過的意見不聞不問，只是一味地寫來寫去。這樣怎麼能推動學術前進呢?更可怕的是，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國際學術接軌”。不讀外國同行的新雜誌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軌”究竟在哪裡嗎?連“軌”在哪裡都不知道，空喊“接軌”，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學術良心或學術道德
“學術良心”，好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這樣一個詞，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話，我是不信這樣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有人要問：既然你不承認人性本善，你這種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十分滿意的解釋。《三字經》上的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中的“習”字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麼，社會就難以存在，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這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頭來談“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學術涵蓋面極大，文、理、工、農、醫，都是學術。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於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者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這樣的騙局決不會隱瞞很久的，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的。許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齒於士林，因而自殺者也是有過的。這種學術騙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於今為烈。我們學壇和文壇上的剽竊大案，時有所聞，我們千萬要引為鑑戒。
這樣明目張胆的大騙當然是決不允許的。還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騙，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戒心。小騙局花樣頗為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下諸種：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在公開學術報告中聽報告人講演，平常閱讀書刊雜誌時讀到別人的見解，認為有用或有趣，於是就自己寫成文章，不提老師的或者講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創者，用以欺世盜名，這種例子也不是稀見的。還有，有人在談話中告訴了他一個觀點，他也據為己有。這都是沒有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的行為。
我可以無愧於心地說，上面這些大騙或者小騙，我都從來沒有幹過，以後也永遠不會幹。
我在這裡補充幾點梁啓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的清代正統派的學風的幾個特色：“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 “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這同我在上面談的學術道德(梁啓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見清代學者對學術道德之重視程度。
此外，梁啓超上書中還舉了一點特色：“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可以補充在這裡。
思想家與哲學家
我又有了一個怪論，我想把思想家與哲學家區分開來。
一般人大概都認為，我以前也曾朦朦朧朧地認為，所有的哲學家都是思想家。哪裡能有沒有思想的哲學家呢?
但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的想法有了改變。
古今中外的哲學史告訴我們，哲學家們大抵同史學家差不多，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方式稍有不同，哲學家們探討的是宇宙的根源，人生的真諦，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存在和意識的關係，等等。在這些問題上，他們時有精闢之論，頗能令人心折。但是，一旦他們想把自己的理論捏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的時候——一般哲學家都是有這種野心的——便顯露出捉襟見肘，削足適履的窘態。
我心目中的思想家，卻不是這個樣子。他們對我在上面談到的那些問題也可能會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決不硬搞什麼體系，決不搞那一套煩瑣的分析。記得有一副舊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我覺得，思想家就是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人。他們不發玄妙莫測的議論，不寫恍兮惚兮的文章，更不幻想捏成什麼哲學體系。他們說的話都是中正平和的，人人能懂的。可是讓人看了以後，眼睛立即明亮，心頭渙然冰釋，覺得確實是那麼一回事。
空口無憑，試舉例以明之。我想舉出兩個人：一個是已故的陳寅恪先生，一個是健在的王元化先生，都是中國學術界知名的人物。
寅恪先生是史學大師，考據學巨匠。但是，他的考據是與乾嘉諸大師不同的，後者是為考據而考據，而他的考據則是含有義理的。他從來不以哲學家自居。然而他對許多本來應屬於哲學範疇的問題的看法卻確有獨到之處，比如，對“中國文化”，他寫道：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論，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言簡意賅，讓人看了就懂，非一般專門從事於分析概念的哲學家所能企及。此外，寅恪先生對中國歷史研究還有許多人所共知的見解。總之，我認為，寅恪先生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
王元化先生是並世罕見的通儒，他真可以說是學貫中西，古今兼通。他的文章我不敢說是全部都讀過，但是讀得確實不少。首先讓我心悅誠服的是他對五四運動的新看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對它有種種不同的議論和看法，至今仍紛爭不休。我自己於無意中也形成了一種看法。但是，讀了元化先生論“五四”的文章，我覺得他的看法確實鞭辟人里，高人一籌。他對當前的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我從中都能得到啟發。總之，我認為，元化先生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
我崇拜思想家，對哲學家則不敢贊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