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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哪幾部書對我影響最大，幾十年來我一貫認為是兩位大師的著作：在德國是亨利希·呂德斯，我老師的老師;在中國是陳寅恪先生。兩個人都是考據大師，方法縝密到神奇的程度。從中也可以看出我個人愛好之所在：我稟性板滯，不喜歡玄之又玄的哲學;我喜歡能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而考據正合吾意。 在寫書、出書方面，我有一個“狹隘的功利主義”觀點。我認為，出書必定要有用，對個人有用，對社會和國家有用。這個“用”，當然不應該理解得太窄狹。美感享受也是一種“用”。假如一點用處都沒有的書，大可以不必出。 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我從30年代起陸續讀過一些美學的書，對美學我不能說是一個完全的外行。但是淺嘗輒止，也說不上是一個真正的內行，只能說是一個半瓶醋。常識告訴我們，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蕩出聲。我就是以這樣的身份提出了一個主張：美學必須徹底轉型，決不能小打小鬧，修修補補，而必須大破大立，另起爐灶。 我經常考慮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除了《文心雕龍》、《詩品》等少數專門著作之外，竟沒有像西方那樣歷史悠久、內容豐富，而又派別繁多、議論蜂起的。許多專家的理論往往見之於《詩話》中，不管什麼“神韻說”、“性靈說”、“肌理說”、“境界說”等等，都見之於《詩話》(《詞話》)中，往往是簡簡單單的幾句話，而內容卻包羅無窮。 我們中國文藝理論並不是沒有“語”，我們之所以在國際上失語，一部分原因是歐洲中心主義還在作祟，一部分是我們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國那一些五花八門的“理論”弄昏了頭腦。 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只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本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只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愛好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裡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只要有勇氣的人! 評斷一本書的好與壞有什麼標準呢?這可能因人而異。但是，我個人認為，客觀的能為一般人都接受的標準還是有的。歸納起來，約略有以下幾項：一本書能鼓勵人前進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書能給人以樂觀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觀?一本書能增加人的聰明呢，抑或增強人的愚蠢?一本書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書能增強人的倫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壓低?一本書能給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軟弱?一本書能激勵人向困難作鬥爭呢，抑或讓人向困難低頭?一本書能給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給人以低級下流的愉快? 池田大作在他那波瀾壯闊的一生中，通過自己的眼睛和心靈，觀察人生，體驗人生，終於參透了人生，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境界。書中的話就是從他深邃的心靈中撒出來的珠玉，句句閃耀著光線。讀這樣的書，真似乎是走入七寶樓台，以現到處是奇珍異寶，揀不勝揀。又似乎是行在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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