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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屬於“別人出”的範疇。
至於“自己選”，表面上看起來是比較自由的。然而實際上也不盡然，有時候也要“代聖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選定的題目，話卻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話也不一定能盡情吐露。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八股”，只准說一定的話，話只准說到一定的程度。中外歷史都證明，只有在真正“百家爭鳴”的時代，學術才真能發展。
特別是有一種傾向危害最大。年紀大一點的學術研究者都不會忘記，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某一些人大刀闊斧地批判“從雜誌縫裡找文章”的做法。這些人大概從來不看學術雜誌，從來也寫不出有新見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謹，代聖人立言。
稍懂學術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學術上的新見解總是最先發表在雜誌上刊登的論文，進入學術專著，多半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學者都必須儘量多地儘量及時地閱讀中外有關的雜誌。在閱讀中，認為觀點正確，則心領神會。認為不正確，則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閱讀既多，則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新見解，發而為文，對自己這一門學問會有所推動。這就是從雜誌縫裡找文章。我現在發現，有頗為不少的“學者”從來不或至少很少閱讀中外學術雜誌。他們不知道自己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新動向，也得不到創新的靈感，抱殘守缺，鼠目寸光，抱著幾十年的老皇曆不放，在這樣的情況下，焉能寫出好文章!我們應當經常不斷地閱讀中外雜誌，結合隨時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一心一意地從雜誌縫裡找文章。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光彩的文明
最近幾年來，我提倡一種“送去主義”，意思是，我們祖先發明的許多好東西，比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等，早被外國人“拿去”了。今天我們仍然有許多好東西。但是，西方人自產業革命以後以“天之驕子”自居，受過我們的恩惠一事，他們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認為我們什麼都不行，這些好東西他們也不來拿。中國的飯菜，他們覺得味道還不錯，忙不迭地拿去了。我們的文學作品，特別是現當代的，他們卻不大肯垂青。我個人覺得，這現象並不正常。外國文學作品譯為漢文，幫助了我們新文學的成長與發展，我們的文學進入了“世界文學”的範圍，與國際接上了軌。今天我們的文學也能幫助國外文學的繁榮與發展，投桃報李，他們不來拿，我們只有“送去”，這就是我的“送去主義”。
幸而外國的文藝界不全是“排華派”。他們出於不盡相同的考慮與動機，有時候也重視一下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認為優秀的，也授予文學獎。現在這一套叢書就是中國作家獲得外國文學獎作品的集成。這些作家可以說是為我們偉大祖國增了光，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促進中外人民的理解與友誼立了大功。我們由衷地對他們表示敬佩，並誠摯希望中國有更多的作家能夠獲得外國的獎，多多益善。
外國給中國作家頒獎這一事實，按照我上面的說法，可以說是外國的“拿來主義”。而在中國方面來說，則是“送去主義”。總之，可以說是“拿來”與“送去”相結合的行動。我也希望這樣的行動能夠繼續不斷，多多益善。
我在這裡想作一個重要的補充說明。獲得外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是優秀的，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過，不必再贅述。那些沒有獲得外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和作品怎樣呢?這些作家的數目大大地超過前者，在這些作家中有魯迅、茅盾、沈從文、老舍、曹禺等等。誰能說這些作家的作品不優秀呢?因此，我們可以說，不管外國文學獎意義有多麼重大，它僅僅是對一個中國作家進行評論時的參照系，不能是主要的標準，更不能是唯一的標準。這一點，我想大家是能夠同意的。至於赫赫有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國內有很多的膜拜者。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刊登在《外語教學與研究》雜誌上，讀者如有興趣，請參閱。我認為，對中國文藝界來說，諾貝爾文學獎只能起到一個反面教員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一些原因，我們的潛力還沒能充分發揮出來。如今之計，我國人民，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的作家，應當自強不息，建立信心，不排外，也不崇外，埋頭苦幹，爭分奪秒，我們的國家總會強盛起來的。外國某一些領導人和老百姓，既患了紅眼病，又患了白眼病。紅眼的就讓他們紅下去吧，白眼的終會垂下青來的。至於我們作家在下一個世紀能起什麼作用，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煉。”只要我們努力不輟，我們文學的光彩終會照亮全世界的。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拿來和送去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大國中，古代典籍傳留下來在質和量的方面都獨占鰲頭的，只有中國一國。這個說法完全符合事實，毫無誇大之處。典籍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古代典籍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民，對世界文化一個偉大的貢獻。
在過去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有的統治者也曾用大力整理過，比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曾親自過問，遴選了幾位大學士，集天下最有成就的大學者，用上幾年的時間，編選了一部有名的《四庫全書》，沒有刻版印行，只命人繕寫了七部，分貯全國一些地方。乾隆的用心或者動機並不是善良的，他想消滅一些書或者消滅一些書的有忌諱的部分。但是效果應該說還是好的，《四庫全書》保全了一些書免遭毀滅的厄運。
在解放前，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了一大批古籍，編為《四部叢刊》。上海中華書局排印了一套《四部備要》，兩套叢書都是皇皇巨著，異曲同工，起到了傳播與保存古籍的雙重作用，受到了海內外廣大讀者的歡迎，動機與效果完全統一。
最近若干年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正確方針的指導下，又有一些有識之士，用不同的方式整理、編纂優秀古籍。在群峰並峙的形勢中，《傳世藏書》以其獨特的編選方式，投入巨大的資金，邀集眾多的學者，橫排，簡體字，所有入選的古籍都加上標號，窮數年之力，採用最好的紙張，使用最高的印刷技術，實行嚴格的審校制度，反覆核校，最後出之以最美的裝幀。這樣細緻審慎的操作規程，稱之為前無古人，恐怕亦非過分誇大。好在全書一百二十三巨冊已經出齊，明眼人自能衡量其價值，徒託空言，不足為憑。
關於此書的意義與價值，我想提出幾點個人的看法。最近幾年，我在很多文章和發言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如果沒有國家與國家間、人民與人民間的文化交流，今天人類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簡直無法想像。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化交流是東西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文化，其基礎或出發點是綜合的思維模式，表現在哲學思想上是“天人合一”。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方文化自希臘羅馬起一直發展到今天的歐美文化，其基礎或出發點是分析的思維模式，表現在行動上是“征服自然”。在中國漢唐時期，主宰世界的是東方文化。西方自文藝復興，特別是產業革命以後，征服自然，成績彪炳。到了今天，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有巨大的創造與成就，全世界莫不蒙受其利。
至於“自己選”，表面上看起來是比較自由的。然而實際上也不盡然，有時候也要“代聖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選定的題目，話卻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話也不一定能盡情吐露。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八股”，只准說一定的話，話只准說到一定的程度。中外歷史都證明，只有在真正“百家爭鳴”的時代，學術才真能發展。
特別是有一種傾向危害最大。年紀大一點的學術研究者都不會忘記，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某一些人大刀闊斧地批判“從雜誌縫裡找文章”的做法。這些人大概從來不看學術雜誌，從來也寫不出有新見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謹，代聖人立言。
稍懂學術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學術上的新見解總是最先發表在雜誌上刊登的論文，進入學術專著，多半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學者都必須儘量多地儘量及時地閱讀中外有關的雜誌。在閱讀中，認為觀點正確，則心領神會。認為不正確，則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閱讀既多，則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新見解，發而為文，對自己這一門學問會有所推動。這就是從雜誌縫裡找文章。我現在發現，有頗為不少的“學者”從來不或至少很少閱讀中外學術雜誌。他們不知道自己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新動向，也得不到創新的靈感，抱殘守缺，鼠目寸光，抱著幾十年的老皇曆不放，在這樣的情況下，焉能寫出好文章!我們應當經常不斷地閱讀中外雜誌，結合隨時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一心一意地從雜誌縫裡找文章。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光彩的文明
最近幾年來，我提倡一種“送去主義”，意思是，我們祖先發明的許多好東西，比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等，早被外國人“拿去”了。今天我們仍然有許多好東西。但是，西方人自產業革命以後以“天之驕子”自居，受過我們的恩惠一事，他們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認為我們什麼都不行，這些好東西他們也不來拿。中國的飯菜，他們覺得味道還不錯，忙不迭地拿去了。我們的文學作品，特別是現當代的，他們卻不大肯垂青。我個人覺得，這現象並不正常。外國文學作品譯為漢文，幫助了我們新文學的成長與發展，我們的文學進入了“世界文學”的範圍，與國際接上了軌。今天我們的文學也能幫助國外文學的繁榮與發展，投桃報李，他們不來拿，我們只有“送去”，這就是我的“送去主義”。
幸而外國的文藝界不全是“排華派”。他們出於不盡相同的考慮與動機，有時候也重視一下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認為優秀的，也授予文學獎。現在這一套叢書就是中國作家獲得外國文學獎作品的集成。這些作家可以說是為我們偉大祖國增了光，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促進中外人民的理解與友誼立了大功。我們由衷地對他們表示敬佩，並誠摯希望中國有更多的作家能夠獲得外國的獎，多多益善。
外國給中國作家頒獎這一事實，按照我上面的說法，可以說是外國的“拿來主義”。而在中國方面來說，則是“送去主義”。總之，可以說是“拿來”與“送去”相結合的行動。我也希望這樣的行動能夠繼續不斷，多多益善。
我在這裡想作一個重要的補充說明。獲得外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是優秀的，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過，不必再贅述。那些沒有獲得外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和作品怎樣呢?這些作家的數目大大地超過前者，在這些作家中有魯迅、茅盾、沈從文、老舍、曹禺等等。誰能說這些作家的作品不優秀呢?因此，我們可以說，不管外國文學獎意義有多麼重大，它僅僅是對一個中國作家進行評論時的參照系，不能是主要的標準，更不能是唯一的標準。這一點，我想大家是能夠同意的。至於赫赫有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國內有很多的膜拜者。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刊登在《外語教學與研究》雜誌上，讀者如有興趣，請參閱。我認為，對中國文藝界來說，諾貝爾文學獎只能起到一個反面教員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一些原因，我們的潛力還沒能充分發揮出來。如今之計，我國人民，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的作家，應當自強不息，建立信心，不排外，也不崇外，埋頭苦幹，爭分奪秒，我們的國家總會強盛起來的。外國某一些領導人和老百姓，既患了紅眼病，又患了白眼病。紅眼的就讓他們紅下去吧，白眼的終會垂下青來的。至於我們作家在下一個世紀能起什麼作用，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煉。”只要我們努力不輟，我們文學的光彩終會照亮全世界的。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拿來和送去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大國中，古代典籍傳留下來在質和量的方面都獨占鰲頭的，只有中國一國。這個說法完全符合事實，毫無誇大之處。典籍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古代典籍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民，對世界文化一個偉大的貢獻。
在過去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有的統治者也曾用大力整理過，比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曾親自過問，遴選了幾位大學士，集天下最有成就的大學者，用上幾年的時間，編選了一部有名的《四庫全書》，沒有刻版印行，只命人繕寫了七部，分貯全國一些地方。乾隆的用心或者動機並不是善良的，他想消滅一些書或者消滅一些書的有忌諱的部分。但是效果應該說還是好的，《四庫全書》保全了一些書免遭毀滅的厄運。
在解放前，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了一大批古籍，編為《四部叢刊》。上海中華書局排印了一套《四部備要》，兩套叢書都是皇皇巨著，異曲同工，起到了傳播與保存古籍的雙重作用，受到了海內外廣大讀者的歡迎，動機與效果完全統一。
最近若干年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正確方針的指導下，又有一些有識之士，用不同的方式整理、編纂優秀古籍。在群峰並峙的形勢中，《傳世藏書》以其獨特的編選方式，投入巨大的資金，邀集眾多的學者，橫排，簡體字，所有入選的古籍都加上標號，窮數年之力，採用最好的紙張，使用最高的印刷技術，實行嚴格的審校制度，反覆核校，最後出之以最美的裝幀。這樣細緻審慎的操作規程，稱之為前無古人，恐怕亦非過分誇大。好在全書一百二十三巨冊已經出齊，明眼人自能衡量其價值，徒託空言，不足為憑。
關於此書的意義與價值，我想提出幾點個人的看法。最近幾年，我在很多文章和發言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如果沒有國家與國家間、人民與人民間的文化交流，今天人類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簡直無法想像。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化交流是東西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文化，其基礎或出發點是綜合的思維模式，表現在哲學思想上是“天人合一”。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方文化自希臘羅馬起一直發展到今天的歐美文化，其基礎或出發點是分析的思維模式，表現在行動上是“征服自然”。在中國漢唐時期，主宰世界的是東方文化。西方自文藝復興，特別是產業革命以後，征服自然，成績彪炳。到了今天，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有巨大的創造與成就，全世界莫不蒙受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