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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謂形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行數和字數，一是韻律。前者在中國文學史上發展的規律大體上是由少到多，單拿字數來講，總的趨向是由四言發展到五言，由五言發展到七言。其他字數不同的詩，也是有的，但只是偶一見之而已。為什麼沒有向九言發展?原因說簡就簡，說繁就繁，這裡暫且不談。
我個人覺得，形式中韻律更為重要，其目的在給人們的聽覺以美感享受。原始民族的歌唱，以及給搖籃中嬰兒唱的催眠曲，可以為證。這種聽覺享受是人類(還有動物?)的良能。世界所有的民族沒有沒有音樂的。詩當然不是音樂，但是部分可以具有音樂的功能，這就是詩歌的韻律是熔意義和樂聲於一爐的。
現在，我們的白話詩，缺乏的正是這種訴之於目的比較整齊的字數和訴之於耳的音樂性。作者雖然苦心孤詣製作一些迷離模糊的意象，可是至少對我來說是“只堪自怡悅”的，不能使我感動，更談不到什麼美感享受。
我不是什麼詩人，但喜歡讀詩，中外詩都讀過不少，至今雖已至垂暮之年，積習依然難除，快樂仍舊未減。因此才敢斗膽提出我對新詩的看法。簡短截說，我認為，白話詩這樣下去，前途是渺茫的。現在有人提倡新體舊詩，我看詩人們不妨試上一試。
詩韻是很重要的問題。近讀澳門林佐榆教授的《無悔集》，在“自序”中，林教授引程祥徽教授的一首七律：
詩家最忌十三元
戒律無端鎖藝魂
未死挺齋錄鬼語
狂生季立論人言
地分南北調常異
時隔古今音不渾
濠畔群賢修禊後
中原音韻出籠樊
總的意思是說，十三元這一類中包含著許多古代能叶韻而後來不能葉的字。詩中的“季立”是明代的陳第，他論音韻時說過：“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這是非常正確的意見。這種例子，還不限於十三元，“台”和“回”，古代叶韻，現在就不葉。叶韻的目的是為了讀起來鏗鏘悅耳，韻不葉，則達不到這個目的。所以，我們今天寫新體舊詩，千萬不要再膠柱鼓瑟，死死抱住舊韻不放，一定要用今天的新韻，也就是通行全國甚至世界的普通話的韻。字數和行數，則五絕、五律、七絕、七律均可，甚至還可以自創新形式，目的只在訴諸耳目，使讀者能得美感享受。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語言與文字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道多端。人類先有了語言，後又有了文字，而禽獸則沒有，這是重要區別之一。現在國外有個別的語言學家在研究禽獸的語言，響應者不多。這個問題我在這裡先不討論。
我們每個人，除了啞巴以外，總要經常說話。認字的人還要經常使用文字，這和陽光和空氣一樣，和吃飯與睡覺一樣，是離不開的。
但是，有一個現象卻往往為非語言學家所忽略，這就是：語言和文字，只要還活著，也就是說還被人使用，就存在不停地變化。中國文字從甲骨文到鐘鼎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到楷書、行書、草書，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語言亦然，不必細說。為了更輕易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在某一個時期內，由官方採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使文字統一和規範化，這是無可非議的，合情合理的。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秦始皇的“書同文”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我們今天漢字規範化，是經過完備的法律程序通過的，我們全國人民責無旁貸，遵守是我們的義務，是奉公守法的表現。
但是，從長期來看，比如說二三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語言和文字都必須變化，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除非你把語言和文字都搞成化石。
世界上最關心自己語言“純潔化”的是法國。幾百年來，法蘭西學院不斷地作出努力，保持法語的“純潔”，然而法語，同其他語言一樣，不斷受到“污染”，變得不“純潔”起來。這件事是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X(我不知道他是老中青，姑以X代之)學者的來信。他是個有心人，一個有志之士，想努力保持漢語的規範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他有點“食今不化”，不了解語言和文字都不會停滯不變的道理，想使我們今天的規範化字永垂不朽，變成化石。比如在今天的漢語詞典上，“朦矓”和“朦朧”確實分列為兩個詞兒，前者的解釋是“快要睡著或剛醒時，兩眼半開半閉，看東西模糊的樣子”。對後者的解釋是“月光不明，不清楚，模糊”。其實基本的含義就是“模糊”。如果說“朦矓”與眼有關，而“朦朧”與月色有關，那麼，對一個瞎子來說，他既無“朦矓”，又無“朦朧”。如果他寫文章(當然是用盲文)，他應該用哪一個詞兒呢?魯迅先生的《三閒集》中有一篇文章《醉眼中的朦朧》，這確與眼睛有關，然而他卻寫作“朦朧”，而非“朦矓”。根據我的印象，“朦矓”這兩個字，現在很少有人用，它幾乎成為漢語詞彙中的盲腸。這位學者硬要勉強區分，“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位學者還舉出了一些別的例子，限於篇幅，我就不舉了。他為了勘誤，“寫了幾百封信，連作者面也不得到(羨林按：此句措辭有問題，也應該‘勘一勘’的)……而大量的書一印再印，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冊，流向社會傳之後代，真是貽害無窮，簡直是踐踏我們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使大家都當上不孝之(羨林按：應作子)孫敗類。這大概不是各位弄學問的大家所心甘情願的吧?!”這真是石破天驚之論，令我渾身震撼。然而“五千年”中，我們的語言文字變了多少次了?我們全體漢族人民，加上我們的老祖宗，豈不都成了不肖子孫敗類了嗎?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文章的題目
文章是廣義的提法，細分起來，至少應該包括這樣幾項：論文、專著、專題報告等等。所有的這幾項都必須有一個題目，有了題目，才能下筆作文章，否則文章是無從寫起的。
題目是從哪裡來的呢?這不出兩端，一個是別人出，一個是自己選。
過去一千多年的考試，我們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作文，都是老師或其他什麼人出題目，應試者或者學生來寫文章。封建社會的考試是代聖人立言，萬萬不能離題的，否則不但中不了秀才、舉人或進士，嚴重的還有殺頭的危險。至於學術研究，有的題目由國家領導部門出題目，你根據題目寫成研究報告。也有的部門制訂科研規劃，規劃上列出一些題目，供選者參考。一般說來，選擇的自由不大。50年代，我也曾參加過制訂社會科學規劃的工作，開了不知多少會，用了不知多少紙張，費了不知多少人力，規劃終於制訂出來了。但是，後來就沒有多少人過問，仿佛是“為規劃而規劃”。
我個人覺得，形式中韻律更為重要，其目的在給人們的聽覺以美感享受。原始民族的歌唱，以及給搖籃中嬰兒唱的催眠曲，可以為證。這種聽覺享受是人類(還有動物?)的良能。世界所有的民族沒有沒有音樂的。詩當然不是音樂，但是部分可以具有音樂的功能，這就是詩歌的韻律是熔意義和樂聲於一爐的。
現在，我們的白話詩，缺乏的正是這種訴之於目的比較整齊的字數和訴之於耳的音樂性。作者雖然苦心孤詣製作一些迷離模糊的意象，可是至少對我來說是“只堪自怡悅”的，不能使我感動，更談不到什麼美感享受。
我不是什麼詩人，但喜歡讀詩，中外詩都讀過不少，至今雖已至垂暮之年，積習依然難除，快樂仍舊未減。因此才敢斗膽提出我對新詩的看法。簡短截說，我認為，白話詩這樣下去，前途是渺茫的。現在有人提倡新體舊詩，我看詩人們不妨試上一試。
詩韻是很重要的問題。近讀澳門林佐榆教授的《無悔集》，在“自序”中，林教授引程祥徽教授的一首七律：
詩家最忌十三元
戒律無端鎖藝魂
未死挺齋錄鬼語
狂生季立論人言
地分南北調常異
時隔古今音不渾
濠畔群賢修禊後
中原音韻出籠樊
總的意思是說，十三元這一類中包含著許多古代能叶韻而後來不能葉的字。詩中的“季立”是明代的陳第，他論音韻時說過：“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這是非常正確的意見。這種例子，還不限於十三元，“台”和“回”，古代叶韻，現在就不葉。叶韻的目的是為了讀起來鏗鏘悅耳，韻不葉，則達不到這個目的。所以，我們今天寫新體舊詩，千萬不要再膠柱鼓瑟，死死抱住舊韻不放，一定要用今天的新韻，也就是通行全國甚至世界的普通話的韻。字數和行數，則五絕、五律、七絕、七律均可，甚至還可以自創新形式，目的只在訴諸耳目，使讀者能得美感享受。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語言與文字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道多端。人類先有了語言，後又有了文字，而禽獸則沒有，這是重要區別之一。現在國外有個別的語言學家在研究禽獸的語言，響應者不多。這個問題我在這裡先不討論。
我們每個人，除了啞巴以外，總要經常說話。認字的人還要經常使用文字，這和陽光和空氣一樣，和吃飯與睡覺一樣，是離不開的。
但是，有一個現象卻往往為非語言學家所忽略，這就是：語言和文字，只要還活著，也就是說還被人使用，就存在不停地變化。中國文字從甲骨文到鐘鼎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到楷書、行書、草書，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語言亦然，不必細說。為了更輕易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在某一個時期內，由官方採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使文字統一和規範化，這是無可非議的，合情合理的。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秦始皇的“書同文”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我們今天漢字規範化，是經過完備的法律程序通過的，我們全國人民責無旁貸，遵守是我們的義務，是奉公守法的表現。
但是，從長期來看，比如說二三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語言和文字都必須變化，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除非你把語言和文字都搞成化石。
世界上最關心自己語言“純潔化”的是法國。幾百年來，法蘭西學院不斷地作出努力，保持法語的“純潔”，然而法語，同其他語言一樣，不斷受到“污染”，變得不“純潔”起來。這件事是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X(我不知道他是老中青，姑以X代之)學者的來信。他是個有心人，一個有志之士，想努力保持漢語的規範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他有點“食今不化”，不了解語言和文字都不會停滯不變的道理，想使我們今天的規範化字永垂不朽，變成化石。比如在今天的漢語詞典上，“朦矓”和“朦朧”確實分列為兩個詞兒，前者的解釋是“快要睡著或剛醒時，兩眼半開半閉，看東西模糊的樣子”。對後者的解釋是“月光不明，不清楚，模糊”。其實基本的含義就是“模糊”。如果說“朦矓”與眼有關，而“朦朧”與月色有關，那麼，對一個瞎子來說，他既無“朦矓”，又無“朦朧”。如果他寫文章(當然是用盲文)，他應該用哪一個詞兒呢?魯迅先生的《三閒集》中有一篇文章《醉眼中的朦朧》，這確與眼睛有關，然而他卻寫作“朦朧”，而非“朦矓”。根據我的印象，“朦矓”這兩個字，現在很少有人用，它幾乎成為漢語詞彙中的盲腸。這位學者硬要勉強區分，“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位學者還舉出了一些別的例子，限於篇幅，我就不舉了。他為了勘誤，“寫了幾百封信，連作者面也不得到(羨林按：此句措辭有問題，也應該‘勘一勘’的)……而大量的書一印再印，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冊，流向社會傳之後代，真是貽害無窮，簡直是踐踏我們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使大家都當上不孝之(羨林按：應作子)孫敗類。這大概不是各位弄學問的大家所心甘情願的吧?!”這真是石破天驚之論，令我渾身震撼。然而“五千年”中，我們的語言文字變了多少次了?我們全體漢族人民，加上我們的老祖宗，豈不都成了不肖子孫敗類了嗎?
《憶往述懷》 第二篇：學林漫步 《憶往述懷》 文章的題目
文章是廣義的提法，細分起來，至少應該包括這樣幾項：論文、專著、專題報告等等。所有的這幾項都必須有一個題目，有了題目，才能下筆作文章，否則文章是無從寫起的。
題目是從哪裡來的呢?這不出兩端，一個是別人出，一個是自己選。
過去一千多年的考試，我們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作文，都是老師或其他什麼人出題目，應試者或者學生來寫文章。封建社會的考試是代聖人立言，萬萬不能離題的，否則不但中不了秀才、舉人或進士，嚴重的還有殺頭的危險。至於學術研究，有的題目由國家領導部門出題目，你根據題目寫成研究報告。也有的部門制訂科研規劃，規劃上列出一些題目，供選者參考。一般說來，選擇的自由不大。50年代，我也曾參加過制訂社會科學規劃的工作，開了不知多少會，用了不知多少紙張，費了不知多少人力，規劃終於制訂出來了。但是，後來就沒有多少人過問，仿佛是“為規劃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