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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現在遇到了困難，我走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必須決定究竟要向哪個方向走，必須決定停步還是前進。要想前進，就是要想繼續寫下去，必須付出比以前大得多的勞動。我現在是年過富而力不強。雖然自覺離老年痴呆症還有極長的距離，自覺還是“難得糊塗”的;但是，在許多地方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不服老是不行了。為今之計，最好的最聰明的辦法是只享受人生，而不去品味人生和感悟人生，不再寫什麼勞什子文章。這樣既可以頤養天年，從從容容地過了白壽再趕茶壽。在另一方面還能夠避開那一小撮嗅覺有特異功能的專愛在雞蛋里挑刺的人們的傷害，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那不是我的為人之道。我不反對，文學家們、科學家們、教育家們、軍事家們、政治家們在給人民做出了貢獻之後，安靜地頤養天年，那樣做是應該的。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小車不倒儘管推。”過去九十年，我對人民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我沒有任何理由白吃人民的小米。我現在在這裡說這一番話的目的，就是要表示“人生漫談”還是要寫下去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難，還是要寫下去的。最近小鋼在“夜光杯”上發我寫的《老人十忌》，速度顯然超過了每月兩篇。看來，她是想督促我快寫。而於青編選《人生小品》，也表示了她
對我工作的認可，我不能使她們失望，等到將來有一天，可能我寫不下去了，那時我就會像變戲法的下跪一樣，沒轍了。
對讀者，我也想囉嗦幾句。倘若你們發現本書中同其他的書重複過多，那麼你們最好別買，我只想勸你們把我這一篇序讀一下，閒為其中道出了我寫人生小品的甘苦，值得一讀的。
是為序。
200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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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泛槎(1)(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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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季先生清華大學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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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泛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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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麼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麼“大丈夫當如是也!”什麼“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麼“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隻“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
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裡，“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麼動盪不安，不管“城頭”多麼“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幹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後能搶到這樣一隻“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後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後，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幹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裡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面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於是我名落孫山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並不是想當什麼學者。“鍍金”之後，容易搶到一隻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於北大，所以舍後者而取前者。後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後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干年鍍過了金以後，回國後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裡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計，我不敢瞎說。同時並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仿佛是西裝革履中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里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章制度，在這裡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繫，師了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20世紀30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於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後，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系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人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傷了點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並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噹噹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於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發聾振聵，於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繫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67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後去世的一位是後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100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4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有了這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
然而，那不是我的為人之道。我不反對，文學家們、科學家們、教育家們、軍事家們、政治家們在給人民做出了貢獻之後，安靜地頤養天年，那樣做是應該的。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小車不倒儘管推。”過去九十年，我對人民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我沒有任何理由白吃人民的小米。我現在在這裡說這一番話的目的，就是要表示“人生漫談”還是要寫下去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難，還是要寫下去的。最近小鋼在“夜光杯”上發我寫的《老人十忌》，速度顯然超過了每月兩篇。看來，她是想督促我快寫。而於青編選《人生小品》，也表示了她
對我工作的認可，我不能使她們失望，等到將來有一天，可能我寫不下去了，那時我就會像變戲法的下跪一樣，沒轍了。
對讀者，我也想囉嗦幾句。倘若你們發現本書中同其他的書重複過多，那麼你們最好別買，我只想勸你們把我這一篇序讀一下，閒為其中道出了我寫人生小品的甘苦，值得一讀的。
是為序。
200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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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泛槎(1)(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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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季先生清華大學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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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泛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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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麼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麼“大丈夫當如是也!”什麼“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麼“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隻“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
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裡，“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麼動盪不安，不管“城頭”多麼“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幹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後能搶到這樣一隻“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後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後，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幹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裡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面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於是我名落孫山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並不是想當什麼學者。“鍍金”之後，容易搶到一隻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於北大，所以舍後者而取前者。後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後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干年鍍過了金以後，回國後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裡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計，我不敢瞎說。同時並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仿佛是西裝革履中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里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章制度，在這裡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繫，師了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20世紀30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於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後，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系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人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傷了點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並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噹噹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於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發聾振聵，於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繫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67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後去世的一位是後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100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4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有了這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