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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畢業以後，在正誼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前清狀元、當時的教育廳長王壽彭。他提倡讀經。在高中教讀經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進士，一位綽號“大清國”，是一個頑固的遺老。兩位老師的姓名我都忘記了，只記住了綽號。他們上課，都不帶課本，教《書經》和《易經》，都背得滾瓜爛熟，連註疏都在內，據說還能倒背。教國文的老師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去當講師了。他對我的影響極大。記得第一篇作文題目是《讀〈徐文長傳〉書後》。完全出我意料，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讚揚，批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在吃驚之餘，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弄到了《韓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歐陽修、三蘇等的文集，想認真鑽研一番。談到英文，由於有尚實英文學社的底子，別的同學很難同我競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學了德文。
由於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學期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狀元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當然更出我意料。我從此才有意識地努力學習。要追究動機，那並不堂皇。無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決不能從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學習三年中，六次考試，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第五部分第74節 季羨林自傳(2)
這是不是就改變了我那幼無大志的情況呢?也並沒有。我照樣是鼠目寸光，胸無大志，我根本沒有發下宏願，立下大志，終身從事科學研究，成為什麼學者。我夢寐以求的只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在當時謀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搶到一隻飯碗，無災無難，平平庸庸地度過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我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裡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前兩位是我的業師。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曾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在這裡，雖然已經沒有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我自己卻沒有放鬆對中國舊籍的鑽研。我閱讀的範圍仍然很廣，方面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游、姜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我都讀了不少。這對我以後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
一九三○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由於上面說過的一些原因，當年報考中學時那種自卑心理一掃而光，有點接近狂傲了。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我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我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我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選了清華，因為，我想，清華出國機會多。選系時，我選了西洋系。這個系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儘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只說漢語，德國老師只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只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在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裡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飢餓，終日飢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
由於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學期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狀元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當然更出我意料。我從此才有意識地努力學習。要追究動機，那並不堂皇。無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決不能從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學習三年中，六次考試，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第五部分第74節 季羨林自傳(2)
這是不是就改變了我那幼無大志的情況呢?也並沒有。我照樣是鼠目寸光，胸無大志，我根本沒有發下宏願，立下大志，終身從事科學研究，成為什麼學者。我夢寐以求的只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在當時謀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搶到一隻飯碗，無災無難，平平庸庸地度過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我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裡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前兩位是我的業師。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曾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在這裡，雖然已經沒有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我自己卻沒有放鬆對中國舊籍的鑽研。我閱讀的範圍仍然很廣，方面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游、姜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我都讀了不少。這對我以後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
一九三○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由於上面說過的一些原因，當年報考中學時那種自卑心理一掃而光，有點接近狂傲了。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我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我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我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選了清華，因為，我想，清華出國機會多。選系時，我選了西洋系。這個系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儘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只說漢語，德國老師只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只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在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裡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飢餓，終日飢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