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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江浙一帶的生源?”

  “是啊。”

  “我聽你口音可以大致聽出來。可是當時葉馨和我交談時,因為普通話說得好,我沒能聽出她是江南人,這下可糟了,她住進了精神病院,完全是悲劇的重演。”小彭不安地踱著步。

  “你說什麼呀?為什麼說是悲劇?不要那麼嚇人好不好?你到底是誰啊?”

  “不是告訴你了嗎,我就是個司機,但是我一直很關心‘405謀殺案’。那天,葉馨來採訪於科長,想多了解這個謎案,我就私下裡和她談了談。而她正是因為聽了我的一個線索,去了宜興,而就在她的那次江南之行中,‘405謀殺案’唯一的倖存者沈衛青神秘地墜樓了。葉馨回來後不久,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這件事讓我感覺非常壓抑,覺得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葬送了沈衛青,同時,眼睜睜地看著葉馨走上絕路。”小彭又將自己為什麼如此關注“405謀殺案”的原由說了一遍。

  聽著聽著,游書亮的小眼睜到了最大,開始有些理解為什麼葉馨會如此執著於查訪“405謀殺案”,顯然並不是僅僅因為那些“幻覺”。他見小彭臉色悲戚,忙說:“你也不要把事情想得那麼糟,葉馨不見得是走上什麼‘絕路’,聽上去太宿命論了。”

  “不是我想提倡什麼宿命論,只是不巧,這偏偏是個規律,405,江南女孩子,精神病院,墜樓……”

  小彭每說到一個詞,游書亮的心就顫一顫,沉吟道:“雖然我還是不完全同意你的歸納,但就葉馨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們的確要認真地幫她。”

  “是啊,我剛才聽到你提起‘檔案’,就感覺你可能還在進行什麼調查,是不是我自作多情了?”

  游書亮忙說:“怎麼會,我是在調查,是在設法幫葉馨,只是無從下手。那檔案是一個線索,葉馨看過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找來看看,會不會真的和‘405謀殺案’相關。”

  小彭停止了踱步,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似乎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終於說:“我看過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攝影協會的鐵皮活動房裡,游書亮和歐陽倩正在焦急地等著小彭的到來。原來峰迴路轉,小彭告訴游書亮,保衛科“擒獲”了葉馨後,他聽說這名和他交談過的女生潛入了學校檔案館,在夜半苦讀很久以前的一份檔案。他進出保衛科自如,和在自己的辦公室一樣隨便,正好保衛科里的幹事大多不是訓練有素的公安人員,警惕性有待提高,竟讓他得了個機會,抱走了那摞“月光社檔案”。他看著厚厚的卷宗,知道短時間裡讀不完,就狠了狠心,花了好幾十塊錢,將所有的內容都複印了一遍,很快又將檔案放回原位,自己回家細細閱讀。

  時近黃昏,小彭終於夾著一個公文包出現在門口。

  三個人沒有多費唇舌,將檔案攤開,小彭因為已將全文通讀,囑咐了幾句後,便到活動房外吸菸。

  因為曾聽葉馨多次提起那日記本,歐陽倩和游書亮便先找到那日記的複印件,從頭讀了起來。

  當歐陽倩讀到凌蘅素和駱永楓的婚禮上,其中的一件禮物就是一個即將完工的神奇人體標本時,不禁“啊”地叫出聲來:“這再次證明小葉子的確能看見常人看不見的東西,她真不該去住什麼精神病院,我們得想辦法儘快讓她出院!”

  游書亮說:“如果她出了院,還是躲不過6月16那一難怎麼辦?”

  “這就不用你擔心了,總有辦法的。小葉子那晚一定要在我家住,我媽已經說了,到時候用大鏈子把她捆起來,總安全的吧?

  游書亮皺了皺眉頭:“怎麼聽上去這麼可怕?好像跟住精神病院也差不太多了。”

  歐陽倩嘟囔了一句:“你家才像精神病院呢。”又繼續看了下去。日記前面的部分,她已在醫院裡聽葉馨講過,雖說當時聽得將信將疑,畢竟還有印象。當她看到1967年5月23日以後的內容,正是葉馨沒來得及讀完的部分,便格外專注起來。

  ………………………………………………………………………………

  1967年5月23日

  今天,終於迎來了區裡的公審,本校和我一起挨批鬥的還有另外兩個出身有重要問題的學生,還有附近各高校類似的學生,總共十八個人,被批鬥的群眾戲稱為“十八羅漢”,公審會開到一半,其中一個被批鬥的學生就往台下跳,雖然沒死,但頭破血流,腿也摔斷了。

  回來時,我的眼鏡碎了,渾身是唾沫,膝蓋因為跪得太久,已腫了起來。

  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莫過於此了吧?

  這時候,我突然能理解為什麼那麼多“月光社”同仁會不約而同地痴求玉碎。首先,他們大概都太過唯美,沉醉於古典音樂的人是不是有這樣的通病?追求唯美的人,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或者,根本就沒有試著去承受?再聯想起以前學過的那點心理學,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選擇跳樓做為自殺的方式,會不會是一種集體暗示行為,一種趨同性的追求?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我有些害怕了,難道自己也產生了相同的念頭?

  不會的,我還很在乎生命,在乎那些愛我的人。我從小就缺少父母的疼愛,所以對任何愛我的人都很珍惜,甚至可以說,我就是為他們活著。

  但那樣的人似乎並不多,伯父生死不明,伯母已去世了,依依、勁松,還有誰呢?

  1967年6月1日

  這大概是我寫的最後一篇日記了。

  原因之一,明天起,我就要被隔離審查。其實最近我已經被盯得很緊,即便這篇日記,我也是在廁所里寫的。這個日記本,我一直放在宿舍樓五樓的那一小間衛生用具室里,那裡有幾個放雜物的破柜子,堆著許多永遠沒人清理的破爛,從舊招貼畫到破損的馬扎,什麼都有。

  原因之二,我感覺調查組似乎鐵了心要查出我和“月光社”的淵源,我不知道還能支撐多久。有時我在想:為什麼?是不是學校很久沒有“大案”可抓了?似乎並非如此。找個理由批鬥我?他們不需要任何理由,一句話,我就已經被公審了六次,挨的拳腳和唾沫不可計數。

  唯一的解釋,有人想讓我成為正式的罪人,入獄,甚至槍斃。如果有確鑿的證據,我就能很順利地被從歷史上抹去。

  我想,我一定是個瘋子,即便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想保留這份日記。如果我是個正常的人,應該在調查一開始,就將這日記燒為灰燼。

  但我知道我的意識,是想記錄下這段日子,記錄下“月光社”的清白和掙扎,或許有朝一日得見光明,提醒後人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雖然壓力很大,難得的是,勁松還常來看我,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飯,鼓勵我堅強下去。不可否認,他的確是我至今仍保持堅強的動力之一。他對我如此,我沒有必要向他保留任何秘密,於是我將“月光社”的事告訴了他。

  另一個知道我是“月光社”僅存者的是依依,但她很久沒有出現了。

  我可以理解,因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又在“狄托”的監視之下,任何繼續接近我的行為,都無疑飛蛾撲火。我能感覺她還惦記著我,期待著重逢的那一天。為了這個期待,我會隱忍,即便長期隔離,甚至入獄,我也會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樣,“將牢底坐穿”。

  今天是兒童節,從調查組回來的時候,看見學校附屬幼兒園的孩子們在行政樓前的糙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無憂無慮,心裡突然酸楚。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裡會想到身遭正發生著巨變。同時又想起,當年和勁松兩個人,也都是這樣無憂無慮地玩耍著。

  1967年6月15日

  我食了言,又拿出了這個日記本。這個日記本在原地放著,顯然沒有被移動過。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調查組突然告訴我:調查已經結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個月的隔離審查,每天面對的,除了調查員,就只有牆壁。如果我說此刻我還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種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並不代表自由了。調查組的人告訴我,老老實實在宿舍呆著,等著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調查組的人被我逼問得煩了,終於告訴我說,有人提供了證據,我的確是“月光社”餘黨。怎麼處理我,調查組做不了主,他們自稱還算有人情味兒,放我回去,是讓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個氣,做好一去不返的準備。所以回校並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監視著我。他們同時上報市里,等待處理決定,入獄是至少的,也許會更糟。

  我呆呆地站在調查組的辦公室里,腦中空白一片,不知道該有什麼樣的心情,從表面看,仿佛我還捨不得這審查了我幾個月的地獄。

  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一路上想了似乎想了很多,但什麼都沒想明白。知道我參加過“月光社”的只有勁松和依依,如果真有人作證,就應該是他們兩人中的一個。我雖然問過調查組誰是證人,他們堅決不說,是要保護革命同志,但在下次公審時會,會拿證詞一一和我對質。

  會不會他們只是準備誣陷我?

  臨出調查組時,聽他們說起了我參加“月光社”活動的幾個細節,都是實情。

  這麼說,勁松和依依兩個人中,一定有一個供出了我。

  剛回到宿舍,勁松便聞訊趕到了。他一見我,頓時愣住了,隨即竟然眼圈紅了。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一向如鐵打般的勁松這麼難過,或許是我近半個月來不事梳洗,邋遢得像個流浪漢的緣故。但他一開口,我就知道他的難過另有原因。

  他已經聽說了我將被定罪的事。

  “你既然知道了,為什麼還來找我,不怕以後背個‘通敵’的罪名嗎?”我被他這麼快的到來深深打動。

  “這是什麼傻話,我怕過什麼?”勁松還是那氣吞河山的樣子,“知道是誰供出你的嗎?聽那些調查組的人說得有板有眼,說是證據確鑿。”

  我嘆了一聲:“知道這件事的只有兩個人。”

  勁松驚訝地望著我。他當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

  他一動不動地望著我,忽然說:“我這就去前衛線醫院,把依依叫來,問她為什麼做這樣的事。”顯然,他不是揭露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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