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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論述方法上來看，拙文貫穿始終的方法有二：一是“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的“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剝筍式地探討情節邏輯，挖掘作者的意圖，進而考察作品的整體意義;一是在辨析史料、文本以及層層推論時儘可能嚴格遵循“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的“樸學”方法(梁啓超先生語)。至於這種方法在拙文中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請廣大讀者嚴格檢驗。拙文在論證過程中作出結論時，使用的都是“不可作歧義解釋的論據”，並且每一個階段性的結論都是下一步推論的前提。
“新批評”對於廣大文學批評家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批評方法。所謂“熟悉”，就是大多數人都以為這是一種“狹隘的形式主義文論”，而且只適合於解讀詩歌和短篇作品;所謂“陌生”，就是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是一種完全可以用來準確解讀長篇作品的鑑賞和批評方法，而且是治療當前文學批評家們“失語症”和“囈語症”的良方。
說到“準確解讀”，大概就會有人要拿出“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套話來為自己執著的偏見作辯護。“新批評”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說得很好：“要硬說沒有一點有力的證據證明一名讀者的反應比另一名讀者更正確些，實在是絕望者的強辯。”
在很多新銳的文學批評家眼裡，“新批評”可能是失勢和過時的批評方法，是充滿偏頗和錯誤的東西，可是他們也許並不知道，即使在新學說層出不窮的美國，“新批評”在公立學院和大學中仍然是一個主導的教學模式。
拙文對“新批評”方法的運用，主要側重於梳理小說的“時序”(年代序列和人物年齡)，而這一工作的成果恰恰構成全面和深入理解《紅樓夢》的基礎。當前80回與後40回的關係並不明朗，甚至真實的作者還不為人知曉時，談論小說《紅樓夢》的藝術水準、價值及其意義，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
最後我想簡單地談一談天文歷算和八字命理對於拙文論證的意義。如果沒有對小說中這兩方面問題的深究，絕不可以得出拙文現有的結論。當我們期盼有新的材料出現，以使紅學研究真正走出僵局之時，很遺憾，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新的材料”恰恰長久而寂寞地存在於小說所寫的天文曆法和八字命理之中。
“新批評”對於廣大文學批評家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批評方法。所謂“熟悉”，就是大多數人都以為這是一種“狹隘的形式主義文論”，而且只適合於解讀詩歌和短篇作品;所謂“陌生”，就是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是一種完全可以用來準確解讀長篇作品的鑑賞和批評方法，而且是治療當前文學批評家們“失語症”和“囈語症”的良方。
說到“準確解讀”，大概就會有人要拿出“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套話來為自己執著的偏見作辯護。“新批評”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說得很好：“要硬說沒有一點有力的證據證明一名讀者的反應比另一名讀者更正確些，實在是絕望者的強辯。”
在很多新銳的文學批評家眼裡，“新批評”可能是失勢和過時的批評方法，是充滿偏頗和錯誤的東西，可是他們也許並不知道，即使在新學說層出不窮的美國，“新批評”在公立學院和大學中仍然是一個主導的教學模式。
拙文對“新批評”方法的運用，主要側重於梳理小說的“時序”(年代序列和人物年齡)，而這一工作的成果恰恰構成全面和深入理解《紅樓夢》的基礎。當前80回與後40回的關係並不明朗，甚至真實的作者還不為人知曉時，談論小說《紅樓夢》的藝術水準、價值及其意義，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
最後我想簡單地談一談天文歷算和八字命理對於拙文論證的意義。如果沒有對小說中這兩方面問題的深究，絕不可以得出拙文現有的結論。當我們期盼有新的材料出現，以使紅學研究真正走出僵局之時，很遺憾，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新的材料”恰恰長久而寂寞地存在於小說所寫的天文曆法和八字命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