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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生一個鮮明的意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從來遇事不想著‘怎麼辦,怎麼辦’的人,我對他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南懷瑾先生認為這是講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麼辦,去加以研究。若只是糊裡糊塗地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麼辦了。在南懷瑾先生看來,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
“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句像繞口令一樣的話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人生需要有一個意義。人既然已經有了生命,就應該知道自己的這一生要做什麼,該做什麼,給自己一個目標,指引自己的人生方向。如若不然,只能稀里糊塗地過一輩子,到臨死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的一生究竟在幹什麼,為什麼過這一生。
人生是一個大課題,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們都進行過探討,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世上的大多數人也應該都曾經追問過人生的意義,然而能夠得出結論的依然很少。究其原因就是大家的研究都是大而化之的,也就是說是在一個廣泛地基礎上,找出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結論。這明顯是方向出現了錯誤。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的個體,在不同價值觀的薰陶之下,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人生意義。既然不能給出一個人人都信服的答案,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就要給自己的人生一個鮮明的意義,讓自己的人生變得充實而明確。
人生是一個過程,生命的意義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總結而得出的,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確定了生命的意義,只有在總結我們曾經走過的路以及自己的人生經驗的基礎上加以思考,才能形成一個完整而又清晰的人生意義。有了意義之後,我們的人生進行得就會順暢而又目標明確,我們就能給自己做過的任何一件事情以準確的評價。
因為我們是獨一無二的生命體,所以我們的人生意義也必然是與眾不同的,在確定自己的人生意義的時候,不能受到他人的干擾,因此人生意義的確定是在自己的經驗範圍之內形成的。整個人生就是一個“行動-思考-行動”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每走完一段路,都要進行思考總結,以指引以後的道路。在這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中,我們的人生會充實而又豐滿。
譚嗣同是晚清時期戊戌變法時的代表人物。他出生於官宦世家,受儒學薰陶,和許多士大夫一樣擁有報國的胸懷。譚嗣同從小對王夫之的思想很感興趣,因此他非常反感八股文,講究學問的經世致用。他曾經和大刀王五結成摯友。
譚嗣同接受了西方思想和科技,後又遊覽各地,開闊了視野。這個時候的譚嗣同已經對清政府的各種制度感到不滿。甲午戰爭,清政府一敗塗地,割地賠款。他堅決反對清政府這種妥協的行為。這個時候,變法思想已經開始傳播。譚嗣同決心通過變法的方法使清政府自立自強。他“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
戊戌變法沒開始之前,譚嗣同就積極進行各種維新活動。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從哲學的角度論述變法的重要性。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
不久光緒帝召見譚嗣同,表示同意變法,並下詔授給他四品卿銜,參與新政。在與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達到劍拔弩張的時刻,譚嗣同去會見袁世凱,要他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表面上答應,暗地裡卻告知了慈禧太后。維新運動失敗後,他不顧自身安危,多次營救被囚禁的光緒帝,均告失敗。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臨死之前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邁詩句。
人生需要一個意義,沒有意義的人生是缺乏激情和動力的。渾渾噩噩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是對上天賜予我們的生命的浪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既然不能重來,就讓自己過得精彩。精彩的人生需要一個精彩的人生意義作為指引。一個精彩的人生意義,能夠讓我們為之奮鬥一生,值得我們為它放棄很多生命中重要的東西。擁有這樣的人生意義,生命的長短就變得毫不重要,與其毫無生氣地度過百年,不如轟轟烈烈地活個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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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從來遇事不想著‘怎麼辦,怎麼辦’的人,我對他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南懷瑾先生認為這是講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麼辦,去加以研究。若只是糊裡糊塗地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麼辦了。在南懷瑾先生看來,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
“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句像繞口令一樣的話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人生需要有一個意義。人既然已經有了生命,就應該知道自己的這一生要做什麼,該做什麼,給自己一個目標,指引自己的人生方向。如若不然,只能稀里糊塗地過一輩子,到臨死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的一生究竟在幹什麼,為什麼過這一生。
人生是一個大課題,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們都進行過探討,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世上的大多數人也應該都曾經追問過人生的意義,然而能夠得出結論的依然很少。究其原因就是大家的研究都是大而化之的,也就是說是在一個廣泛地基礎上,找出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結論。這明顯是方向出現了錯誤。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的個體,在不同價值觀的薰陶之下,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人生意義。既然不能給出一個人人都信服的答案,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就要給自己的人生一個鮮明的意義,讓自己的人生變得充實而明確。
人生是一個過程,生命的意義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總結而得出的,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確定了生命的意義,只有在總結我們曾經走過的路以及自己的人生經驗的基礎上加以思考,才能形成一個完整而又清晰的人生意義。有了意義之後,我們的人生進行得就會順暢而又目標明確,我們就能給自己做過的任何一件事情以準確的評價。
因為我們是獨一無二的生命體,所以我們的人生意義也必然是與眾不同的,在確定自己的人生意義的時候,不能受到他人的干擾,因此人生意義的確定是在自己的經驗範圍之內形成的。整個人生就是一個“行動-思考-行動”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每走完一段路,都要進行思考總結,以指引以後的道路。在這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中,我們的人生會充實而又豐滿。
譚嗣同是晚清時期戊戌變法時的代表人物。他出生於官宦世家,受儒學薰陶,和許多士大夫一樣擁有報國的胸懷。譚嗣同從小對王夫之的思想很感興趣,因此他非常反感八股文,講究學問的經世致用。他曾經和大刀王五結成摯友。
譚嗣同接受了西方思想和科技,後又遊覽各地,開闊了視野。這個時候的譚嗣同已經對清政府的各種制度感到不滿。甲午戰爭,清政府一敗塗地,割地賠款。他堅決反對清政府這種妥協的行為。這個時候,變法思想已經開始傳播。譚嗣同決心通過變法的方法使清政府自立自強。他“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
戊戌變法沒開始之前,譚嗣同就積極進行各種維新活動。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從哲學的角度論述變法的重要性。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
不久光緒帝召見譚嗣同,表示同意變法,並下詔授給他四品卿銜,參與新政。在與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達到劍拔弩張的時刻,譚嗣同去會見袁世凱,要他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表面上答應,暗地裡卻告知了慈禧太后。維新運動失敗後,他不顧自身安危,多次營救被囚禁的光緒帝,均告失敗。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臨死之前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邁詩句。
人生需要一個意義,沒有意義的人生是缺乏激情和動力的。渾渾噩噩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是對上天賜予我們的生命的浪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既然不能重來,就讓自己過得精彩。精彩的人生需要一個精彩的人生意義作為指引。一個精彩的人生意義,能夠讓我們為之奮鬥一生,值得我們為它放棄很多生命中重要的東西。擁有這樣的人生意義,生命的長短就變得毫不重要,與其毫無生氣地度過百年,不如轟轟烈烈地活個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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